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的相貌谈起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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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相貌谈起
胡竹峰
我喜欢看胡适的照片,他的样子,比起文章来,更养眼更迷人更舒服。
鲁迅当然有文豪气质,论风流潇洒,还是胡适略胜一筹。胡适的脸,称得上相貌堂堂,胡适的身段,配得起“周正儒雅”四个字。从长相上说,废名太奇,茅盾太瘦,鲁迅太矮,徐志摩太嫩,穆时英太粉,钱玄同太憨,老舍太正,李叔同太古,巴金太薄,朱自清太板。沈从文面相不错,英俊清秀,但当时文化分量不够,看起来少了股味。丰子恺年轻时的像片我没见过,老来须发花白,清瘦脱俗,是个人物。李叔同有古意,于右任仙风道骨像胖罗汉,都有不俗模样。当真论起来,还是胡适最好看,最极致的书生之脸最极致的书生之躯。
元朝画家王蒙对自己相貌非常满意,揽镜自夸:我父亲生出儿子,怎这等好相貌。文人之于脸貌好恶很有意思,金农作《团砚铭》说“砚如此不恶,面如此便俗。侏儒侏儒多饱栗,今之相者兮果无作”,又有《杂诗》谓“圣代空嗟骨相癯”,这其实是在说脸貌透露的气象。明人曾鲸作王时敏二十五岁时的绣像,目光端凝、英气逼人,看起来不同凡俗。
画像里,只说看到的,老子、孔子、屈原都是大德之尊。但毕竟全靠想象描摹,当不得真。古代,容貌的传承依靠画笔依靠文字,画笔往往失真,文字不过写意。先贤容颜渺不可寻,零星轶事别有深意者,时见有人称引。
《世说新语》上说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潘岳喜夏侯湛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胡兰成记汪精卫,说他北伐前在广州演讲,粤地女学生“掷花如雨”,汪精卫的黑白照片也见多,的确是美的。胡适评论汪精卫的外貌是“我见犹怜”,可惜做贼,辜负了一张好脸。
以貌取人,差不多是传统。郁达夫脸型清瘦,他的样子有深沉而缭绕着挥之不去的苦恼。徐志摩是最典型的文艺美少年,浓得化不开的文风正适合他。鲁迅有木刻之美,面带秋寒。胡适五官饱满平和,眼睛大而有神,额头高而阔。张中行生前撰文回忆胡适:“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温源宁如此描述四十四岁胡适的长相:“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瘦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焚膏继晷灯下用功之遗迹。衣服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倒可以令佳人倾心。”( 温源宁这篇文章,译者很多,手头有江枫、南星两位先生译本。以文采论,林语堂译本最好,他翻译里有再创作。)也非怪近些年关于胡适情事的书一本又一本,中国向来不乏逐艳之夫逐艳之妇。鲁迅先生说:“英雄也吃饭,也睡觉,也战斗,自然也性交。”咄咄怪事,今人独对英雄性交有兴趣。
画像不论,看到的文人照片来说,胡适排第一位。有帧摄于五十年代的像片,陈诚一干人等在机场给胡适送行,老先生手拿礼帽,笑容可掬,气质非凡,把周围一遭人通通比下去了。老实说,站在一旁的陈诚,相貌也不俗,但和胡适比,输了文采少了风华。
梁实秋和胡适先生有过合影,都是大文化人,但气质上,梁先生还是差了一截。胡适的样子,永远书生本色。有些文人穿长衫好看,譬如郁达夫。有些文人穿西服好看,譬如郭沫若。胡适例外,管它长衫西服,穿起来熨熨帖帖,有种置之度外的斯文通脱,今天哪怕再好的模特也穿不出那一份举止从容,穿不出那一份意气风发了。
我对摄影向来偏见,殊无好感,但我感谢摄影技术为我们带来鲁迅的胡子,胡适的布衫,徐志摩的西服,郁达夫的长袍,周作人的眼镜,林语堂的烟斗,辜鸿铭的辫子,齐白石的拐杖。摄影技术留下了中国的文人模样,谢天谢地,无缘真容,翻翻照片也是好的。若不然只能一直见到这样的东西,岂不乏味: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再好的文字一涉及相貌,都是望梅止渴。胡适有张大笑的照片,透过纸页仿佛能听见哈哈不绝。老先生坐那里笑,像老太太。我心里叹息,快活成神仙了。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像老太太。沈从文如是,胡适如是,俞平伯如是,张中行如是。我这么写的意思是说杰出的人不会争强斗狠,不会刻薄钻刁,杰出的人要善良要温和要感受灵敏要内心丰富,这才能保证作品的温暖性、神性和文艺性。
我见过一张胡适与蒋介石的合影,两人作交谈状,胡适的文气轻轻松松抵住了蒋介石的诡谲。老先生的气度就是不一样,翘着腿,一脸随意,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谈笑风生,意气自若。领袖森严遇见了学术气度,竟也无能为力,蒋正襟危坐,仪容严整,双手放在膝盖上老老实实。我们再看一些元首领袖与文人的合影,说句不敬的话,文化的头颅快要低到尘埃里了,微微哈腰者有之,挂着廉笑者有之,故作挺立者有之,都缺乏文骨。
