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存在和秘密》（选章）

【注：此帖为新近写作的系列散文，贴出其中的部分篇章，请坛子上的朋友们批阅。所贴章节，均已在杂志刊出，挪用请事先告知。谢谢！】

上街

　　在我长到可以翻山越岭之前，天全一直是一个静默的字眼：街。它通常和另外一个字一起出现在大人们口中。它们出现大人们口中的频率，完全由家里几只母鸡生蛋的频率、菜地里蔬菜的长势和盐缸里盐粒的多少来决定。事实上，我所在的村庄隶属于天全县所辖的一个乡，但在大人们口中，天全就是县城的代名词，就是赶场要去的那个地方。
　　县城的景物、事件开始真正走进我的视野，并逐渐生动、鲜活起来，是在我六岁那年的夏天。那一天，明媚的阳光照耀在溪头沟两岸的土地上，那条逼仄的溪流映着阳光，哗哗、哗哗的鸣叫着，不息地向着既定的远方奔流而去。溪流拐角的地方有潭，潭水静默，只耀人眼。路边的树木和杂草上挂着露珠，我此前好些时候注视过它们。我眯着眼，躲在露珠下面往天空看。我在不同的露珠里看悬挂在高空的太阳，它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却很小很渺远。等我从露珠下起身重新仰望天空的时候，我才发现，太阳其实一直还是那么大那么圆，没有任何变化，有变化的是我所处的位置，是我眼中露珠的大小。
　　那天，是我第一次离开溪头沟，和爷爷一起上街去赶集。走在上街去的路上，我的心思便全放在了“街”上，我被牵引着，只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好奇塞满了六岁的小小的身体。我蹦着，跳着，不觉间就将爷爷甩出了老远。那一年，爷爷已七十岁高龄，但除了多年的白内障搞坏了视力，爷爷的身体还算得上硬朗。爷爷拄着拐杖，不紧不慢地走。出家门不远便开始爬坡，我的双膝渐渐感觉到了不适，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得不停下脚步，双手扶膝，弓着身子大口地呼吸。爷爷的脚步却一如既往，不一会儿就走到了我跟前。我抬起头，看到爷爷脸颊和花白的发间挂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每走一步，一颗接一颗地滑下来。但爷爷似乎没有感觉到，一直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坡顶上是一个垭口。一块十平米见方的平地，光秃秃的，到处散落着烟蒂，有几根还依稀冒着烟。平地四周放着几块石墩，圆鼓鼓、光溜溜的，石缝间的杂草刚刚抬头便被踩踏得没了脾气，病恹恹的样子。爷爷选了一个石墩坐下去，然后端起拐杖，后仰着身子冲我说：“来，点起！”我知道爷爷是要抽烟，爷爷那根拐杖就是根特别制作的烟杆，需要抽烟的时候，爷爷就端起来，等我给装上烟卷，点燃，吧嗒吧嗒地抽。爷爷猛抽了两口，吐出嘴里的烟雾，开始给我说话。爷爷说：“你那么慌的做啥子？路是一步步走的，你再慌，一步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爷爷说着，将手掌横立成刀，接连在拐杖上砍了几下。爷爷停了一下，喉结蠕动着，吞了一口口水：“看到没有？就是这么一点点！”
　　看着爷爷横立着的手掌，我的头摇成了波浪鼓。后来上了学，知道了龟兔赛跑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了爷爷的话。那以后好多次，说到那天上街，爷爷总是笑着说：屁大一点，风风火火的，真像赶集似的！
　　溪头沟和县城一山之隔。在行政区域上，这个二郎山下的小村落有一个更加简洁的名字：新政。它坐落在二郎山南麓一条长长的深凹里，一条条细小的水流自深凹地流淌而出，然后汇入天全河，向着更远的地方流去。这大约就是溪头沟这个名字的来历了，我就此问过村子里的老人，没有人说是，也没有说不是。
　　出门便是山。自小，就不时听大人们这么对人说起溪头沟。没有埋怨，也听不出一丝兴奋，仿佛说出的不过是一个事实而已。实际上，溪头沟真就是二郎山脉众多小山之间一条普通的壕沟，因为水流的存在，便顾名思义地拥有了这样一个名字。好在，山都是小山，相比二郎山，很多只能算作小土堆。因为二郎山的阻挡，起自青藏高原的寒流刮到二郎山便折返了回去，使得溪头沟的山川避免了大风大寒的侵袭，一年四季，总是一副绿莹莹的外貌。
