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风吹皱（组章）

       国庆节那天凌晨，母亲在电话里悄声告诉我，弟弟已经牵着马到村头路口等我回家了。

       后来，我知道，弟弟出发的时候星月连同露水打湿了他的发梢。

       天刚蒙蒙亮，我匆忙打点好行李，搭上开往老屋最早的班车。

　　窗外的风景不断往后倒退，车子行驶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颠簸的班车让酸酸的胃液摇挤到我的口腔。赶紧用手紧紧地捂住嘴唇。身畔好心的的乘客赶紧递给我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嘴里的东西立即像离弦的弓箭呼啸而去。

　　刚下车，就看见弟弟憨笑着向我走来。他去年帮亲戚建房子摔伤了脑袋，语言功能还没有恢复，右臂也瘫痪了。弟弟吃力地把我的行李绑在马鞍上，用手指比划着让我骑马。我的童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只是最后外出求学、谋生，在外流浪的年头里再也没有机会爬上马背了。我苦笑着摇头告诉他：“我怕从马背上摔下来。”他指画着告诉我：“我帮你牵马走在前面，不会摔下来的。”

　　我执意走路回家，弟弟赶着马安静地走在我的前面。淹没膝盖的野草，密密麻麻地遮挡着山间的小路。遥望故乡，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十户萧索低矮的瓦房。马儿疲惫的叫声回荡在山谷，惊起林中的鸟儿四处乱窜。踩着脚下枯黄的落叶，稍不留神，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没走多远，汗水已渗透了我的衣服。

　　三个多小时后，终于走进了寨子。泥土版筑的墙壁，在时间的轮回里，长满了青色的苍苔。疯长的野草，依然顽强地扩张它的领地；粗壮的野藤，攀住篱笆，翻过后墙，覆盖了屋顶的瓦片。一只只黑色的蜘蛛，在瓦楞的檩条上，吐着丝，编织着一张张硕大的网，有的蜷缩在网上冷冷地瞪我，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母亲笑着迎出家门，用衣袖擦着我额头上的汗水，心疼地责备着我：“怎么不骑马回家？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我从她刻满皱纹的脸上，我看到了岁月烙下的沧桑，鼻尖发酸，但笑着说：“回家真好，我不累！”母亲笑着说：“饭，我早就煮好了，就等你回到家再煮菜，菜煮早了就不好吃了。”她转过身，麻利地将锅头架上火炉。

      我费力地举起斧头在院子里劈柴。当我站直身子，抬手抹掉汗水的刹那间，年过八旬，耳聋的伯母映入我的眼帘。她拄着拐杖，佝偻着驼背，苍老的脸几乎和地面贴近，背着的背篓里，装满了干柴。她左手抓住木制的楼梯，右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一点一点地向上挪着。我的心随着摇晃的背篓，加快了跳动。夕阳拉长了她的背影，在这荒芜的寨子里，显得那么的孤凉。

     遥远的数十年前，一场大饥荒夺走了伯父的生命，那年堂哥刚满两岁，伯母独自把他拉扯大。堂哥很争气，成绩特别好，成了第一个走出寨子，在城里端了铁饭碗的人。寨子里的长辈们杀鸡宰羊，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天一夜。随后，我的伯母，风风光光地走出寨子跟堂哥居住。次年，堂哥娶了媳妇，我的嫂子是城里人，因生活习惯不同，婆媳矛盾日益尖锐，三天两头的争吵，伯母一怒之下返回老屋，再也不愿去城里享福了。

　　“喵——”我循声望去，只见一只灰色的猫，正在七公家屋顶的瓦片上翻滚，眼瞎的七公打开大门高声喊：“阿福，是你回来了吗？我听到院子里有响声。”七公是个命运多舛的人，文革时老伴被活埋，他被丢下山坡，大难不死，捡了条命回来，眼睛却被树枝扎瞎了。他唯一的儿子阿福和媳妇也忙于进城带孙子读书去了，三个女儿远嫁他乡，家里只剩下七公一个人。白发苍苍，年过九旬的七公，拄着拐杖，靠立在门口，常常在秋风中，黄昏下，映成了一幅悲伤的风景。