据说当年有相士将陈独秀与胡适比较,认为胡适坐立行走,酷似仙鹤形象,这是一成形之相,其贵绝非陈可比。我曾选取过胡适不同时期的照片对比看,岁月的风霜会在他身上留下或深或浅成长衰老的印记,但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总是衣着讲究,眉清目秀,风神依旧潇洒依旧贵气依旧。只是青年时期,相貌偏于严肃,眼中略带焦灼,有属于迷惘期的阴霾。中年后,神态越发从容,襟怀洒落,脸上写满清雅,写满坦荡。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给了胡适大的地位,但我们不要忘了,胡适的地位靠自己挣的,谁也不是天生领袖。
早些年胡适去见宣统,就表现得略失水准。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溥仪所为,只是玩笑,故《我的前半生里》写道:“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但胡适看来,皇帝召见,不敢怠慢。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胡适后来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一个人的文化地位,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交往。话题已经远了,索性荡开一笔。法国作家杜拉斯有次在公爵饭店吃饭,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走了进来……吃完饭,有人走过来对她说:“总统想跟您打个招呼。”杜拉斯回道:“让他过来。”密特朗过来坐下,杜拉斯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过一会说:“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 “玛格丽特,我在听呢!” 杜拉斯十分严肃地道:“弗朗索瓦,你知道,我现在在世界上比你出名得多。”一阵沉默。密特朗回答说:“没错,玛格丽特,我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说:“除此以外,一切都好吗?弗朗索瓦。”
这样的故事真长读书人脸面,让人读了欢喜。
最近看到一份当年胡适的纪念视频,美国人拍的。模糊的影像里,胡适先生清雅极了好看极了也书生意气极了,大有春风满面与秋月临江之和蔼爽飒之气。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追慕前人风流,一是感慨世风日下。视频里有胡适先生纪念北大创办六十年谈话,声色清正,说一口干净的白话文,不见丝毫官腔,更不沾学术味。我奇怪当下中国文化界突然不会讲话了,衮衮诸公不发言则已,一发言令人胸为之闷气为之塞。
说话也是门艺术,胡适的声音,天生是文坛领袖的料,天生学术宗师派头。鲁迅讲演也是一绝,刚性挺拔,三言两语击中要害,这是杂文家的修炼,并不稀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得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随口的几句话里俏皮有之,幽默有之,妥当得很,真是会说话。有听过鲁迅演讲的学生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 “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
鲁迅的演讲消失在那年冬天的广场上,没福气听到了,好在还有胡适先生让我们可以听见大师的声音。
人的性格有地域性,鲁迅得绍兴师爷之刁辣。陈独秀有安庆古城人的倔。朱自清长在扬州,下笔成文不乏水乡灵气。福建人林语堂,自有南方人的活络。梁实秋长在北京,得大城法度。东北人萧红萧军,文字里时见干瘦的寒意。胡适是徽州人,骨子里不乏徽商的智慧与圆融。
胡适著作这些年行情看涨,在今天社会尺度中,他应是最不该被阅读的人。按照胡塞尔“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之定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从政府方面来说,恐怕永远是 “坏公民”。好在民国作家里,“坏公民”太多,胡适还有鲁迅、林语堂、李健吾、郁达夫诸位先生陪着。
