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小花与眼泪也表达不出的深情

一朵小花与眼泪也表达不出的深情
                                 楚些



奥尔森《低吟的荒野》一书中，有几个场景细节颇令人思量。在春之章中，作者对马尼图河这条荒僻之河的私享之想被一位垂钓的老人打断，原来，钟情于这人迹罕至之处的不止作家一人。这位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特意在八十岁生日这天历经辛苦来到这里，只为站在溪流中最后一次甩竿，为自己的晚年人生划上一个句号。与作家一样，这位老人对于水流、鳟鱼、树木、石头、鸟鸣等原野的事物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情感并非一时的感兴，而是经年累月不断灌注后形成的幽幽深井。在《最后的绿头鸭》一节中，奥尔森匍匐前行，越过枯树和冰块，潜心接近被冰面封锁的绿头鸭，为的是突然的惊吓，使得这只落单的鸟能够一飞冲天向着南方疾行。而在冬之章中，作家有一次在德国南部的美因河边散步，身后是大轰炸后的城市废墟，直挂眼帘的则是河上被炸毁的桥梁以及河中生锈的货船及沉没的船只，河水嘤嘤，荒凉的场景令人心酸。恰在这时，头顶上候鸟迁徙时发出的鸣叫声及时拯救了作家低落的心境。自然秩序能够平复、治疗一切人为伤害，作家相信这一点。

人们应该注意到，从爱默生、梭罗直到缪尔、奥尔森等人，北美大陆长盛不衰的自然主义文学传统里，一代代作家对“荒野”的钟情。而在东方尊崇自然的观念体系下，草木和山水成为“荒野”的对应物。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诗经》中大量植物的宣示，从屈原、陶潜笔下的菊花再到唐诗中的花木摇曳，再到集博物学为大成的《本草纲目》，草木植物在传统中国花开两枝。一枝指向格物，承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功能；一枝则指向审美和信仰，“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照应了审美，而神话中的扶桑木和传说中的大槐树则指代信仰的内容。

近代之后，随着人口增长的数值快速上升，再加上科学技术作为舶来品涌入国门，国人与草木的亲缘关系几乎被连根拔起，被洪流裹挟着切换到工具理性下极端实用主义的通道里。柔弱的草类尚可以保全，刚而直的树木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从华北、黄淮到江南的丘陵低山地区，成片的原始森林很难寻见，而在田园乡村世界，样数不多的速生树种取代了繁多的杂木。在这场单向获取式的征伐中，人类的双手看上去无坚不摧，完全可以控制树木的命运，删改它们的种类。事实上，万物互联的地球生态系统中，单向的运动并不存在，人们在摧毁树木森林的同时，很快遭遇了生态系统的快速反应，溪流断流，山体滑坡，臭氧层扩大，沙尘暴肆虐，水体污染，等等，各种生态恶果接连出现。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这困扰人类生活的三大常见污染形式中，前两种污染的后果就与人们对待草木植物的伤害有着某种程度的因果关联。人作为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按照哲学家的定义，自我审视与批判性内容构成了人性的核心要素，生态恶化的结果倒逼着人们观念上的改变。正因为如此，经过数十年的反思，我们已经由单纯的环境保护进入到生态修复与建设的层面，有更多的人转换角色，成长为生态行动主义者。

今天，文学尽管从社会中心话语旁落，但其观念生成作用仍不可小觑。《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对杀虫剂和农药的滥用起到了直接的抑制作用，1949年，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问世，他所提出的土地伦理议题如今成为生态共识的重要成果。而更多的生态作品在催生人们的反思之外，还引导着现世之人在价值理念上走向极简、绿色、内省、和谐的生活。价值观的塑造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形式，也因此，生态主题的写作在当下可谓恰逢其时。当然，成长为一位生态文学作家并非易事，且不言北美文学中荒野生活的条件和传统，就国内而言，如同苇岸、胡冬林那般遵从内心的召唤，进入田野和山林，将隐居生活与现代性思考结合在一起。如此这般，仍需要特殊的机缘。总的来说，就自觉、系列性的生态写作而言，专业背景和田野经历仍然作为充分条件而存在。供职于西安植物所的祁云枝可谓幸运，兰州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学业背景加上近三十年的与植物打交道的经历，为她的生态散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前，学科背景加上业余形成的绘画兴趣，使得她的科普创作得心应手，她的第一部科普作品集《趣味植物王国》于2004年出版，自此之后，勤奋耕耘，躬身力行，十余年间又相继出版《我的植物闺蜜》《低眉俯首阅草木》《植物智慧》《枝言草语》等作品集。生态类科普作品虽然与生态文学难以在意义层面得以共振，但其自身的意义一点都不弱于生态文学的价值观建设。

