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方式告别

      
      他病了，是重病。自被检查出生病之后，他就被女儿接去了北京的大医院治疗，我和所有关心他的家乡人几乎就中断了和他的交往。

　　中断了交往并不等于不再去想念。他刚离家那会，我就经常想他离开的痛苦。我的家乡依山傍水，资源丰富，又有李大钊的革命历史遗迹，这些，成了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的营养。他和它们彼此依靠，相互提名，当他的书籍纷纷出版，当他的文学创作达到国家二级时，昌黎的碣石山、昌黎的李大钊革命纪念馆也经由他的笔闻名遐迩。很多人来昌黎，除了拜谒伟人，访古赏景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和他这位出版了数本书籍的作者见面。因为，他们大多是是踩着他书页中的文字而来的，是他的心灵，最先向他们发出了热情的邀约。有时候我常常感觉，他的目光就是碣石山的一眼泉，他的背影就是大钊读书石旁的一棵松，他的胸怀就是和燕山山脉的某个部位的轮廓。我甚至觉得，昌黎小城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把根须扎在了他的心里。对于他来说，离开家乡就意味着一种连根拔起，意味着一种撕心裂肺的疼、一种失去生命信号的窒息。

　　他唯一的女儿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安家。爱人常年去北京照顾外甥。他却说什么也不去大城市享受天伦之乐，非要守着他的书斋，守着昌黎的那些街、那些山、那些树、那些人过日子。60多岁的他，每天中午要骑着自行车，穿过一道黑暗低洼的地道桥，去他接近90岁的老母那里去蹭饭。偶尔和文友小聚，每次他都酩酊大醉，喝多后他非说自己没多，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在街上划线。经常见他满脸的擦伤，青一块紫一块地让人揪心。他很固执，咋劝也油盐不进。

　　他嗜烟如命。吃的穿的精打细算，就是买烟时毫不心疼。他吸烟时只吐不吸。他坐你的车时你必须随时提醒他不要把火星和烟头掉在车座上，你和吸烟的他并肩走步时也一定要拉远距离。有一次他吸烟的火星落到和他并肩走步的一位老兄的鞋上，那位老兄新买的价钱不菲的白色旅游鞋顿时被点上了一个大黄点。他常去的办公室必须要多备几个烟灰缸，或者你随时依据他的座位变换烟灰缸的位置。他把一个吸烟的照片放在博客首页多年，一位学生给他留言：吸了几十年了，该停下来掸掸落下的灰了。

　　写作时，他必须一手吸烟，一手打字。他一手打字的速度特别快，被我们誉为无法超越的“一指禅”。他的博客天天更新。更新的内容离不开昌黎的山、水、街、人、民俗、文化。他的博客内容转载的居多，都是县里那些文学、摄影等爱好者们的。转载前他要加上一段几十或者二三百字不等的介绍性文字，他的寥寥数语的文头总是让很多人激动不已。在这个小城，谁的文字或图片被他博客转载，都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并且荣耀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个市级报刊的发表。他是一本昌黎文化的百科全书，他联系着国内大量和我县有渊源的文人。他和这些文友们之间的书信来往，成了我县和外地文化相互交流和传播的经络。

　　无论参加多么重要的会议，他总是拿着一个他母亲手工缝制的花布包。每次开会回来，花布包里总被种种资料塞得满满。他的书斋装着很多比县志更详实、更珍贵的资料。他的资料从不外借，只允许去查找。他穿着布鞋、提溜着花布包出席重要会议经常使他年轻的同伴们难堪，让他的带队领导头疼，可是他却一点也不在乎，只是自顾自地走，自顾自地发言讨论。