胡适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最近十年来,国内终于看到一些相对客观与冷静的文章,将胡适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语境中,不像过去那样闷棍群舞、打死才过。放眼整个民国,大江大河一样的文化人很多。章太炎、鲁迅、周作人、梁漱溟、蔡元培、叶圣陶、陶行知就不必说,就是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严济慈、吴学周、朱家骅、李四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童第周、金岳霖、顾颉刚、王世杰、马寅初、傅斯年,都堪称大家。之所以把名单写这么长,是提醒自己要记住他们,也是告诉大家,不要忘了他们。
这么多人里,说到亲切平易,唯有胡适。我读鲁迅的文章,常有得意处,恨不得去大先生手下当磨墨书童。倘或真要做朋友,可能还是胡适更好。我常会嫉妒那些胡适家里的常客如徐志摩们。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没有鲁迅尖刻,没有郁达夫放荡,没有徐志摩多情,没有郭沫若激烈。在北京,只要是周末,胡家永远高朋满座,名媛高士,贩夫走卒。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胡适尽力解答。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即便只是礼貌性地问候,他也报以周到的回敬。每个从胡家辞别的人,都觉得不虚此行。胡适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林语堂在《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和街头小贩都能做朋友。有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读些有关政治的书,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这个卖烧饼的小贩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先写信通知他,免得人家跑冤枉路。后来小贩以为自己生了鼻癌,胡适替他写信致院方,更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身上有十足的人情味,人情味是天下至味,一个人缺乏人情味总让人疏远。有些人让人敬而远之,胡适让人敬而亲之。
胡适不把自己深藏起来,论心计,民国很多人都比他强得多。胡适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全都摆在那,有孔子赞誉的君子之风。明明知道有些话说出来,会招来不快,胡适不管。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四处奔走,很多人袖手旁观,看孤儿寡母的惨窘,最后许只好求助胡适,胡先生二话不说,拔刀相助,可谓文坛“小旋风”柴进。发脾气易,发善心难,发态度易,发慈悲难,像胡适那样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有十分之难。
胡适文章放到那一代人中,并不算大好,但人家见识一流,保留着世事如麻中的清醒。民国人下笔成文,往往浓盐赤酱,与剑拔弩张相比,胡适的蕴藉是另一种风度,纯然是文人情怀,儒士心性。我想说得明朗一点,胡适身上的蕴藉,在于对文化的回味。胡适做过很过学术工作,考证《红楼梦》,考证《再生缘》,考证《醒世姻缘传》,考证《水经注》。胡适用他自有的平白文字来写不同风味的古典、不同境况的人生,他把学术当作文化来烹炒,拂开岁月之尘,还原旧时面目,借梳理古人之文来表达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情怀与意趣。
胡适的文字平白如白开水,你可以说他浅,但换一个思路看,也有着水一样的清新、温厚与明白。胡适一辈子几乎都是写常识,写那些自己知道的东西,老老实实,过得一天是一天,进得一寸是一寸,不会虚头巴脑。读胡适的文章,有脚踏实地的平静。
胡适的学术,别人的一切都可为引子,接通自己的观点,以笔墨贯之,使其产生又一番况味,基本是故事新编衍生出的另一种经典,胡适俨然隔山打牛的武林高手。
胡适经历丰富,放眼华夏文化圈,类似他的一个也无。历史学、文学、哲学,都做出了一番了不起的成绩。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有功劳,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当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还干了一阵子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这个人兴趣太广泛,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一九三九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胡适一生,在生活梯道上滑来滑去,偶尔还跌进了政治洪流,但在书卷间进进出出身影不断,终身不改文人面目。
胡适这个人,学问可能领略偏浅,读书做人事迹很可思慕。
