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冶游与狎妓

       浏览博客时突见一位署名宋浩浩的博文《胡适拉着徐志摩一起去嫖妓》，转载颇多，甚嚣网上：
                在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的《一代才女旷世佳人——图说陆小曼》第134页上，暴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徐志摩也像他的高中同学郁达夫一样去嫖过妓，嫖妓完了之后亲笔写信给夫人陆小曼，向他汇报战况。那是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在写给结婚不到五年的老婆的信中讲：“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
                陆小曼不生气是不可能的，但想想自己本也不是什么纯洁的处女，既然徐志摩如此坦白也就原谅了他。可就在徐志摩说“再不去了”，叫老婆你“放心”的数个月后，也就是10月1日，他又在给老婆陆小曼的信中主动坦白再次嫖妓之事：“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她和老三是一个班子，两雌争某某，醋气勃勃，甚为好看。”
       在高中时候看过一本有关胡适读书生活的书，名为《一生伴书走天涯》的书，里面有记载胡适早年读《金瓶梅》后来痛感荼毒的内容，同学间引为谈资风言，颇有意思，不是有俗谚“谁的青春不疯狂”、“冬夜闭门读禁书”么，后来读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里面也屡屡有阅读黄书《石点头》的记录，也写爱看女生篮球比赛是为爱美丽的大腿啦，写因为北京四中女篮球队的女的难看很扫兴啦；其实不过是青年私趣，大部分青春期的人都有过的阶段。最近翻读梁实秋的《槐园梦忆》，有关上海生活的回忆中，也有一段婉约提到胡适与徐志摩叫局冶游的事情：
         有一天中秋前后徐志摩匆匆跑来，对我附耳说：“胡大哥请吃花酒，要我邀你去捧捧场。你能不能去，先去和尊夫人商量一下，若不准你去就算了。”我问要不要去约努生，他说，“我可不敢，河东狮子吼，要天翻地覆，惹不起。”我上楼去告诉季淑，他笑嘻嘻的一口答应，“你去嘛，见识见识，喂，什么时候回来？”“当然是吃完饭就回来。”胡先生平素应酬未能免俗，也偶尔叫条子侑酒，照例到了节期要去请一桌酒席。那姑娘的名字是“抱月”，志摩说大概我们胡大哥喜欢那个月字是古月之月，否则想不出为什么相与了这位姑娘。我记得同席的还有唐腴庐和陆仲安，都是个中老手。入席后照例每个人要写条子招自己平素相好的姑娘来陪酒。我大窘，胡先生说：“由主人代约一位吧。”约来一位坐在我的身后，什么模样。什么名字，一点也记不得了。饭后还有牌局，我就赶快告辞了。
这个胡大哥是谁，细察梁实秋当时的起居录俨然是胡适了，梁实秋文中的内容仿佛《海上花列传》中场景。通过梁实秋妻子程季淑“见识见识”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当时对章台冶游侑酒狎妓的一种流行的风气，并不是“万恶淫为首”的嫖妓，或言之，每个人定义中的嫖妓的界限不一样，有的认为发生关系才是嫖，有的认为凡出入风月即为嫖。
       其实在民国的北京和上海，真是嫖赌之风盛行，北京的秦楼楚馆八大胡同和上海的弄堂寓所，经常成为三教九流、文人墨客宴会雅集的场所，以逞杜牧“十年一梦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才气的地方，也是婚姻制度有缺陷时代的男子发泄的场合。甚至盛传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主要的顾客多来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当时的“大学堂”北京大学，谑称“两院一堂”。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当时北京“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妓院）”当时许多大学教授经常浏览勾栏瓦肆，蔡元培在1919年《答林君琴南函》中不得不辩解“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当时的北大教授，无论老派的人物，还是学界新秀，都不乏冶游之徒。比如当时的怪杰辜鸿铭就经常出入风月之地，还经常戏改孔子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改为“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还创立了“汝曾见一个茶壶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这样的“茶壶茶杯歪理”，据说有次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之后，拿了三百大洋，直接到八大胡同挥霍去了，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也由此嗜痂之癖，曾写有《乳赋》，虽然狎妓在当时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但是毕竟有损清誉，最终因嫖妓风波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
        胡适的吃花酒和冶游叫局，在当时也是常有之事，而且十分频繁。在其名作《四十自述》中也并不讳言，日记记录当时并不是面对读者，所以记录较为真实，我们姑且排列一下：
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按：疑为“善”）书辞焉”1909年12月14日
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
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乃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君墨仅得金韵籁地址，而不知花瑞英所易姓名及所居何里，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伎，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遽尔见招......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2日。
宣统二年（1910）春间，我和林君墨都叫过花瑞英的‘局’，那时她还是初出来的第一年。我曾为集一联云：‘倚槛观花瑞，攀林搴落英。’上许敬宗，下谢灵运。1928年5月12日
夜，诸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余亦在坐”。1910年2月5日
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园［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点钟。1910年2月6日
夜伯经招饮于富贵春，席终，余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1910年2月10日
是夜唐国华招饮于迎春坊，大醉，独以车归。归途已不省人事矣”。191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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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人大致统计，在五十九天内，打牌十六次，喝酒十四次，进戏园、捧戏子十九次，逛窑子嫖妓女十次。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胡适的叫局也只是集中在1909年到1910年，年轻的胡适在上海的一段灰暗时光，也多少是打打牌、吃吃酒、听听戏，几个失落迷茫青年的穷乐，并非如天真浪漫的诗人徐志摩所说的那么严重夸张，只是徐志摩急于把这次奇遇当做可资猎奇之事给陆小曼炫耀，或许如后来胡适的《藏晖室日记》所描述的那样 ：
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后来胡适在留学时候追忆这段灰暗时光十分懊悔，“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
俗话说，青春多歧路，浪子回头金不换。不久之后，年轻的胡适之后痛改前非，在好友许怡荪程乐亭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去北京考取庚子赔款公派留学，改变了人生道路，成为了彪炳史册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思想新学术的开拓者。
      留美生活中受到新文化的洗礼，使他开始明白原来传统文化被看风流韵事的叫局狎妓，其实文化的陋习人性的恶，1914年6月30日，他始提倡禁嫖。“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舆论，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
     胡适的叫局与吃花酒，可以说是当时未能免俗的社会风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陋习因循，也反映了新旧交替时代新旧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也说明了人性中恶闪烁难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