     我急忙扔下斧头，跑下石阶，轻轻地推开七公家的篱笆门，笑着说：“七公，伯父忙完这段时间，过几天就能回家看你了。”七公听到我的声音微笑着说：“原来是我的乖孙女回家啰！”七公家，可是寨子里第一个盖起吊脚楼瓦房的人家。扶着他走进家门，一股发霉的腐烂味道扑面而来。年久失修的楼板，长满了叫不出名字的菌子。我不断地提醒着七公：“小心些，这里的楼板坏了。”七公抽噎着说：“不碍事，我习惯了。最心疼的是土地都荒了，我这把老骨头到了九泉下怎么和祖宗交代呀？”我只能安慰着七公：“时间长了，伯父他们在城里呆腻了就都会回家的。”搬来废弃的木块堵上布满窟窿的楼板，走出七公家，我心如刀绞一般疼痛。

     吃过晚饭，我独自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今夜，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蟋蟀在草丛里弹琴。打着灯笼的萤火虫，沿着我回家时弯弯曲曲的山路，拼命地飞向远方，它们是否也在仓促逃离这片贫瘠的土地？

     记忆中的故乡不是这样的。我的故乡有着勤劳勇敢，质朴谦厚，永不屈服的乡亲们。他们起早贪黑，用勤劳的双手在贫瘠的土地上忙个不停。春天，忙着播种；夏天，忙着锄草；秋天，忙着收获；冬天，忙着开垦荒地。寨子里，狗叫声，鸡鸣声，孩子们的嬉闹声，傍晚赶着黄牛回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绵长有味，演奏着生命乐章里最美妙的交响曲。而我的祖辈们，包括我的父亲，永远倒在土地上的那一刻，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锄头。

　　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诱惑下，寨子里的年轻人幡然醒悟，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带着妻儿南下淘金去了。等小孩到了读书的年龄，他们便回到县城租个房让老人看管小孩上学，他们每个月只是按时寄钱回来。最终，寨子里的学校变成了一座空旷的废墟。年轻的姑娘，离开学校的大门，迫不及待地远嫁他乡逃离村庄。现在，留守在寨子里的就只剩下那些舍不得离开故土的病弱老人了。

　　老屋微弱的灯光，穿过瓦片的缝隙，直射向漆黑的夜空，我似乎找到了故乡的痕迹。想起寨子里的乡亲们，我希望，他们不要和我一样，在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里奔波忙碌。然而我又不希望，他们和我的祖辈们一样，倒在贫瘠的土地上，流干最后一滴血。更不希望寨子里的留守老人，在回忆和等待中孤独度过残年。他们应该逃离时代宿命的安排，有新的生活。

      秋风带着侵肤的寒意，迎面扑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祖辈们一种隐痛的呐喊？目光穿透冷风，我只知道，这个偏僻，贫穷，落后的小寨子，站着我的祖辈，祖辈的身后，跟着我哑巴的弟弟，年迈的母亲，耳聋的伯母，瞎眼的七公，还有一个睡不着觉的我。





　　冷霜染红的枫叶在秋风中瑟瑟作响。一只用竹篾编制的背篓，孤零零地蜷缩在篱笆下。

　　背篓的主人，我的伯母，就在三天前被装在那口仅仅花费了四百块钱买来的棺材里，从后院那间破瓦房抬到了后山。

　　冰冷的秋风，宛如无情的鞭子抽打着枫树，几片染上秋寒的枫叶飞进后院，在地上飘来荡去不肯着地。鸟儿也不忍目睹这样的悲戚，纷纷地飞走了。

　　走进后院，伯母的身影，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苍白的头发，刻满皱纹的脸，凸起的颧骨，浮肿的眼睛，开裂的手。她永远和她的背篓在一起，背篓是她的生命的延伸。不管风霜雨雪，她每天背着背篓，上山砍柴，开荒种地，割草打猪菜。她和她的背篓，成千上万次抚遍了后山的每个角落。

