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今昔（已发《北京日报》）

此文刊登在2015年3月10日《北京日报》《深读周刊·广场》栏目。原有6000余字，为投稿压缩至4000，最后经报社修改为3300余字。下帖是投稿时的原文。

鞭炮今昔
      中国放鞭炮的年头儿，不比一些国家的历史短，中国人很早就把竹子扔进火里听那砰啪的响。据传为东方朔写的《神异经》里说，“燃竹而爆”是为了赶走山魈，和给人壮胆子有关。后来方士们炼丹歪打正着弄出了火药，于是有了装着火药的竹筒，叫爆竹。北宋时，人们开始用卷纸代替竹子包裹火药，是鞭炮的现代形态，并因形状改叫炮仗——仗字通杖，再往后又改为鞭炮，喻其点燃后类似甩鞭子的声响，放着样的鞭炮，少说也有一千年了。
中国人（不单是北京人）放鞭炮的学问极有讲究，从时间上说，一年四季并没有固定的限制。从目的上说，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买卖开张庙会开市许愿还愿捉鬼驱妖都得放，甚至对门街坊不顺序，买卖铺子谁瞅谁别扭，也得拴上面镜子点两挂炮仗。当然，放鞭炮最集中的时间非春节莫属，据说春节期间鞭炮使用量至少是全年的一半，对中国人和华人来说，没有鞭炮简直就不是过年。
      北京在皇上跟前儿，老礼儿老面儿真讲究穷讲究特别的多，清朝百一居士在笔记小说《壶天录》里说：“京师人烟稠密，甲于天下。富家竞购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贫乏家即谋食维艰，索逋孔亟，亦必爆响数声，香焚一炷；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此习尚类然也。”也就是说，不论贵贱贫富，北京人过年没有不放鞭炮的，在乎的程度，借用老舍《正红旗下》里那段描写腊月二十三放炮仗的传神场面足以佐证：“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钮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放完一阵，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应得到四邻的热情夸赞”。
      老人们说，旧时北京一进腊月就有花炮市，茶叶铺、杂货铺甚至干货铺子也能代卖，即使破四旧那些年，鞭炮仍是北京人年货中重要的内容，只是公私合营后规范了经营范围，都是日杂商店专营，偶尔也能在胡同里的合作社买到品种简单的小鞭。腊月中旬到大年三十，卖花炮的柜台或摊子前总有顾客，其中不少是半大不小的男孩子，他们会用自己攒的零钱或刚得到的压岁钱买些鞭炮，故老北京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丫头要花，小子要炮”的说法。
      早年间，腊八就有放鞭炮的了，但正经时候要从祭灶开始，至于东一声西一响，那是孩子们玩，与过年的正事儿无关。每年春节是孩子最快乐的时候，除了能吃到平时少见的食物，还有充裕的时间。寒假作业不是提前完成就是临时突击，剩下的就是玩。孩子玩心大，老觉着手里的鞭炮数量不足，也就不愿意整挂点燃，到手的鞭炮差不多全拆开以便一个个的放。一旦有整挂的鞭炮响过，便有小孩过去寻找没响的意外之财。炮仗捻儿很容易掉，拆时需格外认真。没捻儿的撅开了夹上个带捻儿的叫机枪架大炮，撅断直接点的是呲花，啐口唾沫把半截呲花立上，点燃了猛踩，凑巧了也能响，声音类似蔫儿屁。那段时间，男孩子的衣袋里总有炮仗，一只手捏着香或点着的木头片（最好是向日葵秆，能经久阴燃），半大小子也会借机抽烟，想放时从兜里摸出一个，点着了往上一甩，潇洒自如得意洋洋。至于由鞭炮而来的小游戏和恶作剧，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用不着多说。
      不是人人天生都敢放花放炮，胆子是练出来的。常有小孩抻长了胳膊拿香点地上的小鞭，点着没点着都安弹簧一样蹦起来飞跑，可不用多久他就能自如操作了。所以，拔高点说，放鞭炮是男孩子形成勇敢和细心品格的有效途径。小时候很羡慕用手捏着二踢脚放的人，印象最深的是某年初一到蒜市口河泊厂给亲戚拜年，和我弟弟跑到花市玩，看见一帮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每人自行车后架上夹一捆二踢脚。隔着马路比着放。没一会就变味了，专横着往人堆里打，或捏着点燃，待第一响后朝对面扔出去，效果如沾地就炸的触发手榴弹。我在二三年级时开始捏着小鞭尾巴放——捻儿着到根才仍出去。再大点，就敢拿着放二踢脚了，也没觉得有危险，至于有一阵子说鞭炮炸着了多少场火炸瞎多少只眼，不过是为了配合禁放。我也受过一次轻伤，因为玩得高兴，把寸余长的钢鞭和香攥在一块，右手被炸肿。那时孩子皮实，也没觉得怎么疼，只是中午吃饭拿不住筷子。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他们父辈当年对鞭炮的痴迷，揣着鞭炮满胡同找乐的小孩更难得见到。这些年，过年放花放炮的几乎全是大人，远远观看的孩子，不是呲牙咧嘴吱哇乱叫就是闭眼捂耳朵，有的干脆被大人搂在怀里，或拦着拽着不许近前，这胆儿！
