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散文《严凤英之死》——一个找不地方发表的文字

严凤英之死（长篇散文）
洪放

1
一屋子的黑暗。

2
这是四月的一个夜晚，准确点说是中国南方江淮之间4月初的一个夜晚——1968年4月8日夜。星期天。在西方，这个日子叫礼拜天，向神忏悔罪恶的日子。而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这只是一个休息日。西历引进中国，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形式上已经被接受了，而真正想让人们享受和体会到设置这个日子的玄妙和意义，则很困难。因此，这个日子注定仅仅是时间恒河中的一粒沙子，即使后来发生了这部作品中的一切事情，甚至包括在小说之外那些更加缜密和可怕的故事。其实都只是一种经过，或者说无济于事。时间永远向前，那一屋子的黑暗，慢慢地弥散开来。我们的主人，或者说是这部作品的主人，甚至更应该说是现实中的主人，也许应该叫女巫。在潜意识中，很多人觉得这是一场正在到来的女巫运动。谁是巫？谁是巫的清理者？那站在高处看着这些云雾和巫的盛宴的那些人们，他们是知道凡事皆有目的。而那些目的，正如新约中所说，神在迁徙的途中，“所有人，只知道跟着他行走，而不能知道为什么行走。”
如此意义上，这个夜晚跟任何一个夜晚一样到来了。就是白天，四月的合肥，香樟树的叶子在慢慢地卷落。这种在春天落叶的植物，引进到江淮之间的时间还很短，但是它的生命力就像革命一样，充满不可想象的朝气与力量。但现在，它的绿色，给满目的红色，添上了一抹尽可能的安静。或者那仅仅只是一种企图，它的力量比较起真正的革命，渺小而苍白。黄昏时，它散发出来的叶子的微微的清香，是能够让那些疲惫的心灵，有一丝丝的静适与歇息的。人们穿梭在城市之间，道路上，公车上，机关里，学校里（可怜的孩子们睁着眼睛，他们看见的不是书本，而是红旗，红旗！），成幅的标语，从墙上飘到空中，然后飞舞。再落下来，落到人们的头上，脚下；墨迹未干，人名的部分，被打上了红杠。人名因此显得突出和怪异。人们将标语慎重地拿起来，放到路边。有的就直接将其放到宣传栏边的空框里。那里昨天刚刚出现了某人的大字报，署名是甲，而今天，大字报上批判的正是甲。这个年代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没有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除非你坚信自己站在牢不可破的阵营之内。而事实上，由不确定性而来的更大的荒唐在于：很少有人质问或者反问过。大家都在期待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如同站在硕大的漩涡边上，大家都期待被卷入，而没有谁弄清楚了我为什么要被卷入，卷入之后，我又会成为什么？
没有怀疑。
这个四月的第二个星期天，8号。下午，阳光从院子里高大的法梧树的叶子间照进窗子。严凤英，这个清秀端庄的女人，此刻正眉头紧锁。倘若我们不去考察她三十多年来人生的道路，或许我们会以为她只是一个平凡而没有特色的戏剧工作者，再说大一点，是个表演艺术家。但是，稍作回顾就能知道，她的算得上娇美的身材里，显然是包藏过很多的故事和传奇。经历越多，水就越平静。即使作为一个演员，感性的成份居多。但总能在舞台上的入戏与出戏之外，回到现实生活中，她已经有了很大的沉重与矜持。这两天，不，最近的一个多月，她不止一次地回顾起自己三十多年来的人生。一个人开始回忆过往，要么是老了，要么是外力的压迫。老了，那种回忆是淡然的，怜惜的；而被压迫的回忆，则往往偏重于痛苦与屈辱。时间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成了一枚钉子，从关节里，从皮肉中，从眼睛的深处，从头脑里，甚至从天花板上的老虎奔跑，以及野外那些若隐若现的鬼火，一一地再钉上一次。早年的血已经沉淀，新鲜的血，被钉子堵在骨头与肌肉之间。痛，沁入骨髓。而最让回忆者痛苦的，并不是自己的痛。而是那些施虐者观望的神情——自得，怀揣真理的高贵，专制和一脸的神圣。
神圣！对，是神圣。没有人是错误的。只有你自己。他们所看到的，所想到的，都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只是运动的一只手指，而这只手指，在面对他们所拟定的另外一群人，即所谓的“三名三高”，所谓的“黑线人物”，所谓的“三反分子”，所谓的“封资修代表”时，手指的力量超越了普通的生理的力量。那手指上凝聚着斗争，领袖，忠诚，和他们所拥有的绝对的“真理”。
一个名头繁多的年代。而严凤英从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客观点说，对于这场很快就燎原了的星星之火，她的热情的迎接与欢呼，并不在其它人之下。从骨子里，她是个演戏的女人。而从形式上，她是个革命的演员，是个无产阶级的演员。从解放后的多次改造，和不断地学习，她的灵魂与红色路线之间的距离，就她自己认识，是越来越小了。甚至，她认为自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者，或者说是革命演员了。就是基于这一点，当下午，她坐在桌前，展开稿纸，向组织上写交待时，她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我到底还应该交待什么？其实，该交待的都已经交待了。那么，他们坚持要她继续交待的，到底是什么呢？她这些天，往往耽于一种想法——有些可怕的想法，她隐隐地有了些怀疑。请注意，这种怀疑，本身就是对这场革命的一种不信任，极其危险，而且往往会将人拖入万劫不复地深渊。这种念头刚一起来，她自己也差点被吓坏。这就如同儿时在故乡桐城罗岭的田埂上，猛然地看见一条花斑的大蛇一样，身子一激凌，心也受紧了。在此之前，她曾听北京的朋友传来消息，既是小说家又是剧作家的大名人老舍，去年的8月24日深夜投太平湖自杀了，还有其它的一些人，一场运动带走了一些生命，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的走法。和平年代的自杀是屈辱的。而老舍，听朋友们说，自尽前一整天，都在太平湖边读主席的语录。在投湖的那一刻，他想到和回味的是主席语录中的哪一句呢？
对于自杀，严凤英是有经历的。往往是有过经历的人，才不会轻言自杀。二十来岁时，在青阳，她曾第一次自杀——吞金。一小砣的金子喉咙里下去，越来越沉重，但最后还是在一番痛苦的游历和一把韭菜的牵引之后，回到了师父和戏班里姐妹们中。再后来，上吊。三尺白绫，以前只是戏台上的道具，被她真实而结实地缠在了脖子上。作为道具，白绫是轻飘的；而那一刻，却沉重压抑。当垫脚的小板凳刚刚踢翻，有人进来了，她也因此被解救。两次的自杀，现在回头来想，其实都是心气太高，受不了那些凌辱与诽谤。或许，要是真的自杀成了，现在的一切都只能是幻象——没有了身体的经过，灵魂也根本到达不了这么远这么繁杂这么激情这么混乱的年代。
既然已经到来了，那么……严凤英此刻坐在四月的桌前，丈夫在另外的房间里看书，两个孩子都出去了，大街上，对于他们更有吸引力。这半年来，就面前这样的稿纸，她已经用去了好几大本。除了唱戏中所必须的对唱词的理解和注释外，三十年来，她写字最多的时候就是现在。而且，这些字每写一次，就重新碰动了体内的钉子，就重新疼痛一次。十年前，大规模的反右时，她也是作为重点改造对象。那时，她也写过很多的材料，剖析自己的灵魂中的反动与右倾思想。而且，还曾涉险到深山区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到现在，她仍然觉得：那次运动即使是面大了些，情况复杂了些，但她的确为此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她不怕疼痛，剜心剜骨地向组织上坦白了一切——组织上知道的，组织上不知道的；作为一个演员的，作为一个女人的；她都坦白了。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几乎要将皮袍里那个“小”全给榨出来了。脱胎换骨，这是那次运动后她的感受。即使当尊敬的共和国总理来到安徽，省委专程用小吉普到深山去接她出来演戏时，她也如此想。面对总理，她没有说多少话。她激动得说不出来。总理说：很好，很好。很好。那个骄傲的公主呢？她走上前，总理说：你和王少舫一个是生姜，一个是辣椒……严凤英没想到总理居然能知道反右批判中大字报上的话，心情更加激动，嗫嚅道：总理，我错了。总理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错，调和得好，也蛮下饭呢。她心头一热。这一热，一直到十年后的1968年，这热还在，她内心的冰冷却与日俱增。如果说那时她心头一热是一种表达，那是真诚的，真实的。确实有很多错误，正如总理所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错。但确实有。从旧社会带过来的戏班子习气，这几年成名后所增加的骄娇二气，还有更重要的，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都是错。一场运动，让她感到身子骨轻了。她觉得自己扔掉了许多应该扔掉的。她觉得从此她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演戏了，为她的观众演，为她的人民演，为总理演，为自己的心灵演。
可是现在？
稿纸已经写了两张，再也写不下去了。街道上，红色的虎穿过香樟树的根。而法梧树叶的阳光，也移开了。屋子沉入了一种幽灵般的无言。

3