      在寨子里，伯母孤零零一个人住在那间破瓦房，只剩下一个背篓陪伴着她。据说伯母在嫁给伯父前，一共嫁了七次，不仅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还把男人给克死了。我那个善良，勤劳，憨厚的伯父，是个孤儿，幼小时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四爷不信邪，一眼相中了年轻貌美的她，最后在媒婆的撮合下，娶了犯有“克夫命”的伯母。

     伯父很疼伯母，只让她在家洗衣做饭，一个人揽下了家里所有的农活。伯母每天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到后山忙活。伯父有双灵巧的手，秋收时节就砍来后山的竹子编织背篓。每逢圩日，伯父挑着背篓到集市卖，买些生活用品，给伯母添置衣服，剩下的钱，回到家交给伯母掌管。伯母责怪伯父：“我的衣服太多了，不要买了，你应该给自己买些像样的衣服。该节约的要节约，我们还要凑钱建房子。”伯父笑着回答：“我天天在田里打转，哪里能穿什么新衣服呀？有这件穿到街上赶圩的衣服就够了。”伯母的肚子很争气，次年便生下了我的堂哥。伯父当上父亲的那天，特意杀鸡宰羊，在寨子里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番，告慰祖先杨氏一族有后了。

　　堂哥的到来，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增加了更多的欢声笑语。伯父和伯母眼瞅着堂哥一天天长大，心里有说不出的甜蜜。就在堂哥6岁那年的冬天，看着年关将至，伯父兴高采烈地带着我的堂哥到集市买好年货，然后拉着堂哥的手走在空旷的小巷里，那是通往回家的路。那件蕴藏着裁缝店烫斗的温度，充满喜气红色的“小便衣”，被伯父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背在背上的包袱里，想象着伯母穿上新衣的模样，笑容缓缓地爬上他的嘴角。

　　“癫狗咬人了，癫狗跑了，大家小心！”突然街上传来呼喊声。伯父还没有回过神来，只看见一只黑色的大狗，呲牙咧嘴，口涎乱飞，满身的毛竖了起来，瞪着血红的眼睛，快速地向前跑着，后面跟着一群手持木棍的人。想躲开疯狗已经来不急了，伯父急忙把我的堂哥举起来，高过头顶。癫狗，扑向伯父，锋利的牙齿啃食着伯父的双腿，伯父紧紧地咬住牙关，站在原地任由癫狗厮咬，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挪动一下步伐，手臂就会无法保持平衡，那么杨氏家族就会无后了。堂哥哭喊着：“爹，我怕！”伯父安慰着他：“乖娃，不哭，男子汉，流血不流泪，有爹在，莫怕。”伯父鲜红的血染红了脚下的尘土。

　　乡亲们把癫狗打死后，从伯父的手中抱下吓得脸色铁青的堂哥，伯父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然后昏倒在地上。落后的寨子，意识薄弱的乡亲们，包括我缺少医学知识的伯母，并不知道被癫狗咬过要打针，更不知道要把伯父送到县级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以为喝些山里人的土药方熬出的药，清热解毒，待伤疤愈合后伯父就会好了。

      半个多月后，伯父的伤口感染得越来越严重，病入膏肓的伯父咽下伯母喂的半碗稀饭，紧紧地抓住伯母的手，气喘吁吁地说：“娃他娘，我先走了，要留住咱杨家的根，我不喝孟婆熬的‘忘黄汤’，下辈子我一定先找到你。”伯母抽噎着回答：“别瞎说，你还年轻，哪里能够走那么快？好好养病，会好起来的。”伯父自知自己时日不多，他艰难地张大嘴巴，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娃他娘，娶到你是我的福气，咱爹娘来接我了，我，我，先，走了......”伯父的嘴里喷出一口红色的血，握住伯母的手垂到床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伯母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寨子上空回荡，久久没有散去。

