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叙事与中原写作》后记

                                                     后记
    从进入河南大学文学院工作至汶川地震发生这几年，我过上了一段远离学术研究与文学写作的悠闲时光。学术训练的不足以及阅读积累的不够扎实，使得自我始终在大门外逡巡，较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心志的疏松从另外的向度也消解了文学写作的热情。
    “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庸》里这段话后面还跟有几句，意思是修道之作为，须臾不可离。既然人生阶段曾经有过脱落，我也就只能拿出这两句来示例。所谓率性之道，对应于某个阶段还是可以成立的，学术的江河，足够宏阔，选择某种游离，而钟情于生活中的其他，在他人道来，也许是一种荒废，而返诸内心，何尝不可归入现代人自由选择之一种。
    打2008年开始，得益于自我与新散文写作潮流的直接相切，开始步入新散文文体学研究的阵营。经过近几年初步的梳理，于是有了本书第三章内容的成型。散文作为文类之母，在文学史的演进过程中，凸显出鲜明的“反文类”特征（南帆语），其边界的不确定性与白话散文以来文体学意义上的迟滞性构成一种矛盾，相反而相成，界定散文边界的基本藩篱显然是困难的，而描述其突围的向度和力度却成为一种可能。从事新散文研究的同时，我也写了部分关于散文批评的短章，试图在小小的节点上阐发，期以介入当下散文写作的前沿。形态上少有整体和系统性的宏大制作，所以，这些短章并未收入这本著作之中。与此同时，自我的基本文学理念逐渐归拢与萨特“文学介入说”的名下，与地方性文学写作，也就是中原写作的最新态势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大量的、艰苦的阅读，以及各种讨论会的现场参与，得以在文本和日常现实两个层面接近省内文学大家，当然，进入文本的内部为重中之重。进入愈深，愈发触及中原写作在当下中国文学中的原点意义，即中原写作作为缩影和折射点的意义所在，写法上的交汇，基本主题的开掘，精神观照的焦点，等等，构成了这一原点的主要内容。而限于时间和精力的因素，域外中原作家，如阎连科、刘震云、刘庆邦、李洱、计文君、梁鸿等，未进入研究和观照的视域，如此艰巨的任务，只能假以时日了。
    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我的硕士生导师也是博士生导师耿占春先生的深入指导。无论是专题谈话，还是茶语、闲语，常有醍醐灌顶之念。耿先生学养深厚，为少有的当代学者中打通了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诸理论间视域的一位，其问题意识和理论维度如一场大风，及时吹掉了学术生活中的焦黄的枝叶，一些新的叶片得以萌生。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同学孟庆澍、武新军两位先生，他们既是我学术追赶的对象，又是亲切的朋友和同道，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我的头顶上始终未落下的鞭子。
    最后，还要感谢我所在的单位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张金勇先生，没有河南大学文学院的科研平台的提供，以及张先生的慧眼烛照，这本小书的付梓将难以成行。在尼采看来，感恩即是灵魂上的健康，一旦缕缕阳光透射进来，自然有感恩的心思荡漾而出。
                                           刘军
                                               2014年5月于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