丈夫从屋里出来，给严凤英续了次水。茶已经有些淡了，也有些冷。冷的茶，往往更容易冲淡。这茶不像正在行进的火热的年代。年代炽热的气息，让大多数人，不，是绝大多数人失去了方向。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能真正地有着方向感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大家在别人规划的方向上行进。他们砍倒荆棘，双手是血地移开路边的石头；他们清理或者是开辟出道路，而这路的方向并不是他们的。领袖和平民的区别，大于领袖与追随者的区别。平民更多的情况下是被动的观望，而追随者是狂热地放大、夸张和毫无怀疑地去执行。“红色”，想到这个词，她把头看了下窗外。不远处，剧院的大门上，十五年前写上的“黄梅戏剧团”改成了“红梅艺剧团”。黄改成红，一字之改，按照军代表的意思，那就是天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态度，就是方向，就是人民与敌人，就是坏分子与革命者，就是忠诚的毛主席的战士与反动的特务和黑线人物。一个字中有如此玄妙，估计就连剧团里那些写了一辈子戏的剧作家们也难以理会。可见对于政治的敏感，并不取决于知识的多少，也并不取决于态度，而是取决于执行力的高低。军代表们的执行力，确实让剧团里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一茬茬的老戏骨们，不得不低下了他们走四方的头颅。军代表的一切来自于普通百姓们不可能看得见的高处，高处，红色夺目，灿烂无比。除了无理由的敬爱，那里不允许怀疑，质问，私语，当然，更不可能容忍抗拒。整个大地正在被这种红色笼罩。甚至，她除了听说老舍先生的投湖自杀外，还知道北京很多艺人，不，现在叫演员，都正在和她一样连篇累牍地学习和检讨。固然，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将自己的内心完全呈现给别人。每个人都有最后的私密之地。那么，她呢？
她喝了口水。突然院子外大路上的喇叭里传来声音：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杯子颤抖了一下，她确认不是自己的手，而是杯子在颤抖。这只握着杯子的手，被时光濡染着，已经三十多年了。小时候，在罗家岭严陈庄，她挎着小篮子，一边挖野菜一边唱乡间小调。那些小调清脆可爱，唱起来，脆生生的，就如同吃着水萝卜，或者看着清亮亮的湖水。罗家岭是有湖的，岱赛湖；罗岭靠江，长江。小龙山将罗岭与长江隔开，山上每年春天都开满白色的望春花。那花真的好白，一大片，如同云朵一般。那是1936年的时光，算起来，也三十二年了。喇叭的声音还在一遍遍地重复，斗志激昂。她不明白，这个声音为什么能如此激昂？但是，回过头来一想，这仿佛唱戏，有时候，情节到了，情绪到了，就得激昂，就得低婉，就得悲伤，就得兴奋。这个时代强大的执行力将这播音员的声音，粹炼成了那种钢铁一样的强硬、绝对、无情。至少到现在，她在心里没有对那位远在京城或者在画像上的伟人产生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她只是一回回地质问过自己的内心：到底还有什么藏着掖着，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给广大的人民群众看，给红派或者积派的那些热血高涨的造反派们看？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就如同一个人，翻遍了自己的口袋，她不可能再找出一分钱，一枚硬币。她甚至有好几次想：应该能找出些什么？面对那些热切的眼光，她应该再找出些什么，让他们兴奋、激动、胜利。但是她真的没有。这么想着，很长时间来，她有时几乎要觉得自己确实还有些不能被革命者容忍的缺点。只要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个年代，缺点如同菜叶上的虫斑，太多了，太多了！他们说你有，便是有。每个人走过的路，都不可能寻不出一点偏差。只要有了，便得接受改造，检讨，批斗。她没有拒绝这些。早在五十年代初，刚刚解放那会儿，她从南京回到安庆，怀揣着甘公子所赠送的那套行头，一心想回头来唱她的黄梅戏。团里的领导就找她谈话，说要她改掉旧社会留下来的草台班子的那种作风，踏踏实实地为广大的老百姓唱戏。她同意了，她打心眼里同意。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从1945年正式入行，她唱堂会，唱草台，给富人唱，给军阀唱，就是很少给穷人唱。在她的潜意识内，戏就是为富人唱的。这种思想要不得！团长批评得让她红了脸。她开始慢慢地改，一点点地改，从作派，从行事，从说话，甚至从表演上，她改的结果就是台下的掌声更热烈了，而那掌声，不再是从前那些达官贵人的掌声，而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掌声。她从来就 是一个善于改正自己的人。因此，对于这样铺天盖地的红色运动，一开始，至少她的心理上是能接受的。确实，在我们的时代，总有些人总有些错误，如果需要一场运动来消灭这些错误，那么，就来吧！
没有人能逃脱政治的漩涡，一个被红色覆盖却在不断地寻找黑色的年代。严凤英感到在这些面前，个人的力量几乎是零。你是国家的，是党的，你的一切——包括艺术、信仰，也许还有身体（这在最后的部分将会成为现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你是零，众多中的一个，你只有不断地改正，才能获得众多力量的认同。政治如此强大，这在十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她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那次运动，最后以戏剧性的结果收场。她被军用吉普接到大剧院，在这里，她见到了总理。尔后，她到了北京，然后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总理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错。可见错是有的。既然总理都说了，那就得改。可以说，改的姿势就是再低一点，再慢一点。不说低到尘埃里，至少要低到和人民大众一条线上。有一次，大概在六十年代初，某一天的黄昏，她一个人坐在剧团的排练大厅里。其它的演员都已经离开，大厅空荡，音乐的声音也已经被蜂窝状的墙壁吸收。这一刻，她蓦地想起总理的话。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水。她一下子明白了，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一个地方：你的头到底是一直昂着的，还是低着的。面对人民大众，你必须低着头。你得低着头为人民服务。当然，当在台上，那必须得昂着头。好的演员，或者大师，在台下和台下是不一样的。在台上，那必须是做人的性情与角色融为一体，而在台下，则必须分开。用戏剧的生活和态度来行走于这个日渐红色的时代，结果可想而知。严凤英的智慧，就表现在这里。她改了，她从深山里回到大剧院的那一次，就彻底地改了。改过后，她走在大街上，感到自己同普通的民众更近了。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同你们一样，虽然我唱戏，你们打铁。
水更冷了。
外面的喇叭声竟然没有了。这会儿，她想起师父严云高。在罗家岭的姜家茶馆，师父教会了她灵动的眼神，和一张会唱黄梅调的嘴。而因此，她也差点被“沉塘”。在严氏家族的历史上，她可能是最小的也是拟被沉塘却未能执行的唯一的女孩子。她逃出了罗家岭，到了练潭。
练潭！严凤英在4月8日下午的时光里，想到了这个地名。同时她想到了旧桐城八景之一的“练潭秋月”。那是好澄澈的一轮月啊！明月深潭，幽深而清泠。她想在稿纸下写下这四个字，却没写。这稿纸是容不得这四个字的。她的心又猛地一揪。潭水似乎就涌了上来。这个下午，她竟然心不由已，有一种被浮起来的寒冷。

4
红梅艺剧团的外墙上，涂满了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的影响力，正在这墙上展开。连早些年墙头上伸展出来的爬山虎，也在标语的威慑下，不知所踪。植物尚且在这个季节，被强大于气候的政治所驱逐，那么，人呢？人自然是一点点地离开。先是离开舞台，然后是离开剧团，最后是离开他们自己的心灵和仅存的自由。
所有人都被裹挟着。一场运动的可怕，不在于运动发起者最初的动机，而在于手段，在于技巧，在于被裹挟者。这场向来不被怀疑的运动，使四月的庐州城变得异样。严凤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外面的人说更多的话了。自从进入新年后，剧团的人被重新排队，一部分人进入了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队伍，他们获得了批判和选择被批判者的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包括文化局的副局长，剧团的像丁永泉这样的老艺人，似乎在没有任何特殊的感受时，一下子就被划入了另外一个阵营。这个阵营是复杂的，甚至是注定要为这场运动付出代价的。严凤英也是。最初，她以为她会像刚解放时那样，在会议上深刻地检讨内心里的旧艺人的恶习，就可以过关；或者是再深入一点，像反右那样，到火热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便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她一遍遍地回答造反派的问题，这都是陈年的问题，然而都很尖锐、刻薄，像一层层地在剥她的衣服。她默认了。既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那么，就得敞开心怀，向组织上说清楚。早在十几年前，当她参加了全省性的文艺骨干培训班后，她就说过：旧社会把我当根草，新社会把我当个宝。既是宝，而且这宝，是因为新社会才有的，那么，就敞开一切吧！她为此回答的问题，至少有上千个。为此写下的材料，至少也有几万字。甚至，在此过程中，包括上年的7月15日，她还恭敬地抄录了毛主席的两篇语录，其中就有《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抄这些，她是出自内心的热爱的。抄写时，她就如同在聆听伟大领袖的教导，工整的字迹，也反映了她一丝不苟的心态。她抄完这些，拿给丈夫看。丈夫依然是憨厚地笑着，然后默默地将其放在抽屉里。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在改造自己中度过。严凤英抄写这些最高指示，或者接受造反派一遍遍的审问，对于她来说，都是改造的一部分。她已经认同了这些改造。很大程度上，她已经在配合着这些改造。