      当年一般家庭买和放的多是挂鞭，加上少量麻雷子和二踢脚，至于滴滴金儿和起花、炮打灯之类，是哄女孩子和小孩儿的玩意儿，半大小子不屑一顾，大人更懒得放。我小时北京的花炮种类有限，当年大杂院的邻里关系不错，谁家有了新鲜花炮，都会让孩子到各家说一声以求同乐。七零年，随父母给一亲戚拜年，得到数十个从广州带回来的花，火箭飞机鱼雷快艇母鸡下蛋小马拉车，都是北京见不着的。晚上放时全院的大人孩子几乎全部出动，之后还几天里不断有孩子来打听今儿晚上还放不放。
      据说，过年放鞭炮的时间是有规矩的，可也没那么严格，多是三十晚上、子夜时分和初一一大早，那几个时间段炮声哗哗的连成片，在屋里说话都得放大了嗓门。我家邻居那山东老头很讲究放炮仗的规矩，三十熬夜时，媳妇和儿子包饺子，他就躺在床上冲盹儿或抽烟，却不忘一会叫儿子出去点一挂，还念叨着该请什么什么神了，一宿得折腾多少回。老头曾给我说过应该什么时辰送神什么时辰接神，乱七八糟的没记住。
      旧时正月十五晚上商家要放焰火，有一定实力的店铺会在自家门前空地上提前搭好架子，挂上大型烟花，贴上“定于今晚燃放花盒烟火共庆上元同乐春宵”之类的欢迎词。我父母那代人还记得，旧时鼓楼到后门桥沿街两侧不少商铺都会燃放花盒子和太平花炮，有的还要挂花灯烧火判儿。虽是做广告招揽生意，却增添了节日气氛，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到我记事时这传统早就没了，但“五一”、“十一”会定点燃放焰火（俗称放花）和打探照灯。
      花炮本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到了工业和商业主打的年代，自然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在居民密集的城市，污染空气、制造噪音和纸屑杂物以及可能引起火灾或人身伤害，使这种习俗越来越受指责，在各方面的呼吁下，北京在一九九三年底发布了禁放令。转过年的春节是第一次禁放，警车救火车满大街转悠，老头老太太也戴上红箍在胡同和小区里遛达，专逮放炮仗的。积习虽然难改，可绝大多数人还是守规矩的，加上过年前大批外来人员返乡，北京白天不堵车不排队不吵闹，晚上更是出奇的清净，让人恍惚穿越回了几十年前。
      曾几何时，鞭炮声是告知天下新人百年好合的号炮，噼里啪啦一响，多少人羡慕、感叹和默默的祝福。当年我一同事娶了位师长的闺女，婚礼开始时，十多个小伙子站在礼堂顶上放万头挂鞭，震天动地持续了十数分钟，在场者无不惊心动魄。禁放后就不行了，结婚只能踩踩气球，那动静连自个儿都听不清楚，于是人出点子：制造声效应鞭炮——可称鞭炮的后现代形态，逢年过节办喜事放段录音，没噪音不污染又有动静还能刺激消费，一举多得。不过并没见着厂家响应，可见放花放鞭不单是为了刺激耳朵。真有憋不住想过瘾的，就只能跑到郊区，帮着农家院的主人接神送神，背井离乡去欢度新春了。
      老北京人好热闹，无论是上街游行打架斗殴还是菜市口砍脑袋，都有人围着起哄架秧子。对不少人来说，春节不让放炮仗简直的受不了，可又没法子——谁也没大年里跑到拘留所吃窝头的瘾。没几年，又有人说话了：春节放花炮并非简单的民俗，不仅事关悠久历史传统文化，还能坚定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以及对外输出软实力什么的，于是主张开禁的呼吁越来越多。二零零六年春节，北京市将实行了十二年的禁放令改成了五环路以内有限制燃放，大家虽觉得有点别扭，可毕竟开了禁。
      解禁当年，城区不少人疯一样的购买和燃放，甚至跑到外地采购便宜货，结果是那两年北京很时髦礼花弹和各种威力奇大的玩意儿，因此造成的事故据说也有所增加，但北京的春节也确实又热闹了几年。我住的楼前有块空地，解禁后每年除夕到元宵的晚上都有不少放花炮的，开始几年，掀开轿车后盖一箱箱往下搬了放的并不在少数，可这两年越来越少，里面的原因，一是北京人深受雾霾的祸害，不少人觉着，少放两挂鞭炮换来干净的空气还是划算的，另一方面，现在的花炮质量远非当年可比，可价钱也贵，又不是生活必需品，过过瘾就得，买多买少放多放少其实差不了多少。就是买得再多，现而今放起来，大约也找不着小时候那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