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抹温暖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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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抹温暖
南宋烟雨，每一次回望，总有一丝悲怆。我憎恨纯粹的民族情结，但直面两宋文人在政治上的那份旷世少有的大起大落，总是一次次的惊心。文人治政，祸福两倚。总以为大宋是文人的盛世，是家国盛世。拥有GDP占当世60%的大宋，拥有那么多精忠报国将帅的大宋，拥有如此发达先进科技的两宋，怎么会转瞬间灰飞烟灭。
带着太多的困惑，站在碑前。抬眼，目光所及处，江山如练，江水一片澄澈，红男绿女正徜徉在春日融融中。
738年的岁月，淹没在这如潮的烟雨中，叹惋，绵长。
无法真实地还原当时的险境。唯有一块冷硬的石碑，在安静的提醒着那一段无法挽回的悲歌。
乱世出英雄。正因为南宋末期的那份离乱，才愈显文人丞相的那份忠诚之悲壮。一个状元，凭着对朝廷的忠贞，倾家荡产，招募兵士，就那样“不自量力”义无反顾地去勤王。他不会想到，这样的行为在当时那些手握重兵的南宋大臣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他更不会料到，当他费尽劫难，历经镇江，仪征，扬州，南通，回到南方那个小朝廷身边时，他的执着换来的居然是冷遇和再一次边缘。隔着模糊的岁月，我无法揣度文天祥当时的心境。
那个乍暖还寒的夜晚，镇江城给了深陷绝境的文天祥一行最后一抹温暖。就在押解元都途中，一干人，一条船，一盏官灯，一个向导。杜浒，余元庆，沈颐，还有那个没留姓名的小官兵。这一场接力赛式的逃脱，与其说是给文天祥爱国报国生涯的最后一抹温暖，不如说是镇江人给南宋小朝廷的最后一抹温暖。
但，滚滚长江水，没有给南宋带来好运。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演绎着红尘中向前的浩瀚。就像当年赵匡胤从后周的幼子手中夺得江山一样，纵横捭阖的两宋，最终也以年仅8岁的小皇帝末帝赵昺的投海自尽谱了一个朝代终结的挽歌。1279年，国祚319年的南宋以20余万生命的集体殉葬在崖山画上了一个悲情的句号。
不，还没有终止。
在元朝大都，亲眼目睹崖山惨状的文天祥，还在遭受着生命和人格，义仁和精忠炼狱般的摧残。他悲怆写下：“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那个寒冬，文天祥的囚禁处喧嚣纷繁。南宋降臣左丞相留梦炎来了。南宋的“前”皇帝宋恭帝来了。文天祥家人也给他捎来了书函。甚至，不可一世的忽必烈也屈尊来了。
都不奏效。
最终，汪元亮来了。一个自愿请求随伺被降皇上北上的琴师，来到了文天祥的面前。没有寒暄，没有悲天悯人的发泄。他带了酒，带了诗词，带了那把旷世绝音的古琴。
这是大宋两个末世文人内心气节的相惜。这是这个世界给两个崇高生命的最后蕴藉。一曲弹罢，一个，成了冤死异国他乡的忠君精魂。一个，成了南归不知所踪的云游道士。在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们隔着牢笼，隔着镣铐，指点江山，谈诗论文。
我不知道，《胡笳十八拍》的音律在狭窄地牢中缭绕的时候，手脚都有镣铐的文天祥有没有抚胸叹惋，仰天长啸。但我知道，牢狱之前，栅栏相隔，汪、文相约：“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汪元亮，这个同是南宋的罹官，在人世，给了文天祥最后一抹温暖。
春寒里，石碑犹在。没有立碑说明，也没有立碑时日。手抚石碑，没有一丝温度。如果说，文天祥的脱险南归，曾经给这个濒临灭亡的大宋带来重整山河的希望，那么注定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文人治政，怎敌皇权犀利，直到南宋逃走崖山海上苟延残喘之际，垂帘听政的杨太妃国舅还因私利生生剥夺了文天祥护驾圣上的资格。一心抗金的文天祥只能转战于福建、江西，重振抗元大旗。想当初，一路难逃之际，为了保护文天祥的生命，无数大宋子民死在元军的刀枪之下。与其说他们誓死保卫的是皇帝和大臣，不如说他是那个黑暗时局的最后一面旗帜，一丝温暖。他们以为，只要皇帝在，只要大臣在，大宋就有希望，家园就能回去。