其实不仅仅是严凤英，在红色涌动的1968年，整个中国成了一座改造的大舞台。
快黄昏了。四月八日的黄昏，与以往的任何一个黄昏没有什么两样，太阳下山，城市渐渐地安静下来。严凤英将稿纸移开，无论日子多么喧嚣，无论政治的触角多么凌厉，但黄昏还是一样的。这一点，她是最近才感受到的。那天从团里接受批斗回来，正是黄昏，她一个人走在路上，晃了晃因为一直低垂着而感到疼痛的颈子，边走边看四周。法梧高大，街道空旷。那一刻，她呼吸到了一种亲切的气息——黄昏的气息，薄暮的气息，乡土的气息，童年的气息，田野上奔跑的兔子和湖里面游动的小鱼的气息，还有山上野花和石头的气息。她伸出手，想挽起这气息；她深呼吸，想吸入更多的这气息。黄昏竟然都是一样的，黄昏并不因政治并不因为红色而堕落。黄昏依然是白天与夜晚的临界点。这一瞬，人心瞑瞑，苍凉回归。该放下的都放下了，视野里，思想中，都是过往的气息。黄昏的强大，就在于它的沉静与弥漫。她走在街上，仿佛看见了那些花，五颜六色地开放着，一下子冲破了单一的红色；而路边的树和草上，正婉转着鸟儿们的归巢的呼唤。这是人间的气息！温暖，绵长，醇厚，柔和。
她热爱上了这黄昏。
严凤英想离开桌子，出门，下楼，穿过大院，到外面无边的黄昏中走一走。但事实上，最近一个月来，她已经失去了再到黄昏中走的自由。按照红色小将们的指示，特别是军代表的命令，她的主要任务是反省、交待和深挖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根源。甚至，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监视。大字报上就明确地写着：严凤英是狗特务。既是特务，就有可能与另外的特务接头。这一点，她是听审问她的人说的。特务这个词，她第一次听，觉得与自己相差万里。但却真真实实地被罩在了头上。过去，每每提到特务，总是那些獐头鼠目之辈，暗底里与人民为敌。而自己？难道曾经与人民为敌吗？没有，绝对没有。她在回答造反派关于特务问题时，几乎有些声嘶力竭：我不是！而坐在对面翘着二郎腿的小将，特别是那位目光游移的军代表，则先是沉默，然后是嘿嘿一笑：不是？你不是，那谁是？你说说，谁是？她愕然：谁是？我怎么知道谁是？谁都不是！军代表将茶杯狠狠地砸在水泥地上，然后指着她的鼻子道：我看你就是，我说你是，你就是！
黄昏因此便消失了。开头，她还曾在黄昏中沿着剧院门前的大街散步，但不久她就感到背后似乎有人影晃动。再不久，有人悄悄告诉她：不能再出来了。尽量少出来，出来就会惹是非。刚刚热爱起来的黄昏，就这样与她睦隔。好在她仍然能回到家中，家中这三尺天地，到底还是安静与温暖的。丈夫从厨房里出来，他正在烧菜。见她犹疑地站在窗子前，便道：想出去了吧？再忍忍，快了。
快了？唉，我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要我交待什么？
交待什么？还不是他们想要的？
那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
……这。
她坐下来，黄昏笼罩上眉睫，一下下地沉重。早在运动初期，她先是一腔热情地交待和反省着，甚至，她还曾劝过团里同样被打倒的老艺人：有什么问题就说吧，相信组织，相信人民群众。但很快，她迷惑了，斗争的方向急转直下，她成了团里最大的“三名三高”，最坏的“封资修代表”，到现在，虽然谁都看不见，但她的头上顶着十三顶帽子，除了上述两顶外，尚有“三反分子”、“黑线人物”等。这些帽子无形却异样地硕大、沉重、冰冷、压抑，在你抬头时，仿佛就有一顶正向下压来。而当你想掠一掠额前的刘海，帽子的宽度足以压住了光洁的额头。她用手摸摸尚为年轻的额头，才三十八岁。人生的三分之一，离半百之年尚有十二年。六年前，她演《牛郎织女》时，三十二岁，而配戏的男演员才二十五岁。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演员老多少。虽然在头上勒了四五道线，但后来呈现在荧屏上的，是年轻、美丽、可爱的织女。这样想，她又回到十几年前了。那时她到香港拍了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那是黄梅戏第一次走上银幕。而从此，黄梅戏也就与京昆一道，成为了全国性的剧种。她没有想到，当年从罗家岭的田间地头走出来的黄梅小调，如今成了全国人都喜欢唱喜欢听的地方剧种。连总理都喜欢听，把她同新凤霞、袁雪芬、张瑞霞等一道，请到中南海，家宴中谈戏曲谈人生。想到总理，黄昏的暮色更加沉重了。因为总理，她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一个高大的人，一个在红色的天安门前的人。1959年9月，她曾在安庆为这个高大的人专门演出过。那次演出结束，在接见时她感觉到这个人的手是那么的宽厚、有力，目光如炬，笑容间有着难以言说的坚韧。她的崇敬如同戏剧中的高潮，排山倒海。就是这个人，领导着一群人，将社会从旧变成了新。按她的话说，也将她从“草”变成了“宝”。她没有理由不去崇敬，没有理由不去仰视。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她问丈夫，又像在问自己。
丈夫一愣，这种时候，还讨论这样的问题，要是被人听见了，那岂不？他赶紧走到窗子前，朝外看看，没人，只有黄昏，才回过头说：这是政治。
政治？政治难道就是这样？
就是。也许很快就会好的。
唉！严凤英叹了口气。半年前，在运动初期，她们夫妻双双被定为“文艺黑线人物”、“封资修的代表”，被分别派到农村接受教育。可是时间不久，又被召回。这回，加在她们头上的帽子又多了，甚至包括“反党分子”、“潜伏的特务”等。严凤英受不了了，他们夫妻连夜跑到北京，希望能在祖国的首都获得支持，从而洗清强加的罪名。可是，那也仅仅是一场无谓的挣扎。全国山河一片红。再回到合肥，她们都成了“专政大队”的“鬼”，无休止的交待，无尽头的批斗。一开始，她看到作曲家时白林脖子上挂着大锣站着艰难的批斗时，尚存心疼和不平。但很快，她自己的脖子上也挂了东西——戏剧道具，写着各种帽子名字的大牌子，这些挂在脖子上的东西，越挂越重，有时，不得不让她弯着腰驼着背。那在舞台都是挺直的腰啊！那在人前人后几十年都是挺直着的背啊！在政治和运动面前一下子弯下来了、驼下来了。她心里一直郁结着一句话，无数次在批斗时，她问过专政大队的造反派们：难道我为人民演戏，也是错的吗？
没有人回答这个核心的问题。对与错已不重要，他们需要的是在这个红色汹涌的年代里，从剧团，从偌大的文艺界挖出“女巫”。一场全民的清巫运动，她正在被作为“巫”而被突出，而这一切，作为一个视艺术高于一切、对政治除了热情别无手段的艺术家，她——一无所知。

5
简单的晚餐，两个孩子回来了。一家人围在桌前，就在这一刻，无论是严凤英，还是她的丈夫，或者是两个孩子，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他们家庭的最后的晚餐。这幅画面如果现在仔细地回想起来，也许有些温馨，或者更多的是凝重。1968年4月8日，这个普通的日子，普通的晚餐，丈夫夹着菜放到她的碗里，她迟疑了一下，慢慢地用筷子拨弄着。十四岁的小亚当然已经约略地知道一些东西了。作为这个家庭的长子，他经历了母亲的两次婚姻。虽然他自己并不明白。十四年前，他出生时，生父远在安庆；那时，母亲与现在的父亲也并没有正式结婚。上幼儿园和小学时，他都是孩子们心目中的宠儿——严凤英的儿子，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儿子，他走在几乎所有人的羡慕的目光中。然而现在……他偷偷地去看过那些批判他父母的大字报，特别是关于母亲的。他总是看不懂，那么平常的母亲，那么亲切的妈妈，那么执着于黄梅戏艺术的演员，怎么就成了……他问过父亲。父亲摇摇头，说：你还不懂。那些都不是事实。
既然不是事实，为什么要批判呢？       
因为……唉，这是上面的需要。
父亲的解释，含糊其辞，小亚当然不满足。他又不敢去问母亲。而更显明的风暴是在学校里。他被其它的当初那么羡慕他的孩子们追逐着，呼喊着，“坏分子的儿子”，“你妈妈是黑线人物”。可怜的时代，如此幼小的孩子们，便熟悉了如此沉重而复杂的名词。他们追逐，呼喊，直到小亚藏到角落里，他们开始欢呼。他们的方式竟然同大人们的一样，时代复制着无数简单的心灵，机械、盲目、冲动而无序。
灯光有些暗淡，严凤英望着两个孩子，将菜放到他们的碗头上。这一刻，作为母亲，如同黄昏的气息一样，是温暖而平静的。她可能忘记了那还没写完的稿纸，忘记了专政大队勒令她明天早晨必须交出来的彻底的交待材料。她只是看着孩子，又看看丈夫。她奇怪地发现，也是第一次发现，小亚和丈夫竟然那么的想像。想着她心头一拧，那个人怎么样了呢？听说也在批斗之中。那个人，那个也姓王的男人，是她生命里最爱也是最恨的人。爱他，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执着；恨他，是因为他的狭隘，他的无情。当年从安庆分手后，她已经身怀小亚。当小亚出生前，她曾让人带信给他，请他来看看。而那个男人却毫无音信。这一点她牢牢地记着，以至几年前，那个男人曾悄悄地送给小亚一只小马玩具，她也给砸了。如果说她真正懂得爱情，那便是因为那个男人；而让她真正懂得因爱生恨，也是那个男人。一个奇怪而顽固的混合体，成了她感情生活上一个死结。好在丈夫是宽厚的，他一直憨厚地笑着。那笑容里能包容很多。他看见了她心里的结，却从不去触动它。他知道那是她自己的，那是过往岁月与情感的见证。既然存在了，就割舍不了；既然割舍不了，那何必去翻动呢？他笑笑，两个孩子都吃完了。严凤英问：作业都做了？
