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超其人其文

                                                            秦超其人其文
                                                                  围庭


      几年前在网上认识了秦超，尽管没见面，可我们谈得来，成了好朋友。好朋友其实就是指谈得来，彼此欣赏的人。今年他的散文集《航行的阁楼》出版了，他寄我一本，在扉页上写了“请围庭兄指正”一行字。打开这本弥漫着浓郁的墨香味的书，我很高兴，但指正万万不敢，这绝非是谦辞。他写小说，也写散文，这本书是他近二十年写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他的文学创作是有高度的。指正一说，绝不是我这样一个散文票友所能承担了的。然而，作为朋友，在读了他的作品后，还是想谈一点感想。

      曾与秦超通过电话，然而从未问起他的家世出身。当手上拿着他的书一行行扫描时，我就不客气了，我想从字里行间抠出秦超的一些情况。这并非是我有什么窥私的癖好，实是长久以来我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散文是作者生活经历的记录，也是作者的气质体现，读散文就是要读作者的情怀，并通过一篇篇文字来走进作者的内心。对秦超的作品，我当然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

       秦超是在皖南农村长大的，他的父母属于乡儒一类的人，父亲好像还当过农村九年制学校的校长。大约是父母专心于教学，无暇照顾他，他从小便被寄养在外婆家。外婆家在晏公殿，那是一个隐遁在起伏的丘陵里的村落。他带着一身田野气考入省公路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在离县城十几公里外的公路道班工作。工作是个好听的词，可他是当工人的，一个被农民羡慕而城里人嫌苦的公路养护工。平心而论，手捧着这个饭碗，在二十世纪末还不算顶差的。一些安于现状的人，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的。然而对隐隐怀着梦想的秦超而言，他是心有不甘的。我臆测他在去公路道班报到时或许带有几分羞涩、几分欣喜、几分迷惑。羞涩是不好意思，走第一步路总不免腼腆；欣喜是自己从此独立了，自食其力是一个男人起码的尊严；迷惑是这儿还不能够成为他驰骋的疆场，令他胆壮气豪地叱咤一番，他更怕这儿会成为他永久的归宿。这多少让我想起沈从文当年怀揣母亲给的几块大洋到湘军服役的事。也许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但毋庸置疑，秦超出道那年，和许多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一样，血气方刚且又混沌未开。沈从文当年也是这样。

      在这种背景下，秦超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文学写作之路。于秦超而言，文学已不是单纯的文字游戏了，它是雄起的一种方式，它是孤愤心情的宣泄，它是苦难生活的记录，它是对环境压迫的抨击，它是显示能力的工具，它是炫耀亮彩的手段。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生来就爱好等，然而这一切都可以归为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力之源。上苍不负用功人，秦超的写作才能终被领导赏识，他先被调至县局，然后再到市局任中层管理者。他有翅膀，他需要天空飞翔。

       当我知道了秦超这样的人生经历后，读他的文字就比较容易找到路径了。首篇《航行的阁楼》是他的代表作。文章从一百多年前曾祖父怀着光耀门楣的宏愿踏进老屋的阁楼写起，一直到今天阁楼被开发商拆除为止。时间跨越清末民国到现在，是几代人的故事。我看过很多写家族史的散文，平心而论，鲜有超越他这篇的。它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及心路历程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共同经历过的，文字穿越了时空并将这些粘贴在了一起。当读到“作为楼阁最后的一位船长，我俯下身子，手掠着水，在绿波上航行”时，我多少读懂了作为一介弱冠书生，秦超当年在道班努力学习积极上进的心声。

      秦超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那个年头，社会环境已经不单纯了。这给刚刚走出校门的秦超带来的是困惑和难以适应的苦闷。苦闷出诗人，苦闷也出散文家。这期间，秦超有许多描写身边人物的文字，如《小矮子》《榜爷》《大马猴》《大头》《狗尾草》《班长老于》。这些文字表面上是写人，作者似乎也没有以自己的口吻直白什么，然而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无一不是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真实反映。《狗尾草》令我震撼。读完这文，我两眼一抹黑，觉得突然间坠落至人间最冷冰的谷地。学长陈光华用斧头劈死了他的班长，固然有罪，但他实在是忍受不了那个道班班长的欺凌，我更多的是憎恨那个毫无人性的班长。《班长老于》是写“我”与班长关系的。班长老于路霸似的敛钱，他巧立名目假报销，收了别人的礼，却依旧暗中扣人不放，他虽是一线普通劳动者，但心计不输于老辣的政客。这篇文章读到大半篇时，心头不断升起的是对老于的憎恨，可是当“我”对数次阻挠工作上调的老于吼起来时，“我”才知道，其实老于另有隐情，他是相中了“我”，欲将女儿嫁于“我”。这时的老于突然在读者眼中变得有几分可爱了。基层道班的生活，秦超学会了如何走他人生的第一步，但这是一段非常压抑的日子。这也令我想起当年的自己。那时，我一袭中山装，简单行囊，敲开上海郊区一家工厂的大门。我也怀揣着文学梦想，可一直被工友和班长乃至车间主任嘲笑为儍冒。好在那时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人与人的关系单纯而不失温情，现实并没有给予我过分多的难堪和冷落。因为有类似的经历，我能够读懂秦超当年在那个寂静的山包里的属于他的那一份落魄的心情。

