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随笔[三则]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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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袖添香
梁实秋是个颇有情趣的文人。然而，在《书房》一文中，他正襟危坐地说，（书房）红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没有香，“素腕举，红袖长”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看到梁实秋先生这么说，我就在想，文人总是有点心是口非的，圣贤书读多了，就道貌岸然起来。其实，从古到今，读书人讲究的就是读书的环境，或山水作伴、或红袖添香、或坐拥书城。然而，素腕秉烛青案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人间胜境，皆为天下书生所羡。如那个一生仕途坎坷、生活潦倒的宋代词人柳永流连于旖旎繁华的风月场所，却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我相信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儿女风情，给了柳永永不衰竭的灵感，“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晚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诸如此类的优美词章奠定了他在宋词发展中的大家地位。坐拥书城而做学问的读书人确是令人可敬的，但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大都是怀有红粉春梦的。《四库全书》的总纂官、《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但野史记载他是风流才子，八十岁还“好色不衰”。可见“红袖添香”没有让他心有别注。夜色温柔，红袖添香。佳人与书生。红烛与书卷。这是一种悠闲、温馨、曼妙的读书意境。所以，落魄书生蒲松龄以聊斋故事描绘出一个个鬼狐幻化的妖艳女子，慰藉寒夜苦读、穷困潦倒而无佳偶的失意学子，谓之红粉知已慰平生。翁容在《〈聊斋志异〉情爱模式的深层意识》中认为：“穷困潦倒而具文才灵气的书生邂逅一个甚至几个丽绝人寰的异类女子，两情欢好之后，异类女子不仅让书生享受到‘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乐趣，还任劳任怨地帮书生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助书生渡过难关，给他带来财富，功名或是干脆与他共登仙界。这就是《聊斋志异》中最为典型的情爱模式。”故窃以为，蒲松龄实是借《聊斋》以浇心中块垒，以幻觉中的红颜知已塑造成为红袖添香的主角，其梦想可谓美妙也。
精神家园
身处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以书为伴、以笔为友，已被世人不屑一顾。人的思想意识变得越来越实际，物质的满足远比精神的享受来得刺激与快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所谓“道”，便是物质之上的精神，是一种极为抽象的、几乎是虚幻的概念。我们都是凡尘中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必须依赖于物质，而精神层面的需求，似乎只是社会精英们的行为。曾经有句流行甚广的话是：“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社会精英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精神危机，于是有人便呼吁：“精神不是万能的，可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提倡重建人文精神，坚守精神家园。
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文人玩弄的那套“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把戏，已不中用了。“银样蜡枪头”，当不得真的。当你沾沾自喜于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新作时，只要有人在旁讥讽一声：“这能值几个钱？”准把你羞得无地自容。以码字维持生计，既清苦又寂寞是必然的。当然，那些个明星、大腕的文字又是另当别论了。你又不是韩寒、郭敬明、慕容雪村，那几个后生每年的版税收入够你劳碌一辈子了。自古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干着急得了红眼病，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大把大把地扒分挣钱。文人大都信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逛语。或许真有慕才爱文的文学女青年成为了你的“颜如玉”，红袖添香伴读书，可是读了几十年的书，写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字，甚或出过几部单行本、作品集，又何曾见到“黄金屋”？恐怕连一套商品住宅也只是望而兴叹罢了。前几年报载某教授欲把一生的心血结集成书，结果奔波了数年，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赔本的买卖不做，这是商家的规矩，出版社也得搞市场经济，上至总编下至清洁工，谁都等着月薪养家糊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教授早已过不惑之年却偏偏执迷不悟，千方百计筹措了出版经费。最终这书是出来了，除了几个学生帮助销了一部分，可这投资无法收回已成事实。还有几千册书堆在书房里，像过了婚龄的单身女人，怎么嫁也嫁不出去，把个老先生折腾得几不成人形。难怪文人要脱裤子做“下半身”的文章，或者下海淘金，压根儿是穷疯了。穷则思变，什么文人操守、什么人文精神，值几个钱？用金钱的标尺一衡量，立马就苍白无力。
要坚守精神的家园何其艰难？却真有傻文人在苦苦支撑。你看那路遥，著名作家的桂冠有了，官衔也不大不小了，按理说他应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了，只要每天按部就班地去省作家协会办办公，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就可以把每天的时间打发得舒舒服服。凭他的资历与“官僚”身份，做些应景文字、广告文学的文章，或者变个路子写写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下半身文学”，抑或在各类文学评奖中挂个名衔、给文学青年举办写作讲座什么的，那“外快”岂是写小说可比得？——便会源源不断地轻松而来，便可以改善一下清贫窘迫的生活甚至进入小康，结发妻子也可能不会离去了，这不是很滋润的事嘛？可是这个穷人作家，就是不会搞歪门邪道，只会靠一支笔一根筋地写小说。虽然他常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可他注重的依然还是艺术创造的精神追求。路遥他抛家别女，在僻乡远村的一间农家小屋里，忍受着病魔的折磨，耗尽了全部的生命，写成了一部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再读后记时，已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而泪湿春衫。路遥说：“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
路遥已逝，其声犹在。昭示着后人坚守这人类精神的家园，而不要轻易地放弃或糟蹋了。
人将谓我何？
生而为人，乃万物之灵。尘间俗世中人，总是为名利两字所累。无论你是名人，还是常人，抑或是准名人，关键是给自己准确定位。钱钟书认为，名是“人将谓我何？”所以，人对“名”是需要正确对待的。现实生活中某些“夜郎自大”的名人、准名人颇是自命不凡。画过几张画、写过几个字的，就以为自己是梵高、郑板桥转世了；写过几则诗文、几篇小说的，就把李白、曹雪芹、鲁迅那些真正的文学大家不放在眼里了。颇具鲁迅笔下的阿Q遗风，以精神胜利法笑傲江湖——这完全是闹人来疯嘛！
《儒林外史》中有个范进，好不容易中了个举人，就发起了癫狂症。他那个做屠夫的丈人，上去给了他几个巴掌，结果给打醒了。——这范进，受不了成名的刺激，源于他没能准确对待所谓的“名”。如果他中了个状元，或许更会把持不住疯天闹地了，做丈人的怕只能举起屠刀劈了他罢？
红尘滚滚，名利喧嚣。人最可怕的是没有给自己一个清醒的定位。率真的王朔在《我看王朔》中这样调侃自己：“——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也许，王朔知道自己要写出《飘》或者《红楼梦》是极不可能的，所以他给自己假设了一个前提，就是判刑二十年。
当年，有人曾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得知后如是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他还认为，如果瑞典在诺贝尔文学奖上“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助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的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是一个伟大而谦虚的智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巨大距离。
很怀念王小波。生前寂寞身后荣。甘守寂寞的王小波，被称为“文坛外的高手”。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以其新颖的多视角叙述姿态、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力度、惊世骇俗的奇思异想，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也填补了这个时代艺术思想的某种空白，成为千古绝唱。但是，王小波在不幸猝然逝去以前，一直是默默无闻的，没有自我吹嘘，没有大肆炒作，也没有造星运动，唯有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耕作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
北齐文学家颜之推说过：“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
可见修身治德之重要。轻狂傲慢，必损其名；德艺双馨，其名必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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