       那年我的堂哥刚满六岁。

　　伯父的死，又一次证实了伯母是个不吉利的人。寨子里的媳妇更加看不起她，三五成群地对她议论纷纷：“什么东西嘛，硬是把男人克死了，真是扫把星。”她们都害怕被伯母的厄运传染，看见她大老远就躲避着。

　　20年后，在城里淘金的堂哥，带回一个年轻貌美的媳妇走进寨子。次年，嫂子不够月的婴儿夭折了，寨子里再一次流传着伯母的命是“铁扫帚”，专门克夫，克子，克媳妇。

　　一个夕阳铺满山头的黄昏，我挎着书包，飞快地跑回家。我刚走进家门，就听见我的嫂子大声叫骂：“你这个老不死的老太婆，命那么硬，克死你自己的男人就够了，还要克死我的娃，你把我的娃还回来！”循声望去，只看见嫂子双手叉腰，脸上青筋暴出,在后院大声叫骂。伯母蜷缩在后院低矮的篱笆下，肩膀微微颤动着，仿佛是一只无家可归的离群的燕子。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心情驱使，靠近了后院的那排篱笆，伯母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时，噙满泪水的眼眶里装满了惊惶。看见是我，她似乎想笑，但是那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凄然，落寞，伤心。

　　“我不懂，我不懂，我的命干嘛就是这样硬？.......”她呜呜咽咽的哭声，伴随着提前赶来的秋风，传遍山寨的上空，枯黄的枫叶在风中刷刷地飘落下来。我能说什么呢？只能默默地陪着她站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伯母还是和以前一样，背着背篓到后山打猪菜，割草，砍柴，只是低着头。沉重的脚步，在地上慢慢移动，踩着夜里从田坎上飘进后院的枫叶。我突然发现，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一堆枯叶。

　　我离开寨子，到城里寻找工作的那天，她背着背篓站在后院，什么也没有和我说，但是我看见那双慈祥的眼神，是在为我祝福。我向她挥挥手，她朝我微笑了一下。秋风，吹拂着她那头花白的头发，显得更加苍老。

      之后，我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返回寨子。每次见到伯母，都会发现她的头发一次比一次花白，脊背一次比一次更加靠近地面。听人们说，我的堂哥为了辟邪，已经到嫂子的娘家当了上门女婿，很少回来看望伯母。

      孤身一人的日子，伯母习惯穿上那件打满补丁的红色“小便衣”，拄着拐杖，背着背篓走上后山。气喘吁吁的她，从袖筒里伸出颜色青灰，骨头血管凸出的手牢牢抓住竹子，摩挲着老眼，目不转睛地凝望山下，好似在等待着什么。她颤巍巍地倚着竹子，一动不动，嘴唇不停地轻微颤动着。站久了，累了，她将拐杖靠在一边，索性在竹林里坐了下来，一坐就久久没站起来。

　　往事如风，风吹了返乡的记忆。多年后，当伯母在孤零凄清中咽下最后一口气从后院被人抬走时，陪伴她几十年的背篓，也不能跟她去了，只有满地秋风伴随着她。

      我记得伯母的棺木刚刚抬离地面，地上的枫叶就又被秋风吹得飞起来，宛如一只只山野的蝴蝶拼命地飞往后山。

      我心里突然轻轻地冒出了一句：伯父来接伯母走了。



       母亲上年纪了，难免絮絮叨叨，刚发生过的事她记不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却理得一清二楚。