      人恋故土，无论是孩童时代，还是家园新事，都会让在外游子永远惦记。散文集有好多篇是描写故乡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写得轻松自如，尤其是儿时故事，让人仿佛与秦超一起玩耍嬉戏在皖南的山间、田埂和江河溪流边上。晏公殿的蜈蚣和老屋前堂的燕子无疑具有童话色彩，它美好而又温馨。然而即便在可爱的家乡，黑暗势力及社会变革的影响也一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孙疯子》中孙队长是一个头脑简单又特别想当官的农民，他一边全身心投入工作，一边又恶习不改地调戏女人，当两个村庄合并、生产队长改选时，他被另一个有背景有靠山的人代替了，他不经打击，居然疯了，后来竟然死了。哪知这家伙死后也扰人，夜间经常响起“啹啹”的哨子声。这一幕是改革开放前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投机者那时聚焦点是能够在生产队捞一个官做，当这一切失去时，有人往往变态，甚至发疯至死。《锄头开花》则描写新时代农民的另一种境遇。城镇化进展，二舅由农夫变成的市民。他叹一口气，无奈地带上锄头进了城。这个失去土地的农民，在他闷得发慌时便扛着锄头在街上逛来逛去。二舅死了，那把好久没人动过的锄头居然开了一朵似灵芝一样的小花。这段心路历程犹如奇葩绽开，但在我读来只有苦涩二字，可它却是当下许多农民所共有的经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画面有史诗一般的经典。人不是动物，人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对待人，决不能简单地以城镇化来解决一切问题。农民被迁徙离开土地，身体的配合仅仅停留在表面，心理对故土旧物的牵挂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了结的。

      以秦超今天的社会地位，套用古人之语，当可称之为士人。而士人之情趣，有酒有茶有雅好，当然也与山水有不解之缘。秦超工作之闲，“散怀山水，萧然忘羁”，并写了一些游记。游记虽属散文一体，但易学难工。很多游记不好看，是很多游记将大多精力花在介绍景点上，以致游记与导游词相差不大，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秦超不是这样写游记的，他以情感入文，以文史相辅，以思想引领，深含意蕴，韵致有味。《夜行三峡》从登船顺流而下起笔，人随景走，思牵游兴，在完完全全将自己搁进景色之中又巧妙地运用文史去“稀释”、去“调和”那些入眼的风光，最后拾起思想这把利刃，或刷新，或翻新，使得三峡有了新时代的烙印，文章厚度也随之增加。以秦超现在的工作岗位，他其实是难以做到安下心自由支配自己的，然而读他的游记，却常常看到他一人撇开闲人杂事独会山水，我很佩服他这一点。《寂寞敬亭山》中“我匆匆下楼，沿着一条砂石路上山”；《赭山探春》中“我趁着小雨的间隙，带着相机上赭山”；《憾游醉翁亭》中“我匆匆洗漱出了宾馆，赶往琅琊山景区”。通过这些描写，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静得下来的人，而且还喜欢制造孤寂。独游是会玩的一种方式，它需要有一种与山水人文对话的本领。时下有的世人外出，不识山水真谛，只认导游的三角小旗，充其量只是“游盲”而已。秦超的独游，是一种境界。读他的《结庐石峰湖》，我从中还窥探出了他的另一种心境。石峰湖鱼翔池底，四周层峦叠翠，风景不醉人自醉，对此美景，他竟然眯缝起眼睛做起结庐湖畔，与妻终老的美梦来。或许他的工作压力过大，需要放松，或许他早已厌烦城市的喧嚣，归隐之心已升。他虽然已经离不开城市，但他的内心依旧眷恋着田野山水。难怪他的游记好看，因为他是心有游而记之为文的。

      秦超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颇为丰富，不是我这几句话能够说得清的。总体而言，他的散文特点是通过叙事绘人来达意的，这种写法纳入小说创作的元素，有油画凸凹般的效果。他叙事很沉静，不紧不慢，总是在不变的风格中尽力地展现时代起伏的波澜。他的散文语言自然清新而不失精致凝练，不事雕琢而又没有芜杂，这需要在语言上狠下功夫才能做到，看得出来，秦超在语言表达方面是非常努力的。秦超才四十出头，属于他的黄金期还很长，真诚地希望他在工作之余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