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 归

      春夜，一场酥雨酣畅落，满城崭新。清晨，父亲遛弯的脚步收回来时，母亲正将头钻出四楼阳台，探雨。老天爷，城里下不下雨不打紧，乡下村里你可千万要偏心点。关窗，母亲的自语依然朝向东南，那个方向，有老家的天。父亲换过鞋底趴了一圈泥浆的旅游鞋，接过话茬，说，雨一夜没停，全部淋进了地，今年耕种赶上一场好雨水了。
      平日，父亲跟母亲主动搭讪少之甚少，话语金贵是父亲出了名的个性。但是，土地和粮食是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话题，再不善言辞，父亲也愿意抬到嘴边来说。打小走外当“工人”，父亲其实并不熟谙农事，壮年时某次休假回家帮母亲锄红薯地，竟然接二连三把几棵秧苗拦腰铲断，甚至趁母亲不注意，又眼疾手快将完全断根的蔓按回土里，之后蹲地头啪嗒啪嗒抽烟。作为土坷垃里摔打出来的女人，母亲能荷锄做得一手漂亮农活，瞅见父亲如此这般，她哭笑不得，背下也怪怨过父亲的笨拙和滑稽。然而，母亲理解父亲对庄稼的生疏，每每锄刨挽割，悄悄地，母亲总会拼上更多更多的力气，她心疼父亲。
      但毫不怀疑父亲是耙，他能背负起一个家的风光。1991年，父亲决定拖儿携女住进县城中心的单位集资楼。搬家当天，我怀抱两个花包袱，逃离农村的快意随白色铃木工具车加油提速，一路天高云淡。全程，母亲几乎没有话，重复最多的一句是，慢点，不着急，不着急。这句话，是母亲说给开车接我们进城的司机师傅的。
      坐在阳光温煦的三居室，母亲又在针头线脑绣鞋垫，嘴里还叽咕说，买根大葱吃瓣蒜花钱，掏垃圾也花钱，对面小二楼人家还把粪便直接排入河，听说种西红柿还打催红素，我压根也没眼气过楼房生活。偶尔，我跟母亲辩，上学、就医、工作、购物，农村永远不敌城里。听着，母亲一边说等你爸退休就回乡下，反正我们不在城里住，一边继续低头绣她的喜鹊登梅或者牡丹花开。
      还是轻易就能看到母亲的固执，毕竟，村庄已经成为她的一种深刻信仰。她记得，地堾长出的鲜草喂胖过一窝窝家兔，秋天拔回的萝卜腌制过好吃的咸菜，藏在小瓦瓮里的鸡蛋换取过货郎担木箱子里的五彩花线，颠着秋韵的大簸箕分选过一粒粒黄豆。在村庄的天空下，这些都是母亲的土地，母亲的庄稼。山上荆条花飘香的季节，母亲还记得她站在老屋前，摸着手里的玉米、谷穗、倭瓜、红薯，笑颜如花。
      比之母亲，父亲对村庄的态度更是绿叶对根的情谊。爷爷过世早，除了作为长子的父亲，其他子女的全部人生全部都栓在了箩筐、扁担、镢头上，叔叔姑姑们躬身伏地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是父亲永远走不出的牵挂。好多次，我看见父亲给进城探望他的弟弟妹妹们亲自倒水沏茶做饭，问他们收成，和他们聊村里的人和事，每次，他看他们的眼里，都有一种慈爱的叫人想流泪的温暖。
      儿子出生之后，我对老家的依恋一点点走回从前，预想着每年夏天带着儿子回到老家的青石窑洞，陪陪回乡避暑的父母，也让曾经快乐的童年时光重新抱抱我。事实上，并没有带儿子回去几趟，在日渐拥挤的城市，我每天踏着来去匆匆的步，不由自主便把40华里外的山村遗忘。
      随着年岁渐老，父亲和母亲后来也很少再回山村，村里不少人家则在农村撤点并校的政策推行下，纷纷翻下山，涌进城市，试图在寻求教育均衡的路上为孩子们点亮更大的希望。遛弯的父亲，从此经常在街头遇见熟悉的乡亲，而他回家后向母亲“报道”的那些街角偶遇，便也多了又一份温馨。听父亲“汇报”时，母亲依然少不了感叹一句，母亲说，这城里有什么好？在村，至少还能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母亲特别希望与父亲一起回归乡下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父亲便再次大病在床。在医院，父亲说他在老家。出院回到城里的家，父亲依然说他在老家。当父亲真的在老家的窑洞里合眼长逝，母亲流着泪安慰我和弟弟说，他，叶落归根了，归了他永远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