做完了。
那就早点休息。
孩子们应声而去。她望望丈夫，丈夫正望着他。这眼神竟然跟十四年前初排戏时的眼神一样。或许，假如……倘若没有这场运动，她会一直如此地看着他的。他们会互相地看着，一直到白发苍苍，到天荒地老。但现在，她心里一紧，她突然有一种无可名状的预感……有些什么正在到来。是什么呢？是那些批斗吗？是那些大字报吗？是那些可恶的脸与丑恶的拳头吗？或许是那些无边漫延的红色，无边扩大的口号，无限制的批斗与将来还不可预期的可能会更多的那一顶顶帽子。
帽子，帽子！女巫的帽子。
严凤英应该是在什么时候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就如同一个女巫呢？也许她压根儿就不曾感觉得到。伟大的祭坛已经筑起，是需要女巫的死来献祭的。她想起儿时在乡间，总有一些女人被人骂作巫婆。那是些美丽的女人，艳丽的女人，丰满的女人，聪明的女人，有个性的女人，也因之，也是被叫做“巫”的女人。那些女人承担着村子里的瘟疫和病死的责任，有时是谩骂，有时是棒打，最严重是死亡——自己了断，或者——沉塘。沉塘曾经与她擦肩而过。如果不是师父严云高发现得及时，不是江师兄背着她飞快地逃跑，或许她在十二岁那年就已经成为罗家岭岱赛湖里的鬼魂了。水鬼是可怜的，戏剧里有，家乡的传说中有，披头散发，出没于清冷的水里，无归宿，无寄托。女巫的下场往往就是如此。她当年如果真的被沉塘了，大概现在也许还在岱赛湖的湖水里浪荡。那么，人们一定能在夜晚月亮升起的时候听见她的歌唱的。她也一定会唱，没有戏唱，没有人物来演，她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意义。她是为着黄梅戏而出生的，她的一切都是为着黄梅戏的。她在乡间的田野上遇见师父严云高，那是缘分，黄梅戏的缘分；逃到练潭后遇见程师父，也是缘分；再后来遇见白师父，还有更多的师父，都是缘分——黄梅戏的缘分。而这些，现在看来，都促成了一个“巫”的成长。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最后必定会有些人被当作“巫”被清理出来。这些巫，将成为一切危及当下政治秩序的罪恶，他们会成为所有错误、落后、坏思想、破坏的罪魁祸首。他们必须要被清理出来。巫这种古老的法术，正被红色的革命所应用。
灯光晃了一下，丈夫坐在对面。严凤英的眼睛有些酸涩。她突然问：我是有罪的吗？
这……丈夫慌了下，又慌了下，才说：怎么这么说呢？
如果不是，他们为什么要我交待？我还有什么交待呢？真的没有了。
没有就算了。明天就这样。
那……或许我真的是有罪的吧？这一瞬间，她自己都有些迷惑。她是有罪的吗？总理说这不是多大的错误，是说她有错。但不是罪。她反过党吗？反过社会主义吗？她什么时候当过特务？这个可怕的名词，像缠人的沥青，很快就糊满了她的身子。那每一顶帽子，都变成了一枚枚黑色的印章，一直锲进了她的血液和呼吸里。她问丈夫：我到底要交待什么呢？
家庭出身？都早说了；感情，也早透明了。旧习性，除了一身傲骨外，都磨了。我真的是……我是巫吗？巫吗？
丈夫骇然。
丈夫惊问道：为什么是巫？怎么会是巫？
我是巫！
巫在中国乡间，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巫文化强大无比。巫有白巫和黑巫。白巫主喜，而黑巫则主罪恶与惩罚。巫是承担者，但她们的承担首先源于她们是公认的施恶者。无论这恶真正的来自何方，既然巫被公认为施恶者，那她只有承担。公众意识里普遍认同的承担，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巫的个人力量与之相比，微不足道。于是，她只有死。巫的死亡，让公众得到对于罪恶的规避与释放。似乎消灭了巫，便消灭了罪恶。然而，真正的悲哀在于：巫永远都只是一个被公众选出来的承担者，真正的施恶者，永远都在高处。他们指挥着对巫的指认与惩罚。严凤英为什么在这个夜晚想到巫？她真的想到过？也许真正的事实是：她什么也没想。作为一个被红色风暴推出来的黄梅戏艺术界最大的“巫”，她身在其中，却浑然无知。这是哲学的命题，在1968年代红色的革命中，它存在，却从不可能被人想起或者揭穿。
你不是巫。你是严凤英，严鸿六！丈夫的声音有些嘶哑。她示意他小声些，说：不争了罢！很快都要过去了。
孩子们都上床了。她也起身，回到桌子前，将稿纸拿起翻过来。黑暗这时强大的弥漫过来。她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她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刚才丈夫所提到的那两个名字：严鸿六，这是自己从小的名字。这名字同乡里的每一棵草、每一片树叶、每一只小牲畜一样，自然，顺口，俚俗而亲切。前几年，她回罗家岭时，村子里的长辈人还如此地称呼她。称呼时如同黄梅戏的小调，回答时犹如黄梅戏的咏叹。鸿六，是最本真的严凤英，只是在后来的多年的戏装与磨难中，这名字渐渐地沉下去了。更多的时候，她叫严凤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黄梅戏演员，现在是安徽文艺界最大的坏分子，特务，而且，另外一顶更大的帽子正在向她袭来——“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这顶帽子比其它的任何帽子都更沉。因为让她感到不一般的是：专政大队的小将们，特别是那位姓刘的军代表，他们最关注的就是这顶帽子，他们反复地问：为什么要反对革命样板戏？是谁让你们反的？为什么要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一定有人背后指使，那是谁？
这才是真正让严凤英在这个四月沉重和无所适从的理由。
以前的批判，就她回想，都是围绕着她个人展开。批来斗去，都是检讨个人灵魂中的那些旧的习气，那些坏的习惯，那些错的做法。那是治病，是救人。而这次？一周前，《红安徽》上就刊出了点名批判的文章，说安徽文艺界有一批人，专门到北京围攻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说了许多反动的话，其目的就是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这文章中两次点到严凤英。刘代表也反复地问她：到底是谁？你一个演戏的，不可能有如此的胆量？那么，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呢？
三天前，她被团里勒令去看大字报，这是“鬼”们的必修课。那里面最醒目的一张，是王少舫写的。字是他的字，但内容……她先是眼前一黑，接着头脑发疼。她张皇地望着同样在看大字报的王少舫，好像在问：是你吗？为什么？
王少舫没有回答，而是回过头。一抹斜阳正照着他日渐稀少的头发，有些苍凉。一瞬间，她明白了。她没有再问，十年前，他们同演《天仙配》，王少舫是董永，她是七仙女。而现在，他们两个一个成了揭发者，一个成了被揭发者。而这黑色的墨渍之后，没有人能搞清到底是为了什么？多年之后，当有人问及王少舫当年的无奈与惨烈，他不置一词。风太大了，运动太猛烈了。裹挟在其中，没有多少人能坚持住脚跟。要么像老舍那样去在迷惑中投湖，要么像傅雷夫妇那样，在凌辱中去自尽；而大多数人是承受，就如同每一次的巫术运动，巫总是承受者。王少舫的大字报，也只是承受者无奈的一次屈从与演出。他一定知道这伤害了七仙女，伤害了他们从天上到地下这十多年来的默契与理解。而这一切，他注定是无法改变的。他不敢迎接严凤英的目光，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大字报中尽可能多的维持一点真实。那个叫王少舫的名字，在大字报上属于他，而更多的是属于专政大队，属于军代表，属于造反派的淫威与意志。
“旧社会把我当作草”，而这运动，把我当作什么了呢？她坐在黑暗里，身子一阵阵发冷。她想问丈夫，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丈夫怎么能回答？就是问遍这夜，谁又能回答？

6
4月8日夜，一轮上弦月缓慢地升了起来，月光应该照着外面道路上的香樟树和院子里高大茂密的法梧的。那些通红的底色正在掩去，夜是平和的。虽然一个沸腾而疯狂的年代，本就没有平和而言。但总是有一些地方，一些柔软的所在，能让心灵得到一小会的歇息与安宁。丈夫在书房里看书，运动对于他除了批斗、逃亡，唯一可堪安慰的就是书。读书，再读书，他便回到了他自己的世界。而她，站起身子，在儿子的房门口，她听到了孩子均匀而甜蜜的呼吸。这两个孩子，是她生命里除了舞台上的角色外最大的最成功的创造。一个女人，这一刻，她回到了女人。她站在儿子卧室的门边上，听着他们的呼吸，心里头有一股毛茸茸的感觉。她想起孩子小时，在她怀里急切地寻找乳房的那眼神。她想起再大一些，她领着他们到郊外游玩，孩子们放风筝，她看着孩子。平时排戏再忙，她都要抽空回家看一眼孩子，他们就如同她内心里两根绵长的线，她得攥着，紧紧地攥着。但现在，她站在门边，恍惚有一种要放手的预感。不是她要放手，而是她抓不住了。她向虚空中伸出手，却仍然是虚空。她再伸，还是虚空。她恐惧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在舞台上无数次划出优美弧线的手，这双在孩子们的额头上无数次抚摸过的手，此刻，虚空着，而且，无论凭她多么努力，依然是虚空。悲悯，和无由的忧伤，让她胸腔涨满，甚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她回到桌子前，坐在椅子上，她蓦然感到这广大的运动，也许不仅仅是要她的交待，是要她的材料，是要她离开舞台，是要她戴上十三顶帽子，可能更为可怕的——是要她本质上的，那些内心里的坚强、亲切、温暖、尊严与独立。