去台湾后,某报纸有一篇《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特写,报道胡适的谈话,有许多不属实的地方,如说“他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胡适在受访时根本没有说“不出席”,记者全凭个人猜想,完全超出谈话的范围。后来,胡适怕那位记者要受处分,居然说:全是真的。把那些不当言辞全部担当起来了。
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胡适“总觉得爱乱写草书的人神经不正常”,“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是否负责任”“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写字都这样认真的人,难怪会有那样端正的心性,几场婚外恋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稍稍在文字里透露那么一点点情意,那么一点点佻巧。
从美国归来后,生活在捧杀与棒杀的光影中,胡适说话谨慎,下笔谨慎,做事谨慎,老影像中看他走路,也是谨慎的样子。有回徐志摩拿了本德国“色情书”给大家传阅,胡适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含蓄二字是胡适一辈子的标志一辈子的标准。捧也好,棒也好,胡适是胡适。没有他,民国的文化天空多么寂寞,鲁迅多么寂寞,徐志摩多么寂寞,林语堂多么寂寞,周末无处诉说的人们多么寂寞。
一九五六年二月,有个大人物在北京怀仁堂对一批知识分子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大人物忙着玩弄政治,玩弄权术,当然不知道胡适贪恋什么。查《胡适年谱》,这一年年正值六十二岁的他以下几事或可一记:
二月,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此年十二月九日,到傅汉思夫妇家里写字,一口气写了三十多幅,纸是张充和旧藏“晚学斋用笺”宣。胡适只写两款内容:贯酸斋的《清江引》和自己早年一首《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今度月重来,独自临江坐。 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胡适的字,学苏轼学魏晋行书学宋明小楷,不激不励,笔划不苟,深得意趣,书法线条中体现出那样隽秀那样通灵那样放达那样超逸那样峭拔那样从容的韵致。胡适贪恋的正是此间文墨滋味,高山流水啊。
载《山花》《安徽商报》《特别关注》《作家文摘》
胡竹峰
我喜欢看胡适的照片,他的样子,比起文章来,更养眼更迷人更舒服。
鲁迅当然有文豪气质,论风流潇洒,还是胡适略胜一筹。胡适的脸,称得上相貌堂堂,胡适的身段,配得起“周正儒雅”四个字。从长相上说,废名太奇,茅盾太瘦,鲁迅太矮,徐志摩太嫩,穆时英太粉,钱玄同太憨,老舍太正,李叔同太古,巴金太薄,朱自清太板。沈从文面相不错,英俊清秀,但当时文化分量不够,看起来少了股味。丰子恺年轻时的像片我没见过,老来须发花白,清瘦脱俗,是个人物。李叔同有古意,于右任仙风道骨像胖罗汉,都有不俗模样。当真论起来,还是胡适最好看,最极致的书生之脸最极致的书生之躯。
元朝画家王蒙对自己相貌非常满意,揽镜自夸:我父亲生出儿子,怎这等好相貌。文人之于脸貌好恶很有意思,金农作《团砚铭》说“砚如此不恶,面如此便俗。侏儒侏儒多饱栗,今之相者兮果无作”,又有《杂诗》谓“圣代空嗟骨相癯”,这其实是在说脸貌透露的气象。明人曾鲸作王时敏二十五岁时的绣像,目光端凝、英气逼人,看起来不同凡俗。
画像里,只说看到的,老子、孔子、屈原都是大德之尊。但毕竟全靠想象描摹,当不得真。古代,容貌的传承依靠画笔依靠文字,画笔往往失真,文字不过写意。先贤容颜渺不可寻,零星轶事别有深意者,时见有人称引。
《世说新语》上说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潘岳喜夏侯湛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胡兰成记汪精卫,说他北伐前在广州演讲,粤地女学生“掷花如雨”,汪精卫的黑白照片也见多,的确是美的。胡适评论汪精卫的外貌是“我见犹怜”,可惜做贼,辜负了一张好脸。
以貌取人,差不多是传统。郁达夫脸型清瘦,他的样子有深沉而缭绕着挥之不去的苦恼。徐志摩是最典型的文艺美少年,浓得化不开的文风正适合他。鲁迅有木刻之美,面带秋寒。胡适五官饱满平和,眼睛大而有神,额头高而阔。张中行生前撰文回忆胡适:“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温源宁如此描述四十四岁胡适的长相:“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瘦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焚膏继晷灯下用功之遗迹。衣服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倒可以令佳人倾心。”( 温源宁这篇文章,译者很多,手头有江枫、南星两位先生译本。以文采论,林语堂译本最好,他翻译里有再创作。)也非怪近些年关于胡适情事的书一本又一本,中国向来不乏逐艳之夫逐艳之妇。鲁迅先生说:“英雄也吃饭,也睡觉,也战斗,自然也性交。”咄咄怪事,今人独对英雄性交有兴趣。