       母亲说的最多的就是父亲的旱田。

       我的祖上有两亩水田，伯父们自立门户后，便不再管爷爷和奶奶的生计了。父亲分得六分田，刚撑到春耕时节，木桶里的稻谷早就见底了，一家人忍饥挨饿盼着秋收。而我的出生，无疑是让这个家雪上加霜。母亲将玉米熬成糊糊喂我，喂一口，我吐一口。不到两岁的我，吮吸着没有奶水的乳头，撕心裂肺地哭个不停。母亲用褴褛的衣袖抹着眼泪，对父亲说：“孩她爹，闺女不吃玉米糊，大人再苦再累好支撑，总不能饿坏闺女呀？”坐在门槛上的父亲，旱烟袋吸得吧嗒吧嗒响，拳头紧攥，凸起的青筋如一根根蚯蚓，翻滚蠕动着。听着我逐渐沙哑的哭声，父亲急得用手在头上挠了两把，烟袋往脖子上一搭，腾身而起，在院子里徘徊着。再三深思的父亲，决定把离家两公里远，附近没有水源的两亩荒坡开垦成田。

       荒坡长满野草，遍地荆棘。天刚泛白，父亲就蹲在院子的磨刀石旁，手执柴刀，霍霍而磨。烈日下，父亲弯腰弓背，挥汗如雨。埋头苦干的父亲没有看到藏匿在草丛里的马蜂窝，柴刀触怒了马蜂，马蜂倾巢出动，发起攻击，父亲还没有回过神来，手臂已被蜇了好几下，父亲急忙钻进草丛里，敛声闭气。没有找到攻击目标的马蜂，盘旋了好久才飞走，而父亲蜇伤的手臂早已红肿。

      砍倒在地的杂草树木，经烈日晒干后，父亲点燃了一把火，浓烟散去，裸露在父亲面前的是一块又一块坚硬的石头。父亲抡锤扬锄，撬开和泥土紧紧相连的石头。一根扁担、两只泥箕挑出的乱石，垒砌在一起成了高高的田坎。日夜劳作的父亲，双手磨起了血泡，扁担碾过的肩膀，从最开始的淤青变成了褐色，石头扎伤的双脚，感染后冒着脓水。望着开垦成型的田，父亲咧开嘴笑了，仿佛看到了吃上大米饭的好日子。

      在我刚满五岁的那年，我的弟弟也来到了这个贫寒的家庭。六月是个忙碌的季节，既要忙着抢水耙田，又要忙着栽秧。旱田的田坎和附近的荒坡，疯狂地长着野草，老鼠在这里安家出没，好多稻谷杆被咬碎。父亲一边咒骂那些该死的畜生一边用手扶正歪斜的水稻。

      谁能想到呢？到了收获的季节，那块旱田只收到几袋空壳的秕谷。母亲央求父亲来年不要在旱田种植水稻了。然而第二年开春，父亲依然固执地把旱田种下去。犁了头遍田，在雨季到来耙田栽秧前，父亲便用锋利的柴刀砍掉旱田附近的野草，他坚信可恶的老鼠会主动逃离，到了秋天就会收获几麻袋稻谷。可是，那一年的六月，天空没有下一粒雨。烈日下的旱田，开着碗口大的裂缝。到了七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父亲立即披衣而起，母亲劝阻着：“现在耙田太晚了，错过了栽秧的季节。”父亲憨笑着回答：“能栽就栽，好不容易开垦的田，丢荒了可惜！”套上解放鞋，带上斗笠，披上蓑衣，扛着铁耙，打着手电，父亲吆喝着老黄牛直奔旱田。

      傍晚，望着扛着铁耙，赶着老黄牛回家的父亲，我们姐弟俩异口同声地冲着家门喊：“娘，我爹回来了，我爹回来了！”父亲放下铁耙，右手抱起我，左手抱起弟弟，乐呵呵得说：“今年，我的乖娃有大米饭吃嘞。”母亲笑着迎出家门，目光落在父亲一瘸一拐，走上石阶的步伐，生气地数落着：“和你说过多少次了，耙田要穿胶鞋，总是不听。踩到竹刺，你这双脚还要不要？”父亲咧着嘴笑着说：“我属猫，有九条命。不碍事，拿点桐油烫下伤口就好了。买双鞋子那得花费两块钱，我可舍不得穿着鞋子耙田，留着钱给我的娃买肉吃。”年幼的我听到有肉吃，便搂住父亲的脖子高兴地说：“爹最好，爹最亲。”父亲便笑得更欢了。