她浑身哆嗦，她颤抖着，她压抑地哭泣着。
这时，她的眼前呈现出剧团大院里那特别搭建的形状古怪的棚子，最初，专政大队搭建好时，棚子前曾挂有一个牌子“牛棚”，但半小时后就被摘了。原因是军代表说：他们连牛也不如，叫“鬼”。从此，就叫“鬼”了。“鬼们集合！”“鬼们过来！”严凤英当然也站在这些“鬼”之中，她不能说“新社会把我当成鬼”。至少在最初，或者说就在一周前，她是坚信这场运动只是一次灵魂上的洗礼，只是一次对错误思想的清理，只是一次治病救人的过程，只是一次为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统一思想、清理反动的战斗，然而当运动（不，对于她来说，可能仅仅是斗争）开始升级，这种升级也是猛烈的，毫无征兆的，她被造反派们引向了另一个更为强烈的主题——以前，她是黑线人物，是封资修的代表，她的交待重点是深挖自己的罪恶。而一周前她依旧被“请”到批斗会场，这回，造反派们没有再问她如何为封资修唱戏，如何通过唱词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毒草，甚至也没有威逼她再交待特务接头的暗号和她的上线；他们的方向转了，他们问：记得到北京看样板戏的事吧？
她眨了下眼，对戏剧天生的敏感，使她没有多想，就答道：记得。
好。严凤英！军代表猛地拍了下桌子，吼道：那就说说你们是如何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的？
她身子一震，攻击？她攻击样板戏了？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了？没有，没有！我没有攻击！没有！
没有？哼！不老实。专政大队的小将将手中的棒子朝她的头部打了一下，很疼。一匝的金花。小将齐声喝道：你们说样板戏不好，这就是攻击。攻击样板戏，就是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
这……她摇了摇还在麻木的头，再一次坚定地回答：没有！
好，那好。严凤英，我知道你最顽固。军代表坐在桌子上，一只脚搭在椅子上，面对站着还在发抖的严凤英，看了足足有十分钟，然后突然提高了嗓门：我知道你不会承认。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小将会有办法的。你不承认，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与江青同志为敌。就是……
后面，她再也没听清，她头一昏，身子歪了下去。腰椎病又发作了，疼痛，麻木。她躺在地上，军代表哼哼着说：装死？抵赖！负隅顽抗！这是没有好下场的。严凤英，好好想想吧，告诉人民群众，是谁在指使你们攻击革命样板戏，是谁在唆使你们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你不要再替那些反动派打掩护了，那是没用的。与人民为敌，死路一条！
那天严凤英醒来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回到剧团排练厅的化妆间。化妆间空空荡荡，平日里欢声笑语，都喑哑了。化妆盒上都有了灰尘，对面的镜子里，映出的是一张有些变形的脸。这张脸，曾是七仙女，曾是织女，曾是春香，曾是小辞店中的柳凤英，曾是……但终结还是严凤英，从桐城罗家岭走出的严鸿六；这张脸，曾是满月，曾是春花，曾是嫦娥，曾是雨露，但现在镜子里的这张脸，却已经让她自己也生了几分恐惧。而更加让她恐惧的刚才军代表的那一席话——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而且，军代表已经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她必须交待出谁是这攻击背后的主使？按照军代表和专政大队的逻辑，她严凤英只是枚棋子，背后一定另外有一只手在操纵她？好了，好了，她这算彻底地感觉到了——对于造反派，对于这场红色革命，她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角色，一个过渡性的角色，她作为巫的形象被推出来，目的是要引出更大的巫，引出那藏在深山藏在云雾之中的大巫。而那大巫，存在吗？如果存在，又是谁？严凤英在此刻不会知道，巫仅仅只是一种幻像，是专制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创造出来的承受者。她是巫，而她还不足以承受这场浩大的运动所要承受的后果。那么，必定要有人出来，要有更大的巫。她是通向大巫的路径，是通向秘密的小道，是他们抟制大巫的药引。
在化妆室里，她开始回忆几年前到京观摩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经历。那次她是随团过去的。在观摩过程中，团里确实也有人就该戏进行了一些议论。不过，可以绝对地说，那都是针对艺术上的议论，是从艺术的角度分析该剧的得失。如果说稍稍有一点过的话，就是有人提到其中的一位演员：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这也不足为怪，大家都是艺术中人，谁力能从心，谁力不从心，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一个招式就能显得出来，一句唱词就能亮得出来。就是那种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议论，似乎当时就受到了观摩会组织者的暗示：不要再议论了。而且，她们也因此没有能再去参加观摩会后的座谈会。这些年，对艺术的议论，往往是他们这些演员们必须要做的功课。然而，在那次观摩会后不久，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她碰见省里带队的那位领导。领导忧心忡忡，说：我们不该说那些话。她问：为什么？一台戏演出来，不就是让人看让人说的吗？领导叹了声，说：你知道那是谁的戏吗？她摇摇头，领导望着她没再说就走了。她后来问团里的一些同志，人们告诉她：那样板戏是江青同志亲自定的，八个样板戏，就是社会主义戏剧艺术的典范、样板。反对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同志，反对江青同志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就是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山雨欲来，或许那便是现在一切的前奏。谁也不曾料到：过去了好几年的事情，会成为点燃斗争的导火索。专政队要反复弄明白的就是关于那台戏，要反复让她说出来的难道仅仅就是当时观摩中的那些人？那些人三分之二现在都倒了，几乎都成了“鬼”——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的“鬼”，完全成了大批判工具的“鬼”，完全成了这个红色时代人人喊打的“鬼”。那么，他们到底要她交待出谁呢？谁才能真正是他们所要的称得上分量的指使者？
谁？甲？不对！乙，更不是。丙，不是！丁，也不对！
至少，她心目中的事实是：她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指使，也没有任何人来教唆他们。对于那台日后唱遍全国的样板戏，他们都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去观摩的。学习之余，进行讨论，进行研究，也是符合观摩精神和最初的出发点的。但如今？这一切成了罪状，并且上升到了令人心惊的高度。在这个红色革命之中，最大的错误就是路线错误，而路线的象征就是那些走在路线最前面的人，攻击这路线的领航者，无异于就是攻击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高度……高度！她无助地坐在化妆室里，一室的寂静，如同这喧嚣年代的底色。
当一个人开始怀疑时，她是痛苦的。
当一个人明白她或许只是一味药引时，她是绝望的。
专政大队的运动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在她惊恐、痛苦和无助之时，他们推出了王少舫。一直到这个夜晚，4月8日的夜晚，她的眼前还在晃动着王少舫那躲闪的眼神与渐渐稀少的头发。她能想像得出他所承受的压力，也许比当年他们表演《牛郎织女》时，所受到的天庭的压力还大。而实际上，那来自天庭的压力是虚无的、缥缈的，眼前的压力却是真实的、残忍的。“四月是个残忍的月份”，她一定没有读到过这句诗。可是，这个四月，她在残忍中逡巡，她成了残忍的一把祭刀。如今，她又成了更加残忍的一味药引。
药引？那么，活着，还有意义吗？


7
夜已经很静了。严凤英坐在黑暗之中，就听见了虫子的鸣叫。是的，是虫子的鸣叫。这声音仿佛从童年的老屋床下面散发出来，又像是从江南那蜿蜒的青草小径散发出来。这虫子的声音时高时低，高的时候，像戏中的锣钹；低的时候，犹如二胡的流转。这声音一下子一下子地就钻进她的耳朵，她的胸腔，她的心。就在半小时前，她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要走了。
