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的目光

　　
　　再说萧红其实就真有些俗了，但亦无法，因为在俗世，俗人说些俗话亦在所不免，目光还是聚焦在有关的萧红的绯闻上。电影《黄金时代》中，萧红已是死期临近，她躺在病床上，对人说，“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这些话，本来是出自她写与友人的一封信中。
　　这些天一直在下雨，雨天里把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看了一遍又一遍，想从琐碎的文字中读出一些感觉来，却仍然是沉没在琐碎的影像里。是的，她与萧军，初次拜访鲁迅时，才二十三岁。后来两人就经常去，嫌离鲁迅远了一些，索性就重新租了房子，这样两人一起去就方便多了。再后来是萧红常常一个人去，而且，用许广平先生的话来说，一呆就是大半天。萧军此时，经常打她，两个人已经不是很和谐了。她去了日本，说是因为感情。有三个月，鲁迅死了。她回来后祭奠鲁迅，还写了《回忆鲁迅先生》的文字。
　　萧红和鲁迅，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山西的韩石山先生，近来就此话题回答《山西晚报》的记者，亦能算作是切中肯綮的言语。“萧红与鲁迅的关系，较为复杂。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文艺界流传着一些说法，说这说那，说白了不过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能有的诸种关系中的一种。还有人说，此种关系已然引起了鲁迅夫人的愤懑。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必深究，只要把鲁迅去世后，萧红写的那篇纪念文章好好地读上几遍，就可以知道萧红对鲁迅的感情多么深，多么挚，多么热烈就行了。这才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一个年轻女人，跟一个已然不小的男人相处，能留下这样的记录，这比什么都强。至于其他，有也可，无也可，都是次要的了。”除了切中肯綮而外，亦能视作为智者之言。
　　至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者流，与萧红之间的感情纠葛，似乎实在就没有必要深究了。倘以而今的社会环境与情感标尺去看过去的人与事，终究还是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淖之中而胡言乱语了。历史的重现总是虚弱的，永远不会出现根本意义上的历史重现。走样是诡异的，却是客观的，却还是被现时的人们欢喜着。
　　萧红的早逝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些尴尬与她的男人们，天假以年，总还须在所谓的文坛上行走，见面的滋味亦应不同于常人罢。这几位男人们，在萧红死了好些好些年之后，居然还有一张合影在报刊上刊登，戏弄着常人的智商与情感。那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澳门日报》上刊登了一张赵淑侠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的合影。
　　里予君考证说，原来是一九八六年，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侠应邀来中国开会，那天到会的作家很多，其中就有这东北文坛三老。会议结束时，赵淑侠上前说：“萧伯伯，我大老远回来，你们几位前辈都不跟我合个影作为纪念吗？”萧军说：“那就照吧！”骆宾基也道：“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赵淑侠又对端木蕻良说：“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相嘛！”于是就有了这张令人惊异的合影。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蕻良还到医院去看望他。至此，东北文坛三老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真是应了一句话，人生不是比谁活得更强，而是比谁活得更长。他们合影，那时，一定会同时想起萧红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二日，三十一岁，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千古文章未尽才，只是那半部红楼，恐怕再也难觅知音，继续写下去了。据说她的传记，亦有六十余部之多，后人关心的，太多的也许还是她这个人。
　　她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到：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