但，真的回不去了。
事实上，历代史家对文天祥的“仁和义”褒贬不一，精忠占多，但愚忠之说也不在少数。
作为一个文化后人，每一次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诗句的时候，无法释去的依旧是一连串的追问。
南宋没了，文天祥在忠于谁？南宋皇帝也投诚甚至来劝降，文天祥还能忠于谁？可怜，一片精忠，一片铮骨，迎来的依旧家国破碎。是中国人内心深处道德崇高下一贯对生命的冷漠，更是中国文人的宿命。其实，一生刚直的文天祥并不被皇室正统“主流们”接纳，文氏一生为宦，几度沉浮。
史书记载，文天祥被俘之时，忽必烈曾问询朝中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答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给了文天祥最后的尊严。他到狱中，没有要求下跪，最后一劝，以“中书省”之任相托。但最终的若言依旧是，“我是大宋的宰相，大宋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但愿一死足矣”。
同样国破家亡，金人之后的耶律楚材选择了入世，用自己的智慧影响甚至驾驭了元世祖的治国方针，让骄横的马背民族渐渐的汉化，避免了多少生灵涂炭悲剧的上演，促进了历史车轮滚滚前行。汉人之后的文天祥则选择了以死效忠，以身殉国，杀身成仁。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喜欢揣测历史。常常在想，倘若文天祥改了心意，效仿耶律楚材，假以时日，中国历史会不会因此而改写？还会有清一代一次又一次被列强蹂躏的悲剧吗？但，历史不靠揣测。
石碑远处，桃红柳绿，江山依旧。石碑近处，江水浩渺，苇叶静立，袅娜的身姿随风的摇曳而起伏，瞬间但又挺直。苍茫的苇叶该记得那晚的惊险一幕吧。黯寂的江面，轻舟快发，终于，“在晨光里望见了真州的蜿蜒的城墙”。那一夜，有雪吗？有风吗？史书没有描述。但我想，至少，船击水面的声韵，一定会有，如同文天祥留给世人的那首凛然的《正气歌》，伴着岁月，绵延，永传。最后一抹温暖
南宋烟雨，每一次回望，总有一丝悲怆。我憎恨纯粹的民族情结，但直面两宋文人在政治上的那份旷世少有的大起大落，总是一次次的惊心。文人治政，祸福两倚。总以为大宋是文人的盛世，是家国盛世。拥有GDP占当世60%的大宋，拥有那么多精忠报国将帅的大宋，拥有如此发达先进科技的两宋，怎么会转瞬间灰飞烟灭。
带着太多的困惑，站在碑前。抬眼，目光所及处，江山如练，江水一片澄澈，红男绿女正徜徉在春日融融中。
738年的岁月，淹没在这如潮的烟雨中，叹惋，绵长。
无法真实地还原当时的险境。唯有一块冷硬的石碑，在安静的提醒着那一段无法挽回的悲歌。
乱世出英雄。正因为南宋末期的那份离乱，才愈显文人丞相的那份忠诚之悲壮。一个状元，凭着对朝廷的忠贞，倾家荡产，招募兵士，就那样“不自量力”义无反顾地去勤王。他不会想到，这样的行为在当时那些手握重兵的南宋大臣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他更不会料到，当他费尽劫难，历经镇江，仪征，扬州，南通，回到南方那个小朝廷身边时，他的执着换来的居然是冷遇和再一次边缘。隔着模糊的岁月，我无法揣度文天祥当时的心境。
那个乍暖还寒的夜晚，镇江城给了深陷绝境的文天祥一行最后一抹温暖。就在押解元都途中，一干人，一条船，一盏官灯，一个向导。杜浒，余元庆，沈颐，还有那个没留姓名的小官兵。这一场接力赛式的逃脱，与其说是给文天祥爱国报国生涯的最后一抹温暖，不如说是镇江人给南宋小朝廷的最后一抹温暖。
但，滚滚长江水，没有给南宋带来好运。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演绎着红尘中向前的浩瀚。就像当年赵匡胤从后周的幼子手中夺得江山一样，纵横捭阖的两宋，最终也以年仅8岁的小皇帝末帝赵昺的投海自尽谱了一个朝代终结的挽歌。1279年，国祚319年的南宋以20余万生命的集体殉葬在崖山画上了一个悲情的句号。
不，还没有终止。
