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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吃食·人物·记忆(七)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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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鱼汤
       在外面吃饭,酒酣之后大家常异口同声地要一盆疙瘩汤当主食,于是这种再简单不过的北方家常饭堂而皇之地上了席面。
       不少人把拨鱼汤混叫为疙瘩汤——我就是如此,一些饭馆也闹不清楚,反正面疙瘩在汤里,其实两者的做法是有区别的。做拨鱼汤很简单。把面粉放在碗里加水搅成略稠的糊,以葱花炝锅,下西红柿煸炒后加酱油和水,水开后用一根筷子沿碗边把面糊往锅里拨,不能急,手艺好的能把每根面鱼都拨得和筷子一样粗细。面鱼稍煮,撒上打好的鸡蛋液,关火,滴上几滴香油,放香菜,根据个人的习惯可以放白胡椒粉,即大功告成。
       当年北京普通人吃饭并不十分讲究,可也要有干有稀,稀的,多数是粥或热汤面疙瘩汤之类。疙瘩汤热热乎乎,里面有粮食有蔬菜,又有咸淡味,在生活不富裕的年月,馒头窝头加上一锅疙瘩汤就可以当一顿饭,饭量小的,更是一碗疙瘩汤足矣。因此,几乎没人不会做这亦饭亦菜的吃食。我因常做疙瘩汤而自认为水平不错,因为大家都爱吃,晚饭也就常预备,一家三口吃的其乐融融,有时来了客人也会做上一盆,通常皆大欢喜。
       由疙瘩汤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位邻居。我家住的那四合院有个跨院,只有两间北屋和一间灰顶南房。北屋住着在中学教语文的周先生两口子,南屋是周先生的丈母娘——院里孩子们称她韩姥姥,——一位瘦老太太,身体似乎不大好,不是颤颤巍巍拄着拐棍,就是推个小推车慢慢的挪步。韩姥姥的闺女后来死于肾病,周先生续弦搬了家。成了孤寡老人的韩姥姥每月从政府领几块钱救济,但不够用,于是又找了糊洋火盒的活儿。把七七八八的木片纸片弄到一块并不容易,糊十个不过几分钱,老太太的生活可想而知。不过,人老了,吃喝穿用也就那么回事,更需要的,恰恰不是钱,对此,不到一定的年龄不会懂。
       周先生搬走那段时间,空出来的北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不知是不是喧闹让老太太想起了短命的闺女,她的门老关着,做饭的时候才出来——门依然关着。孩子们常围着看她在门前的铁皮炉子上做饭。一个孤老婆子,牙口又不好,饭自然简单,常能看见她用个很小的单把锅打面糊,有时候也做面片和疙瘩汤,对老人来说,撒上蛋花、淋上香油的疙瘩汤,恐怕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韩姥姥做饭时会和孩子们说话,并招呼去她的小南屋,只是没人愿意去,因为小屋里黑乎乎的总有股霉味,也并没什么秘密:极小的房间里只有破旧的桌椅、板铺和炉子,和一辆小孩竹车,车上装着糊好了准备交活儿的洋火盒——这是小屋里唯一不许孩子们动的东西,除了几个羊拐几本小人书,小屋里没什么可玩的。我家是不许孩子串门的,但在表姐的带领下还是去过两回小南屋,看老太太盘腿糊洋火盒。老太太叫我们到铺上玩,好像脱了鞋就走不了。铺上铺着皮褥子,应该是人老了火力差怕冷。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韩姥姥到我家串门并送来了两小包点心,这之前,两家人没什么来往。多年以后我琢磨过送点心的原因,是希望孩子们再去她家,还是感激孩子们带去的短暂欢乐,或两兼而有之?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人老了难免寂寞,有孩子在身边,是一种慰藉。
       再往后,北屋住进了新人家,我再也没进过小跨院。一九六六年八月,韩姥姥被抄了家批斗,糊洋火盒的活儿自然没了。之后每天早晨在北屋“红五类”的恶声恶语中出去扫街,胸口上挂着写有“地主婆某某氏”的牌子。
       韩姥姥虽然能忍下接连不断的变故和屈辱,却无法顶住最后的那根压跨骆驼的稻草,北屋“红五类”找街道革委会递了话,说政府不该照顾地主婆,黑五类拿救济等于继续吃剥削饭,于是老太太每月领的几块钱补助被取消。这一年的年底,断了生计的韩姥姥在某天夜里上吊自杀,我还记得火葬场装走她的是个黄色尸袋!
       长大以后,我曾问过一些的老街坊,谁也说不清一九六六年时韩姥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但可以断定,降临在古稀老人头上的,是夺命的一刀,被杀死的,不是生的勇气而是希望,被消灭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灵魂。
      住北屋的“红五类”老太太在一段时间内遭人背后非议,一个人不敢在跨院里待着,多年以后还为这个过节做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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