作为蒙昧者之一，现在她忽然地明白了一切。明白的后果只有两条：要么在明白中死亡，要么在明白中同流。她，只能是前者。何况这样的一个红色的年代，她早已失去了为自我辩护的自由与能力。下午，她曾到同住一楼的当年带队去京观摩样板戏的领导那里。领导自然吃惊——在如此严峻的氛围中，她的这样的走动，或许是串供，或许是阴谋。她急切地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领导说：就写你真实的所见吧！真实所见？她问了句。领导叹口气道：否则，还能怎么写呢？
回到家，她知道这材料她是没办法再写了。晚饭后，她干脆收起了稿纸。在舞台上，她曾经扮演过一个一个的蒙冤者，但那是戏剧，而且大部分的结尾都赋予了光明——蒙冤者洗雪沉冤，施害者受到惩罚。然而现实？她看不到任何光明的部分。如同这黑夜，被无尽的黑与广大的红色所覆盖，她感觉自己就在其中冲突着、奔跑着、呼喊着，无人应答，无人理会，四围都是墙壁，高大，森严，让她窒息，痉挛，颤抖。她的心一点点地缩小，最后只剩下了一枚花生、一只岱赛湖的鱼眼那么大。还在收紧，还在痉挛，还在不断的疼，；而几乎同时，她又觉得这枚小小的心脏，正在迸出、炸裂、呼啸。在这之间，她恍惚、迷离、绝望，最终在作出那个重大的决定后，一切都静下来了，如同这四月八日的夜。
她要走了。
她起身到孩子们的房间，拉开灯，两个孩子睡姿各异，天真可爱。她想俯下身去，亲一下他们。但她没有，她怕惊醒了他们。她望了会，又望了会，才熄了灯回到客厅。窗外月光也远了，法梧的叶子，在夜风中有些竦峙。她想得见那月光经过法梧的叶子到达地面，碎得如同银子，满地都是。这多么紧贴她这三十八年来的人生啊！都是碎片，都是银子般的光亮，都是流离与伤痕。也许观众看到的是她光彩照人的美与灵动飞扬的歌唱，是很少有人去研究和探询一个演员在台下的悲苦与寂寥的。黑暗中，她听见时钟的嘀嗒声，应该在十点左右了。她摸索着又站到了两个孩子的门前，又听了一次他们天真而温暖的呼吸，然后转身来到卧室。她没有开灯，坐在床前。丈夫睡着了，这个慢性子的男人，整天为她操心和担忧，是该好好地休息了。她要走了，也许走了，丈夫就清净了，孩子们也清净了。否则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她头顶上的十三顶帽子，都是“特务”和无穷无尽的批斗与漫天飞卷的大字报。而且，她要真的走了，或许有更多的人因此会安然地生存和生活下去。世界是美好的，然而再美好的世界也都会有牺牲。她不是最高尚的，但她更不是最卑鄙的。红色席卷，在这无边的红色中，也能看出许多人邪恶的舞步，也能听得出他们卑污的心思。但是，她不可能想到，在1968年4月8日这样的一个夜晚，她不可能想到：任何一场运动只是一种形式，只是一次专制文化的呈现与高涨。那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所有的人，包括她，包括丈夫，包括王少舫，包括文联的领导，包括省文化局的领导，也包括专政大队的那些造反派们，还包括那个斜睨着眼睛的军代表……所有的人，都在这机器的巨大的运转中，成为一枚零件。机器是有意志的，而零件只是意志的实现者和助虐者。
丈夫翻了个身，从十四年前，她在省黄排演《天仙配》时第一次遇见这个既做编剧又做导演的男人，一直到现在，他们也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如果不是这场运动，他们或许还将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叶芝所写的诗歌中的那样的老年。现在不能了，她要走了。她得提前走了，从此，这个男人将带着两个孩子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将孩子托付给丈夫，她是安心的。事实上，这些年来，家里家外的生活都是丈夫在打点，她演戏多、出差多、开会多，难得在家里好好地帮衬。对于他，她心有愧疚，不过好在一切都将结束了，她要走了。这回不再是上北京，也不再是到香港，而是到遥远遥远的地方去了……她鼻子一酸，泪水差点就落下来。坐在床头，她颤抖着手去打开抽屉，摸索出一只她熟悉不过的瓶子，拧开盖，她几乎没有任何多想，甚至她不敢再多想，将几乎大半瓶的药片一下子塞进了嘴里，然后她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使劲地喝了一口。药片在喉头位置哽了一下，她再使劲，终于下去了。药片一下到肚里，她突然平静了。手也不再颤抖，大脑也在这一刻一下子澄明开来。她将药瓶放回抽屉，脱了外衣躺到了丈夫身边。她睁着眼，黑暗中的天花板上似乎有无数只老虎在奔跑。她闭上眼，过往的一切像潮水般奔涌过来。渐渐地，她看见许多她生命的那些人了。她凝望着，追逐着，在时空的广大旋转中，与他们开始作最后的心灵的晤对。

父亲，我回来了。
回来了，好啊！鸿六，当年真的不应该放了你走啊？要是不走，就是罗家岭这地方找个婆家，生儿育女，多好！都是父亲的不是啊！不该教你什么昆曲，要是不教你……唉！
父亲，那都不是你的不好。是命，是命！是命啊！命里我就是罗家岭山上的望春花，注定了望春、望家乡，望一辈子啊！
现在好了，伢子，回来了，就好，就好！

这不是鸿六吗？怎么在岱赛湖边一个人发呆啊？
是的，我是鸿六，师父，我是鸿六。我就是当年你教我唱黄梅调，后来十二岁登台差一点被沉塘的鸿六。在外漂泊了二十年了，我得回来了。还是这岱赛湖水好啊，照得见我的影子。可是，我怎么如此苍老、如此忧伤呢？
是啊，鸿六。孩子，你真的是如此苍老，如此忧伤。哪像从罗家岭走出的严凤英哪！你看看，你本来应该是那田野间的花草，清新又可爱；或者是那山岗上的青桐树，挺拔又快乐。可是现在，是什么让你如此苍老、如此忧伤啊？按理说这正是大好时代，大好时代怎么就不能容忍下一个唱黄梅戏的女子呢？
师父，这都怪我自己，赶上了这个红色的时代。我实在扛不下去了，我得回来了。只有这岱赛湖的水能抚慰我，也只有师父您和家乡才能让我安安稳稳地停下来啊！
那就回来吧！伢子！土地是最无言也是最诚实的，家乡是最本分也是最温暖的，回来吧，我们一道到罗家岭的山山水水间唱，到练潭去找你的程师父，我们一块唱。我拉胡琴，程师父打锣，我们一块高高兴兴地唱。
好啊，师父，我们一块唱。这里再没有运动，再没有专政大队，再没有军代表，再没有大字报，再没有那些吓人的十三顶帽子了。瞧，师父，你看，映着这岱赛湖水，我是不是还像二十多年前那样的俏皮、年轻啊！
像，像！像哪！

不了解我的人把我看得比纸还轻/只有你不爱这些虚名/我是一无所取之人/为什么能博得你这样的爱情/因此我感到惭愧万分/但是又为此感到无比的荣幸/告诉你，爱人，我誓以一切来回答你不移的爱心。
——这是谁在吟诵，这不是我写的诗吗？我记得这是写得那个同样姓王的男人的。是的，是写给他的，一晃都十七八年了。而这是谁在吟诵？是你吗？
是我，是我在吟诵，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给我写的这首诗。那时候，我们刚刚见面，我总感觉到隔着桌子，你的眼睛会说话般的火热地看着我。那时候我们爱得多美啊，多深哪！只可惜，太短了，太短了。现在想来，也许真的命中注定，我们只有那么几年的缘分。可是，已经够了。够了！
是够了。这一生，你是我最爱也是最恨的人。你让我第一次获得了有尊严的爱情，而后来，也正是你的狭隘，你的一次次的“义正辞严”的质问、怀疑与教训，让我们的缘分走到了尽头。不过从内心里，你的才华，你对黄梅戏事业的热爱，包括你悄悄为儿子所做的那些事，我都是记得的。你总在我内心的最深处，动不得，一动就疼。而又藏不住，一藏就露。
啊！也许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我们都彼此理解了。而一切又都不能回头了。只有你的诗，仍然时常激荡在我心里。凤英，谁能说一个唱戏的人，她的命运会好得过戏中悲苦的人生？
是啊，好不过。好不过！
我早就听说了你在受罪，他们那样对你，是天理不公哪！这运动，这浩大的运动，何时才能是尽头呢？
无所谓了。我走了。我走了，运动对于我，只是遥远的过往了。请将我的诗化作一缕清烟，在明月下烧给我。那可是我这生唯一一首写给男人的情诗啊！
一定，一定！如果有下辈子，如果……

是你吗？是你吗？凤英，你为什么从我的面前飘过而不言语。我可是你的甘三少爷啊！
是我。我就是想最后来看看你。你们都还好好地活在人间，可是我要走了。
走了？难道是因为这场运动？我知道他们正在疯狂地整你。但你不能走啊！多少年来，你经过了风风雨雨，那么多的屈辱，那么多的坎坷，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凤英，别走啊！我还在期待着到我们年老的时候，等你也闲了，再来南京，我们好好地唱一支昆曲，好好地来一段黄梅呢。
那只有待来生了。甘三少爷，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岁月，那么温情那么诗意。你就是一个戏曲中的男人啊！你疼我、怜我、理解我、支持我。记得刚解放，我要回安庆，就是你给我置办行头，送我回来。后来，五四年，我到南京同你结婚，你高兴得请那么多人来做证。想想那时候，一切如过眼云烟。三少爷，人生美好的日子为什么总是那么短暂啊？
是的。短暂。凤英，你一直说我是个好人，是个忠厚的人。那是因为你。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那是掏心掏肺的。这么些年，虽然我走南闯北，但心里一直有你。我要你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滋润。
啊啊，过得幸福，过得滋润，过得好。谢谢三少爷！都过去了。我再也不想了。从此，我将是一缕尘烟，飘在空中。我会注视着你们的，我会听你唱昆曲，看你做出的好看、优美的手势。我会听着秦淮河的浆声，看着秦淮河的灯影，我会……
可是，你为什么要走呢？凤英，你……回来吧，回来——