　　因为被山丘围困，溪头沟里可用着耕种的稻田极其有限，却是玉米、大豆、小麦、土豆……等等农作物生存的良好土壤。很长时间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摆放的也就都是这些食粮。这样的土壤，也是各种植物希冀的寄居之所。植物都需要开花，需要结果。各种各样的花朵在各自的季节里盛开，美是无疑的，但却常常被人们忽略，首要的原因自然是繁重的劳作和生存的艰辛，大约也有熟视无睹的缘故。花朵之后是果实。和花朵相比，果实的美不仅仅是颜色各异的外观，更在于它对味蕾的刺激和诱惑。很小，我就被大人们告知，哪些果子是可以吃的，哪些是要毒死人的。面对那些能吃的果子，大人们通常是一边说着，一边就做起了示范，以打消我们心头的疑虑；而在那些有毒的果子面前，大人们声色俱厉地举出一些“不听老人言”斗胆吃下去的人来警告，这次说，张家的二狗子吃了，拉肚子住院住了很久才医好，下次说，王家的三娃吃了，没过三天就死了。主人公都有名有姓，不由得我们不信。
　　植物的繁茂，使得溪头沟的山野成了飞禽走兽们聚集的乐土。野猪、刺猬、松鼠、山鸡、红豆雀、画眉、麻雀……它们来到溪头沟，就再没想过要离开，有的甚至就出生在溪头沟里。它们在溪头沟的山野里栖身。房前屋后，河边山岗，谷堆上、雪地里，冷不丁就会撞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叫声。溪头沟的山山水水因为它们变得立体而生动。它们和山丘溪流、雪地谷堆一样，都是溪头沟理所当然的一份子。最讨人嫌的是野猪。不仅翻吃地里的土豆和玉米，还不时溜出林子，大摇大摆地出没在房前屋后的空地里。有一年秋天，一头野猪甚至直接窜进了牛三的家。那是在夜里，牛三正沉浸在梦中，听见野猪撞开门的声音，牛三朦朦胧胧地朝门口瞅了一眼，以为是自家的猪又打圈了，便倒头继续睡了过去。等大人们在一阵撕心裂肺的的惨叫声里冲进牛三的屋子时，牛三的嘴角已经被咬开了一个大口子，如注的鲜血染红了牛三的衣服和脖子。牛三的命倒是保住了，但细嫩的嘴角却因此歪斜了下来，说话的时候总不能吐出准确的发音。大人们组织了好几拨队伍去猎杀，放了很多枪，也真就打到了几只，但没人知道其中有没有咬伤牛三的那一只。猎过之后，村人倒是美美地吃上了几顿野猪肉，也没再有谁家的门被野猪撞开过，但庄稼地里的玉米和土豆照样不时被吃掉。自此，溪头沟家家户户向来大开的大门也夜夜紧闭了起来，不是为了防盗，而是为了防止野猪不期而至的造访。
　　牛三本名牛学军，是我一起长大的伙伴。这些年，我每年都要回溪头沟几次，却一直没见过他。听大人们讲，牛三后来在雅安城边上讨了一个瘸腿的老婆，结婚之后就再也没回过溪头沟。我猜想牛三不是不想回去，而是把溪头沟当成了他无法面对的伤心之地了。
　　上街的路，翻过垭口之后便全是下坡了。
　　这是老路，在我之前，我的爷爷、父亲母亲和溪头沟里祖祖辈辈的乡亲已经走了很多年。后来在顺着溪头沟的方向修了机耕道，进出溪头沟的路于是变得平坦，最近机耕道铺上了水泥路面，是名副其实的新路了。可此时，爷爷却早已不在人世。
　　那天在垭口上，我听从了爷爷的话，余下的路，跟着爷爷走得不紧不慢。在城里，爷爷带我去理了发，还买了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秋天里，我便成了溪头沟村小的学生。之后，又有很多次经过垭口去往城里。直到十多年后，成为县城的一个普通居民。
　　有了机耕道之后，溪头沟人上街便很少再翻越垭口了。每次得知我要回去，父亲总免不了要事先打来电话，就说：不要再翻垭口上了——路荒！当路不再有人走的时候，它便不再是路了，而是荒着的土地，或者就叫它荒野更合适。
　　从地理位置上看，溪头沟和县城隔着一座小山包，像一个人摊开的双手或者双脚，但在溪头沟人的心目中，县城却成了他们要“上”去的地方。有一天，雅安城里的一位朋友邀我去玩，朋友说：“嘿，选个时间上来耍噻。”我心里一惊。雅安地处天全河的下游，自打能记事起，我听到的都是“下”雅安去，而在朋友那里，雅安也成了我要“上”去的地方了。我这才恍然，所谓“上”、“下”，其实和地理位置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人们脑海中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所决定的。在雅安朋友那里，就是一种心理上早已习惯的优越感。转眼已在县城生活了近三十年，对于溪头沟，这样的优越感我从未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