　　他说话直接。包括对所有的人。十几年前我初涉文学，经常被他的直言所伤。记得一次县文联采风，中午几十名文友小聚，作为原文联主席的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文字发表见地。他以表扬为基调，挨着个地点评，到了我这，却只丢下这么一句话：也不知道你博客里的长篇大论写的是什么。一下，我成了所有人目光的聚焦点，顿时满脸通红，大脑空白，目光游离。一阵哄笑（现在想这笑是无心的）过后，大家吃的吃，喝的喝，说笑的说笑。我则成了一尊隔世的雕像呆在那里，偶尔机械地动动筷，却把自己向来恶心的肥肉块塞入嘴里而全然不知。初涉文字的人，把码字的事看的最重，心思最敏感，虚荣心也最不堪一击。之后很长时间我不再码字，因为一码字我的心就会疼，疼得我甚至见字生畏。后来，随着时间的逝去，我潮湿的情绪渐渐风干，那些曾被雾气模糊的背影、表情、树木、花草们都被还了原。秋天，我踩着遍地的落叶，看着外表有些丑陋的裸枝映衬于蓝天之下，看着家家的炊烟受了风向的指引在裸枝旁逡巡。那一刻我爱上了秋天的枯枝，爱上了家乡的凹凸小路，也爱上了动辄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父亲。是沉静还原了这一切的美，这本真的美。那个午后，我安坐在电脑前，看着以前的旧字，感觉到它们如同衣着华丽的妓女，感叹号、排比气势、美词丽句在拼命炫耀着自身的魅力，却终也无法掩饰体内那一个个苍白的灵魂。就在那个时刻，我理解了他厚厚近视镜片里深藏的目光，理解了他那句听起来特别逆耳的实在话。华美的外表，个人情感的长篇宣泄，始终是违背“责任”二字的，始终是与收获的季节背道而驰的。寻找文字的内核，寻找现象背后的意义，寻找那些让灵魂苏醒的呼吸、触摸、照耀以及一切生动真实的细微生命迹象，唯有向映衬蓝天的秋日枯枝靠近，向瞪眼咆哮的鲜活父亲靠近，我的文字才会有希望，不苍白。

　　有了这次被他“中伤”的经历之后，我跟他的交流倒是简单明了了许多。我最初编辑文学期刊那会儿，每次与他见面，不管是谁在场，他总是一箩筐一箩筐地给我挑毛病。什么这篇文章的结尾托不住了，那篇文章的标点用得欠妥了等等。我开始的时候心里也很不好受，见了他也总想躲着。但是慢慢地，我也开始跟他争论了，甚至有时候唇枪舌战，面红耳赤。他也这样。他有时候甚至强词夺理。我有时候也这样。但他从来不动真气。我有时候动真气。可是即便动真气我也会把他的话牢牢记住，然后静下来自己揣摩，觉着有道理的地方自己偷偷地改，但在表面上却决不服软。

　　离开文联之后，跟他的联系少了很多，只是零星从一些人的嘴里听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将这些零星的情况整理在一起，不外乎编辑《昌黎地秧歌》《昌黎地方志》等种种书籍。尽管他一把年纪，可是他做这些事，就如同春天播种，秋天收粮，不足以让我产生一丝的惊讶。直到不久前，他生病的消息传入我的耳中。

　　人乃肉体之身，谁能无病？可怕就怕在一个生病的人持续带给他人生病的消息，旁人对这个生病的人议论的话题除了他的病之外就不再有其他。因为那是一种意味。一种无法诠释的意味。一种用诗意来形容未免过于美化的意味。

　　以前，我经常到他的博客里转悠。从博客首页他的友情链接里寻些美文好图打个小牙祭。末了，踩个调皮的脚印以示兴奋。每次，他都是笑脸回复。

　　可是，自打他去北京住院后，自打那些关于他病情的消息陆续传入我的耳朵后，我却很少去他的家里“做客”了。即便有时想根据他的帖子揣摩他的心情，也是以匿名游客的身份，不留下一丝我踩踏的痕迹。

　　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跟他说几句关切的话呢，重病中的他需要这些啊，我一遍又一遍地问，却没有答案，只有泪水。

　　那次，几个去北京探望他的朋友带来他最近的病况。想象着朋友们对他的描述细节，竟下意识地点开了他的博客。音乐声随之飘来。《两只蝴蝶》。美而凄。低而清。决绝而眷恋。坚毅而缠绵。这个习惯趿拉着破布鞋、提留着花布包、酒桌上动辄说着“谁不喝谁儿子”的粗糙倔老头，怎么变得如此诗情？

　　对此，我使劲地想，直想到不敢去想，直想到泪水把我淹没。

　　尽管如此，这个可怕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那是2014年11月7日，一个寒风乍来、万物萧条的日子，一个夕阳尽收、夜色四起的时刻，他，带着对文字永恒的痴爱、对家乡山水永远的牵挂悄悄地离开了我们，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得知他离开的噩耗时，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不是他消瘦的面孔、不是他蹒跚的步履，甚至不是他夜间敲打键盘的背影，而是夜空中那两只自由飞翔的蝴蝶。它们伴着优美的旋律，沿着宁静、隐秘的轨迹，默默地尾随着他的灵魂飞，飞，飞向遥远的天国，飞向幸福的彼岸。

　　萧寒深秋，肃穆清风，碣石大地，万物安详。远去的路上，请您揣好心爱的书卷，揣好美丽的家乡画卷，去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做精神的忠实仆人，做勤奋的码字人，做昌黎的深情歌者吧。

　　只是，天冷的时候，记得给自己加件衣服；饭时的时候，记得给自己熬碗米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