      然后，那一年到了秋季，田里的稻谷杆没有挂满金灿灿的颗粒，有的只是绿油油的秧苗。父亲的汗水，就这样白白摔成八瓣了。

      即便如此，父亲的旱田还是没有哪一年丢了荒。

　　大字不识的父亲执着地认为“读书才是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带月荷锄归的他，在忙完自家的农活后也不闲着，尽量抽出时间给富裕的人家干些农活挣钱，贴补家用和供我们姐弟读书。长年累月的忙碌让父亲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经常昏倒在田里。我三番五次地劝说父亲不要再打理旱田了，父亲就会很气恼地说：“一辈子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还怎么活？我种我的田，你读你的书，不要管我！”在我高考的前两个月，气喘喘的表哥把我喊出教室：“阿妹，家里出事了！你和班主任请个一个星期的假。”望着表哥惊慌的表情，我心里有了莫名的恐慌

      走近院子的篱笆门，母亲的哽咽声飘进我的耳畔：“孩他爹，你走了，留下我和两个娃怎么活？……”拔腿跑上石阶，跨过门槛，只看见村里的长辈们，正把瘦如柴骨的父亲抬进棺材。弟弟穿着孝衣，系着麻绳，呆呆地低声哭泣着。不敢相信，不愿相信，眼前看到的是真的，我发疯般使劲拍打棺材，企图把父亲唤醒……

      后来，从堂哥们的口中得知，父亲永远倒在烈日暴晒的旱田里的那一刻，左手还拿着半把秧苗，右手紧紧地捏着那根还没来得及栽进田里的秧，咽气时眼睛瞪得圆圆的。我的心像断魂一样迷乱凄凉，泪水纵横。

       父亲走了，就这样累死在永远忙不完的田地里，这个劫难是注定逃不的了，家庭的贫穷，让夫妻无法逃离土地，更无法逃离疾病的突如其来。

　　母亲从娘胎出生时左手只有手臂，没有手指。母亲说旱田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家业，决不能丢荒。可是残疾的母亲确实没有能力在雷雨交加时驱赶着老黄牛在旱田里抢水耙田，只能种些玉米。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我踏上打工养家的征途。六年后，母亲在我的苦劝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老屋，跟随我到了山城。

　　一天晚上，在饭桌上，我劝说母亲：“娘，我们还是把家里所有的土地种上杉木吧，十几年后就会有一大笔收入，没有必要再为那些土地浪费心思了。”母亲把碗狠狠地摔在饭桌上，气愤地说：“杉木卖完后，所有的土地又变成了荒坡，你爹拼了命开垦出的旱田，就是为了不让你饿坏。你的身上流着你爹的血，流着农民的血，最终，你还是要返回家乡的土地！”那晚，母亲扔下刚吃了几口的饭碗，跑进房间，锁上门。透过紧闭的门扉，我听到了母亲的抽噎声。从那以后，每年的春耕秋收，我都会请假跟随母亲返回老屋。

　　很多个霞光灿烂的黄昏，我常常挽着母亲的手，踩着夕阳的余晖漫步在山城的河堤上，希望她像别的老人一样开开心心，但我还是从母亲的眼神中读出了孤独和落寞。那种孤独和落寞不是光我一人能驱散的，除非父亲能起死回生日日夜夜陪伴在她身边。

      当雷雨在辗转反侧的长夜中骤然而至，风停雨歇后我真实地听到了青蛙放开嗓子闹翻大地的声音，可我明白，山城的田地没有哪一块是父亲的旱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