我回不来了，真的，我回不来了。我其实还想见很多的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我真的回不来了！我得走了。我看见天上的云彩了，那是天宫接我回去的祥云。而且，你听，你们都听啊，那些仙乐，那些霓裳，那些灿烂的莲花，那些洁净的甘露，它们都是来接我的啊！我要回天宫了。我本来就是天宫中人，既然这人间容不下我了，我回去了。回去了，真的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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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龙驹（原安徽省文联副主席）：
　　　1968年初春，从北京掀起的所谓"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同志"的黑风恶浪，很快涉及到合肥。于是当年安徽省观摩组和我们一行等人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而严凤英则是重中之重。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红安徽报》(安徽两大造反派所谓革命大联合的"机关报")一位汪××找到我家，要我交待这段情况。我一再向他说明，我们四人到京后，围绕《智取威虎山》一剧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内情。我还带汪××到当年观摩组成员、安徽剧团副团长刁均宁家里，刁均宁首先承认是他在小组讨论会上对《智取威虎山》在艺术处理上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与其他人无关。"他们(指我们四人)是后来去的，更没有关联。"在当时情况下，刁均宁敢于如此实话实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以为事情已经澄清了，没有想到4月5日出版的《红安徽报》，由汪××等执笔写的"社论"中竟然置事实于不顾，信口胡说"1965年，以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什么代表团，伙同戏剧界的牛鬼蛇神严凤英等丑类，在北京疯狂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这段文字可以作为"文革"时期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横加罪责的代表之作：一，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它任意写为1965年；二，安徽的"观摩组"也变成了"代表团"；三，个别人对戏的艺术处理在讨论会上提出几点不同意见，成了"疯狂围攻"；四，严凤英和我们是后去的，另住一地，她根本没有和观摩组徐味等人见面，如何"伙同"?如何"围攻"?又如何成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期《红安徽报》出版的第二天(4月6日)，团外团内的造反派"提审"严凤英和王少舫，"勒令"他们认罪，严凤英据理反驳。造反派把她押到二楼走廊，那里新贴了一张王少舫在造反派逼迫和授意下写的大字报，说严凤英看了《智取威虎山》，说"不照"，还说纪玉良圆场都跑不好……并且说他和严凤英没看完，中途就退场了。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造反派想要获取的"要害"材料。他们一方面继续对王少舫施压，一方面勒令严凤英着重揭发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安徽省"代表团"徐味等如何指使他们反对"京剧革命"的。严凤英知道是想通过她，打开缺口揪出省委一大批人来。她无从说起，造反派就不许她回家吃饭。僵持到晚饭后，因为是星期六，他们也想回家休息，便叫她回家写材料，星期一上午交，否则后果自负!她回家后怎么也想不通。7日晚，她找出当时的演出本，发现少剑波跑圆场只有一处，即小分队上山，戏已到最后一场了，怎么可能"中途退场"?便冒着"串供"的风险到我家来。(当时我们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一幢楼的东西两侧)。我说，该说的都说了，他们硬说我们是省文化局、省委宣传部、甚至是省委派去的，追问给了我们什么指示，这显然是另有目的，只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将来总有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时在我家的省文化局同志刘国琨、完艺舟、童兴德等人也劝慰她说，现在讲不清楚，将来定案还是凭证据的，有那么多人在，还怕讲不清楚吗?我还说江枫同志叫我和你们(指严凤英和少舫)同出同进，我记得我是看完了的，看来看完没看完不是关键，关键是挖"后台"。她一听明白了，坐了一会就走了，在门口她对我爱人李琦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

　　王冠亚（严凤英丈夫）：
    折腾了两天，严凤英也真疲劳了，她卵巢囊肿，做过切除手术，腹部常年疼痛，全靠安眠药控制。这天她又服了安眠药睡觉。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听她在床上呻吟，我即刻坐起为她按摩（习惯如此），结果她并不止痛，哭了起来，我大惊，一边安慰，一边询问，她不直接讲，而是叫我看看桌子上她写的“信”！那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遗书！信上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我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我也演过一些封资修的毒草坏戏，我是有错误的，革命群众斗我，我是拥护的，但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黄梅戏剧团阶级斗争复杂，小将们，谨防政治扒手！我严凤英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大惊，立刻叫醒大儿子王小亚，小儿子王小英，他们那时还是小小的学生，我叫小亚赶紧到楼下找文化局的医生来抢救！那时全合肥都被造反派造乱了，有点经验的医生处境都和我们一样，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了！”医院也乱了，上班也不正常，只有我们文化局大院仅有的医务室，有三个青年的女医生，翟医生、巫医生、孙医生。她们和严凤英关系都不错，是好朋友，虽说在运动中，她们表面“划清界线”，暗地里对严凤英还是非常好的，故而叫大儿子先去找她们，她们很快就来了，我记得很清，孙医生手捧针盒，发着抖，赶到我家来。紧接我就赶紧到剧团找军代表刘万泉，求他赶紧打电话找医院开救护车来抢救！刘万泉起了床，但不敢开门，拿个手电筒从门缝里照着我，我赶紧向他汇报，他仍不敢开门，叫我把严凤英的绝命书从门缝里塞进去。他打着电筒看了一下，讲你有什么要求？我讲：请你们打个电话给９７医院派个救护车来抢救！那时合肥市所有医院被造反派闹乱了，专家级的医生白天在门口站在板凳上挂牌示众，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治病了！部队还有三个医院（９７、１０４、１０５）还在运作。９７医院和刘万泉是一个系统的，只要刘XX一个电话就可派救护车来！那时电讯条件没有现在发达，一个单位只有一部固定电话！自从刘万泉进驻后，他就把这部电话控制起来，移到他的卧室，由他一人专用！谁也无法接近！所以，万般无奈，只有去找他。求他赶紧给部队医院打电话求他们急救。但是，他还要按部就班地上二楼去穿衣戴帽，吩咐我先回家，他随后就到。我只有先走，家里只有两个孩子，要抢救没有大人也不行。我快步回家，求先来的翟、巫、孙三位医生抢救。她们正打开急救包和针盒，给严凤英量血压、体温，这时刘万泉带着一伙造反派和专政大队的小伙子小姑娘来了，有几位阶级觉悟非常高，进门就批判严凤英是向无产阶级示威，要挟，进攻！刘万泉还现场批斗，厉声地讲：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严凤英委曲地哭着申辨，讲自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讲那张揭发她反对江青的现代戏是造谣诬陷！……她边哭边讲。造反派和刘万泉讲她是装，是演戏……她哭着讲，越讲越没有气力了！巫医生生气地讲：王冠亚！不要求他们了！他们不会救严凤英的！不要指望他们打电话要救护车了！快去搞一个板车拉！我只有跑下楼，到木工房，找周师父借剧团的板车。他是木工，道地的工人出身，毛主席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是剧团“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板车归他管。我敲门把他敲醒了，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讲了情由，并求他把公家的板车借给我。他气汹汹地讲：“没有！”我只好跑到省徽剧团借。徽剧团的木工师父听说是救严凤英，马上起床穿衣，到保管室开锁把板车拖出来借给我去拉严凤英！我跑着从徽剧团把板车拉到我家，跑上三楼，严凤英已药物中毒，浑身疲软了，我赶紧抱起她，走到楼梯口，我也疲软无力了！这时徽剧团的宋养俭同志赶上来抱起严凤英就下三楼——他是唱武生的，年轻力壮，把严凤英抱下三楼，抱上板车。