在元朝大都，亲眼目睹崖山惨状的文天祥，还在遭受着生命和人格，义仁和精忠炼狱般的摧残。他悲怆写下：“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那个寒冬，文天祥的囚禁处喧嚣纷繁。南宋降臣左丞相留梦炎来了。南宋的“前”皇帝宋恭帝来了。文天祥家人也给他捎来了书函。甚至，不可一世的忽必烈也屈尊来了。
都不奏效。
最终，汪元亮来了。一个自愿请求随伺被降皇上北上的琴师，来到了文天祥的面前。没有寒暄，没有悲天悯人的发泄。他带了酒，带了诗词，带了那把旷世绝音的古琴。
这是大宋两个末世文人内心气节的相惜。这是这个世界给两个崇高生命的最后蕴藉。一曲弹罢，一个，成了冤死异国他乡的忠君精魂。一个，成了南归不知所踪的云游道士。在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们隔着牢笼，隔着镣铐，指点江山，谈诗论文。
我不知道，《胡笳十八拍》的音律在狭窄地牢中缭绕的时候，手脚都有镣铐的文天祥有没有抚胸叹惋，仰天长啸。但我知道，牢狱之前，栅栏相隔，汪、文相约：“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汪元亮，这个同是南宋的罹官，在人世，给了文天祥最后一抹温暖。
春寒里，石碑犹在。没有立碑说明，也没有立碑时日。手抚石碑，没有一丝温度。如果说，文天祥的脱险南归，曾经给这个濒临灭亡的大宋带来重整山河的希望，那么注定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文人治政，怎敌皇权犀利，直到南宋逃走崖山海上苟延残喘之际，垂帘听政的杨太妃国舅还因私利生生剥夺了文天祥护驾圣上的资格。一心抗金的文天祥只能转战于福建、江西，重振抗元大旗。想当初，一路难逃之际，为了保护文天祥的生命，无数大宋子民死在元军的刀枪之下。与其说他们誓死保卫的是皇帝和大臣，不如说他是那个黑暗时局的最后一面旗帜，一丝温暖。他们以为，只要皇帝在，只要大臣在，大宋就有希望，家园就能回去。
但，真的回不去了。
事实上，历代史家对文天祥的“仁和义”褒贬不一，精忠占多，但愚忠之说也不在少数。
作为一个文化后人，每一次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诗句的时候，无法释去的依旧是一连串的追问。
南宋没了，文天祥在忠于谁？南宋皇帝也投诚甚至来劝降，文天祥还能忠于谁？可怜，一片精忠，一片铮骨，迎来的依旧家国破碎。是中国人内心深处道德崇高下一贯对生命的冷漠，更是中国文人的宿命。其实，一生刚直的文天祥并不被皇室正统“主流们”接纳，文氏一生为宦，几度沉浮。
史书记载，文天祥被俘之时，忽必烈曾问询朝中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答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给了文天祥最后的尊严。他到狱中，没有要求下跪，最后一劝，以“中书省”之任相托。但最终的若言依旧是，“我是大宋的宰相，大宋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但愿一死足矣”。
同样国破家亡，金人之后的耶律楚材选择了入世，用自己的智慧影响甚至驾驭了元世祖的治国方针，让骄横的马背民族渐渐的汉化，避免了多少生灵涂炭悲剧的上演，促进了历史车轮滚滚前行。汉人之后的文天祥则选择了以死效忠，以身殉国，杀身成仁。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喜欢揣测历史。常常在想，倘若文天祥改了心意，效仿耶律楚材，假以时日，中国历史会不会因此而改写？还会有清一代一次又一次被列强蹂躏的悲剧吗？但，历史不靠揣测。
石碑远处，桃红柳绿，江山依旧。石碑近处，江水浩渺，苇叶静立，袅娜的身姿随风的摇曳而起伏，瞬间但又挺直。苍茫的苇叶该记得那晚的惊险一幕吧。黯寂的江面，轻舟快发，终于，“在晨光里望见了真州的蜿蜒的城墙”。那一夜，有雪吗？有风吗？史书没有描述。但我想，至少，船击水面的声韵，一定会有，如同文天祥留给世人的那首凛然的《正气歌》，伴着岁月，绵延，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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