画像不论,看到的文人照片来说,胡适排第一位。有帧摄于五十年代的像片,陈诚一干人等在机场给胡适送行,老先生手拿礼帽,笑容可掬,气质非凡,把周围一遭人通通比下去了。老实说,站在一旁的陈诚,相貌也不俗,但和胡适比,输了文采少了风华。
梁实秋和胡适先生有过合影,都是大文化人,但气质上,梁先生还是差了一截。胡适的样子,永远书生本色。有些文人穿长衫好看,譬如郁达夫。有些文人穿西服好看,譬如郭沫若。胡适例外,管它长衫西服,穿起来熨熨帖帖,有种置之度外的斯文通脱,今天哪怕再好的模特也穿不出那一份举止从容,穿不出那一份意气风发了。
我对摄影向来偏见,殊无好感,但我感谢摄影技术为我们带来鲁迅的胡子,胡适的布衫,徐志摩的西服,郁达夫的长袍,周作人的眼镜,林语堂的烟斗,辜鸿铭的辫子,齐白石的拐杖。摄影技术留下了中国的文人模样,谢天谢地,无缘真容,翻翻照片也是好的。若不然只能一直见到这样的东西,岂不乏味: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再好的文字一涉及相貌,都是望梅止渴。胡适有张大笑的照片,透过纸页仿佛能听见哈哈不绝。老先生坐那里笑,像老太太。我心里叹息,快活成神仙了。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像老太太。沈从文如是,胡适如是,俞平伯如是,张中行如是。我这么写的意思是说杰出的人不会争强斗狠,不会刻薄钻刁,杰出的人要善良要温和要感受灵敏要内心丰富,这才能保证作品的温暖性、神性和文艺性。
我见过一张胡适与蒋介石的合影,两人作交谈状,胡适的文气轻轻松松抵住了蒋介石的诡谲。老先生的气度就是不一样,翘着腿,一脸随意,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谈笑风生,意气自若。领袖森严遇见了学术气度,竟也无能为力,蒋正襟危坐,仪容严整,双手放在膝盖上老老实实。我们再看一些元首领袖与文人的合影,说句不敬的话,文化的头颅快要低到尘埃里了,微微哈腰者有之,挂着廉笑者有之,故作挺立者有之,都缺乏文骨。
据说当年有相士将陈独秀与胡适比较,认为胡适坐立行走,酷似仙鹤形象,这是一成形之相,其贵绝非陈可比。我曾选取过胡适不同时期的照片对比看,岁月的风霜会在他身上留下或深或浅成长衰老的印记,但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总是衣着讲究,眉清目秀,风神依旧潇洒依旧贵气依旧。只是青年时期,相貌偏于严肃,眼中略带焦灼,有属于迷惘期的阴霾。中年后,神态越发从容,襟怀洒落,脸上写满清雅,写满坦荡。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给了胡适大的地位,但我们不要忘了,胡适的地位靠自己挣的,谁也不是天生领袖。
早些年胡适去见宣统,就表现得略失水准。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溥仪所为,只是玩笑,故《我的前半生里》写道:“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但胡适看来,皇帝召见,不敢怠慢。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胡适后来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一个人的文化地位,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交往。话题已经远了,索性荡开一笔。法国作家杜拉斯有次在公爵饭店吃饭,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走了进来……吃完饭,有人走过来对她说:“总统想跟您打个招呼。”杜拉斯回道:“让他过来。”密特朗过来坐下,杜拉斯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过一会说:“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 “玛格丽特,我在听呢!” 杜拉斯十分严肃地道:“弗朗索瓦,你知道,我现在在世界上比你出名得多。”一阵沉默。密特朗回答说:“没错,玛格丽特,我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说:“除此以外,一切都好吗?弗朗索瓦。”
这样的故事真长读书人脸面,让人读了欢喜。
最近看到一份当年胡适的纪念视频,美国人拍的。模糊的影像里,胡适先生清雅极了好看极了也书生意气极了,大有春风满面与秋月临江之和蔼爽飒之气。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追慕前人风流,一是感慨世风日下。视频里有胡适先生纪念北大创办六十年谈话,声色清正,说一口干净的白话文,不见丝毫官腔,更不沾学术味。我奇怪当下中国文化界突然不会讲话了,衮衮诸公不发言则已,一发言令人胸为之闷气为之塞。
