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的记忆（四）

       外婆给我的四块光洋，搁现在至少值万八千，这是我王老五，印象中最大的一笔进帐。
       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公、外婆都还健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外婆一下子给了我四块现大洋，每块大洋的正面都画了一个人头像，其中两块画的是同一个人，圆圆的大脑袋带八字胡的象胡汉山，外公告诉我是袁世凯，只当了八十多天的皇上；那个瘦子，人送外号“蒋该死”，又叫“蒋光头”；这两人，一看就不象是什么好鸟，村子里只有二流子才剃光头。穿中山装的是孙中山，特别严肃，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外婆给我光洋时，说了一句：孙崽耶，以后你看到这几块现大洋时，你可要记得我呀！
        外婆说这话时，眼框里噙着的泪花，我是看到了的。
        这四块光洋，我拿回来全交给了我妈，妈用方手帕包起来，锁进雕花的木柜里，头些年我跟母亲提起这事，母亲说早就记不清了。
        前天晚上做梦，我又梦到自己的外公外婆，在梦里，外婆给我煎的荷包蛋，中间那一圈黄的跟光洋差不多大小。
        
        小时候做梦，除了常常能梦见外公外婆外，做得最多的还是捡钱的梦。
        先是一分，后来是两分、五分，脚边上到处都有，怎么捡也捡不过来，那种惊喜一直延续早晨六点多，妈喊我起床时，边揉眼睛，边在被窝里摸摸索索一遍，看看是不是有硬币掉在里边。
        捡钱的梦，做了几十年，到现在也不愿意醒。
        事过境迁，现在的孩子，大白天掉在地上的硬币，就是一元的也不肯弯腰。
        
       我读书的那些年，最大的赞助商是我大爸爸。
       在我们老家，大伯不叫大伯，叫“大爸爸”，大爸爸退休前是常德港务局的国营职工，他们的船常年在洞庭湖上跑运输，每次来岳阳，船都泊靠在南岳坡，大爸爸三两月就能来我家歇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才走。大爸爸进屋前，总要给我们家买卤肉吃，卤肉炒辣椒，特别能下饭。吃完饭，大爸爸让我把作业本拿给他看，大爸爸最愿意看我写的作文，好多次还要我大声地念给他听，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今后一定要成为老喻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也不止一次地在他面前嗯嗯地答应，临走前他每次都要拿出十块钱交到我手里，让我别忘了买笔买书买本子，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大爸爸每次出手都不逊于陈光标，那些年，大爸爸花在我身上的钱，按当时的行情，差不多能盖半拉子希望小学的了。
       大爸爸身边就一个姑娘，比我大两三岁，大爸爸一直想要我过继给他当儿子，多年以来，我半推半就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始终是“脚踏两只船”，两头赚便宜。  
       前年我回老家，大爸爸、梅叔带我们上山去拜祖坟，大爸爸八十多岁的人，走山路比我和我儿子都要快，梅叔背了不少的祭品，在后面跟着走，身体硬朗，一点也不象七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