小亚小英又抱过棉被给严凤英铺盖，我们父子三人，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军代表，还有一位小伙子，把严凤英飞跑地拉到桐城路口的安徽医学院门诊部，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医院除了急诊都不看病了！我们说明情况，求他们急救，他们要挂急诊号！那时我们剧团和这家医院是合同关系，要有合同的介绍信！忙乱中哪有介绍信？他们不收。万般无奈，只有回剧团找军代表刘XX开介绍信！是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带着我的大儿子王小亚，飞跑回剧团，把刘万泉又从床上叫起来，打开办公室的桌子，找到介绍信，开好信，盖好公章，他们二人又飞跑回到医院，挂上号，值班医生才肯医！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翻了翻眼皮，讲瞳孔已散，门诊部解决不了，只有送住院部看看。从门诊部到住院部至少有三公里，我们又找急救车送。这时的医院早被文化大革命闹乱了，找不到司机，又是敲钟又是派人四下找，至少又耽误十几分钟才把司机找到！好不容易车来了,但是车内没有抢救病人的手术床,只有我拼上吃奶的力抱着她,靠着车厢壁,拼命让她不滚下来。车外的灯从窗外缓缓流过，我盼望车子能快点，我希望凤英能突然睁开双眼看看这座她喜爱的，住了十四年的城市！可是，她就是不睁眼！好不容易到了住院部，到了内科大楼，病房又在三楼，又是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和我团的一个小伙子，轮流将严凤英抱上三楼。我和孩子抱着被子洗漱用具跟着上楼。找到值班护士长，她讲，没有病床了，叫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地上很简单地铺了一层水泥。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我求护士长给她找张床，她悄悄告诉我，“等他们走了再想办法。”因为那时的政策是“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出面表示同情和抢救！等团里来的人走了以后，我又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床睡。这次护士长暗藏同情之心，找了一个靠最外的房间最外的床，和我把严凤英从水泥地上抱上这张床。我求他们找位有经验的医生给严凤英抢救，护士长悄悄讲，她会给我们想办法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主动抢救！）再说，那时有经验的医生都被打倒了，现在这里只有一位老医生，在扫厕所，我多么想请他来救严凤英啊！我找到他，他虽在扫厕所，但是眼睛还不断偷觑严凤英，看来很同情严凤英。我立刻赶上前去求他，他无奈地指了指臂上挂的“历史反革命”之类的黑臂章，悄悄对我讲，让他们先治，治不好，我一定治！现在不许我“乱说乱动！”我又求护士长，护士长也是这样说。
    现在，这里有两位青年医生值班，二十岁左右，大概是实习医生。其它的同学都出去“造反”去了，他们大概还没资格去造反，就留在医院值班。他们两位工作态度很好，轮流给严凤英推拿做人工呼吸，一身大汗！我求他们找一位内行一点的医生，还特别指了在扫厕所的那位老医生。他们不反对，也不表示同意。他们两位轮流推拿，毫无起色，我更急如火燎，求他们赶快找一位老专家来抢救！这时，一位青年医生就下楼去了！我代替他和另一位医生轮流给严凤英按摩！他下楼干什么去了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才知道。
    “文革”结束后，我到上海长征医院治“食道癌”，回来后又进行胆囊切除，又住进安徽医学院外科病房，认识了一位放射科的专家徐元宏教授，后来成了好朋友。他说，严凤英来的那天，一切情况他都清楚。那是两位实习的同学。那天他家乡来了两位乡亲，正在接待，突然来了这个青年医生，他问徐元宏有没有治安眠药中毒的书？徐老师因为不是一个科室的，没有引起注意，就讲，书都在书架上，你只管找。结果他就在书架上找。找了好久，边找边看。徐老师看他不说话，就问：找这个书干什么？他讲来了一个病号，是服安眠药中毒的，现在抢救困难！徐老师问是什么人？他讲好像是个演员，叫严凤英。徐老师也急了，但不是一个科室的，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只好叫他赶紧回去按书上所说的抢救！
    那小青年医生又急匆匆跑了回来，跑到病房，严凤英已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护士长、我、和那两位青年医生手忙脚乱地抢救，最终不治，严凤英告别了她为之供献毕生的人间！
    我已筋疲力尽，两个小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坐在妈妈脚头的地上，吓呆了！我的两腿也已软了，但是，严凤英就我一个亲人，后事还要我一人去办。护士长叫我在值班室给剧团打电话，打时，我注意到当时快凌晨六点了。我打电话给那个军代表刘万泉，他淡淡地说：“啊——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忿忿讲了一句：“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们可以放手了！”
    紧接着我从电话里听到当当当的紧急集合钟声，像失了火那样紧张……   
    事后我回到团里才知道那是刘万泉紧急集合，叫大家表态！
    刘万泉先把“鬼”们集合起来，统一认识，统一口径：严凤英这样死是自绝于人民！是叛党！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口径统一好后，再敲钟叫“革命群众“集合，宣布严凤英之死，再叫全团统一口径：严凤英反对江青，反对样板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百分之百地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仇恨”都这样表态！只有一位时白林在表态时禁不住眼泪落了下来！那位军代表刘XX立刻训斥他“丧失立场”！造反派立刻把抄家来的和严凤英过去赠送的照片贴上大字报，将她解放前十六岁初进安庆拍的照片示众，证明严凤英在十六岁就是“资产阶级”了！严凤英被整死，是安徽省红梅戏剧团文代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的妹妹看孩子母亲死了，无人戴孝，就给两个孩子的鞋上缝了两块白布，被造反派看见了，立刻训斥为丧失阶级立场！命令把白布立刻撕下来！严凤英死了，她的孩子没有一人能公开为她表示哀悼！这是“立场问题”！严凤英刚断气不久，剧团的革委会就派人找我谈话，说严凤英昨晚收到一个披着黑头巾的老太婆送来一张纸条，命令她死的，因为她们是特务集团一伙的！另有一个汇报，讲严凤英是九大特务之一（“九大特务”是：王光美、郭德洁、白杨、严凤英……等，完全是莫须有的造谣！）并说严凤英的钮扣一颗是照相机，一颗是发报机！当时整个国家科学水平都非常低，所以这些谣言不仅能骗得过一般群众，就连领导也深信不疑，立刻派人来调查！今天我如实写了出来，因为至今还有人认为严凤英之死是我“胆子太小”，“为人太软弱了”！他们的胆子倒“大”！
    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我那时白天帮助严凤英写“交代”，晚上又忙抢救，折腾得筋疲力尽，再听他们要切开严凤英的肚子，人马上就晕了，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歇斯底里地呼喊，不同意！一个劲地要求医院继续抢救！不同意剖腹探查！我甚至发狂似地从二楼跑下来，一直跑到医院门外，终于被他们追到，讲，一定要我签字，同意开刀！我坚决不同意！最后提出要求，按正常抢救的方法开，主要是救！他们要我签字，我写道：要求他们按照抢救的方法开，因为那时报纸上宣传某地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一个多小时还被抢救活过来！他们接过那张纸条，即刻跑回去找医生。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现在当然是不能想象，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切都很正常了！）
    ……  ……
“文革”后期，严凤英的徒弟田玉莲在安庆一个大会上发言，提出严凤英是安庆的女儿，如今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安庆应将她接回来，葬在安庆，叶落归根！大家都说好！于是打电话通知我，“征求家属”的意见，我们全家都求之不得，非常感动。于是约好一天半夜他们开车来接严凤英的骨灰。到时果然如约来到，茶也不喝，开车逃离安徽省红梅戏剧团！就像当初我和严凤英半夜逃出合肥上北京一样，半忧半喜，严凤英在合肥被整死了，她的家乡又来接她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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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严凤英死了。
                                          2013-9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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