说话也是门艺术,胡适的声音,天生是文坛领袖的料,天生学术宗师派头。鲁迅讲演也是一绝,刚性挺拔,三言两语击中要害,这是杂文家的修炼,并不稀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得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随口的几句话里俏皮有之,幽默有之,妥当得很,真是会说话。有听过鲁迅演讲的学生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 “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
鲁迅的演讲消失在那年冬天的广场上,没福气听到了,好在还有胡适先生让我们可以听见大师的声音。
人的性格有地域性,鲁迅得绍兴师爷之刁辣。陈独秀有安庆古城人的倔。朱自清长在扬州,下笔成文不乏水乡灵气。福建人林语堂,自有南方人的活络。梁实秋长在北京,得大城法度。东北人萧红萧军,文字里时见干瘦的寒意。胡适是徽州人,骨子里不乏徽商的智慧与圆融。
胡适著作这些年行情看涨,在今天社会尺度中,他应是最不该被阅读的人。按照胡塞尔“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之定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从政府方面来说,恐怕永远是 “坏公民”。好在民国作家里,“坏公民”太多,胡适还有鲁迅、林语堂、李健吾、郁达夫诸位先生陪着。
胡适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最近十年来,国内终于看到一些相对客观与冷静的文章,将胡适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语境中,不像过去那样闷棍群舞、打死才过。放眼整个民国,大江大河一样的文化人很多。章太炎、鲁迅、周作人、梁漱溟、蔡元培、叶圣陶、陶行知就不必说,就是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严济慈、吴学周、朱家骅、李四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童第周、金岳霖、顾颉刚、王世杰、马寅初、傅斯年,都堪称大家。之所以把名单写这么长,是提醒自己要记住他们,也是告诉大家,不要忘了他们。
这么多人里,说到亲切平易,唯有胡适。我读鲁迅的文章,常有得意处,恨不得去大先生手下当磨墨书童。倘或真要做朋友,可能还是胡适更好。我常会嫉妒那些胡适家里的常客如徐志摩们。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没有鲁迅尖刻,没有郁达夫放荡,没有徐志摩多情,没有郭沫若激烈。在北京,只要是周末,胡家永远高朋满座,名媛高士,贩夫走卒。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胡适尽力解答。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即便只是礼貌性地问候,他也报以周到的回敬。每个从胡家辞别的人,都觉得不虚此行。胡适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林语堂在《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和街头小贩都能做朋友。有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读些有关政治的书,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这个卖烧饼的小贩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先写信通知他,免得人家跑冤枉路。后来小贩以为自己生了鼻癌,胡适替他写信致院方,更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身上有十足的人情味,人情味是天下至味,一个人缺乏人情味总让人疏远。有些人让人敬而远之,胡适让人敬而亲之。
胡适不把自己深藏起来,论心计,民国很多人都比他强得多。胡适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全都摆在那,有孔子赞誉的君子之风。明明知道有些话说出来,会招来不快,胡适不管。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四处奔走,很多人袖手旁观,看孤儿寡母的惨窘,最后许只好求助胡适,胡先生二话不说,拔刀相助,可谓文坛“小旋风”柴进。发脾气易,发善心难,发态度易,发慈悲难,像胡适那样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有十分之难。
胡适文章放到那一代人中,并不算大好,但人家见识一流,保留着世事如麻中的清醒。民国人下笔成文,往往浓盐赤酱,与剑拔弩张相比,胡适的蕴藉是另一种风度,纯然是文人情怀,儒士心性。我想说得明朗一点,胡适身上的蕴藉,在于对文化的回味。胡适做过很过学术工作,考证《红楼梦》,考证《再生缘》,考证《醒世姻缘传》,考证《水经注》。胡适用他自有的平白文字来写不同风味的古典、不同境况的人生,他把学术当作文化来烹炒,拂开岁月之尘,还原旧时面目,借梳理古人之文来表达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情怀与意趣。
胡适的文字平白如白开水,你可以说他浅,但换一个思路看,也有着水一样的清新、温厚与明白。胡适一辈子几乎都是写常识,写那些自己知道的东西,老老实实,过得一天是一天,进得一寸是一寸,不会虚头巴脑。读胡适的文章,有脚踏实地的平静。
胡适的学术,别人的一切都可为引子,接通自己的观点,以笔墨贯之,使其产生又一番况味,基本是故事新编衍生出的另一种经典,胡适俨然隔山打牛的武林高手。
胡适经历丰富,放眼华夏文化圈,类似他的一个也无。历史学、文学、哲学,都做出了一番了不起的成绩。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有功劳,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当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还干了一阵子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这个人兴趣太广泛,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一九三九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胡适一生,在生活梯道上滑来滑去,偶尔还跌进了政治洪流,但在书卷间进进出出身影不断,终身不改文人面目。
胡适这个人,学问可能领略偏浅,读书做人事迹很可思慕。
去台湾后,某报纸有一篇《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特写,报道胡适的谈话,有许多不属实的地方,如说“他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胡适在受访时根本没有说“不出席”,记者全凭个人猜想,完全超出谈话的范围。后来,胡适怕那位记者要受处分,居然说:全是真的。把那些不当言辞全部担当起来了。
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胡适“总觉得爱乱写草书的人神经不正常”,“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是否负责任”“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写字都这样认真的人,难怪会有那样端正的心性,几场婚外恋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稍稍在文字里透露那么一点点情意,那么一点点佻巧。
从美国归来后,生活在捧杀与棒杀的光影中,胡适说话谨慎,下笔谨慎,做事谨慎,老影像中看他走路,也是谨慎的样子。有回徐志摩拿了本德国“色情书”给大家传阅,胡适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含蓄二字是胡适一辈子的标志一辈子的标准。捧也好,棒也好,胡适是胡适。没有他,民国的文化天空多么寂寞,鲁迅多么寂寞,徐志摩多么寂寞,林语堂多么寂寞,周末无处诉说的人们多么寂寞。
一九五六年二月,有个大人物在北京怀仁堂对一批知识分子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大人物忙着玩弄政治,玩弄权术,当然不知道胡适贪恋什么。查《胡适年谱》,这一年年正值六十二岁的他以下几事或可一记:
二月,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此年十二月九日,到傅汉思夫妇家里写字,一口气写了三十多幅,纸是张充和旧藏“晚学斋用笺”宣。胡适只写两款内容:贯酸斋的《清江引》和自己早年一首《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今度月重来,独自临江坐。 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胡适的字,学苏轼学魏晋行书学宋明小楷,不激不励,笔划不苟,深得意趣,书法线条中体现出那样隽秀那样通灵那样放达那样超逸那样峭拔那样从容的韵致。胡适贪恋的正是此间文墨滋味,高山流水啊。
载《山花》《安徽商报》《特别关注》《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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