多年的科普作品积累，加上自身实地调查的经历，另外加上时代风气的浸染，以上因素综合在一起，推动着祁云枝在近些年转向生态散文的写作之路。《植物不说话》这部作品集就是其转向后的一个创作小结，其中一些篇章在结集之前就已经亮相生态散文相关的栏目。《红豆杉，灾祸与福祉》曾刊发于《广西文学》2020年第八期，也是笔者主持的生态散文系列联展中的第八篇作品，这篇作品之后被《散文选刊》选载。从中可见祁云枝由科普作品转向个性化的文学之路上快捷攀登的身影，毕竟，空窗期和滞纳期作为常态，时常困扰着转型作家的写作之路。《回味甘草》一篇曾获得生态赛事主题的奖项，后发表于《绿叶》杂志，而《与植物恋爱》一文即将在《黄河文学》生态散文特辑中推出，如此等等，皆显示了作家在生态散文写作之路上稳健扎实的步履节奏。

程虹教授在溯源生态主义写作之际，提到散文与纪实文学为生态文学写作的典型范式。生态散文作为生态文学的分支，其基本理念统摄于生态主义之下，而生态主义的核心是观念，是在科技和生活发生巨变的当下，如何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学的新内涵、人的自由意志与环境间双向塑造的关系。一方面，我们遭遇了詹明信所言的“第二自然”，另一方面，人类作为地球生命系统的分支依然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而存在，如何弥补其间深刻的分裂，成为生态写作的关键。因此，去除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超越人与物之间的功用关系，进而构建生命共享的通道，便成为生态写作的核心观念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并不完整，更准确地说，生态写作呈现的是一种崭新的生命伦理，即生态伦理的确立。其基本内容包括，关心他人和后代，为后人留下一个可生存的环境，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扩展我们伦理关怀的范围，关心动植物的命运，热爱所有的生命，尊重大自然，对养育了人类的地球生态系统心存敬畏和感激。

回到生态散文的话题上，尽管生态文学写作成为近两年文学现场的聚焦点，不过，相关生态散文的特征内涵，代表作家及典型作品的指认，生态散文与自然主义写作间的区别与联系，生态散文在中国兴起之路与基本脉络，等等问题，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口岸城市的建设一样，皆存在一定的无序性，尚需批评研究界进一步的厘清。就笔者的阅读与批评经历而言，王族的西北动植物系列，李娟的阿勒泰书写，李青松的东北山林系列，祖克慰的鸟类系列，以上几位作家或自觉或本然的写作，距离生态散文的内核尤为接近。对于祁云枝而言，《植物不说话》这部散文集或许就构成了某种标志，标志着其系列写作的成型以及对生态散文典范性的趋近。

《植物不说话》内分四个小辑录，每一小辑收录的作品在主旨上相对接近。比如第一小辑的文章主旨细分为二，一为作家自我与植物亲缘关系的建立，每一次与植物的珍贵遇见中，目光皆会生长出根系，进而驻扎在内心情感的河流之中；二是对植物习性的准确切脉与再现，尤其对于那些在自然界具备独有的生存、繁殖之道的植物，生存法则与自然之道如此贴近，它们不仅值得人类学习，其生存秘密更值得人类敬畏。第二小辑主要集中于生态忧思之上，与男性作家不同的是，作家并没有直接举起观念作为武器，批判人的欲望如何切割植物的命运，而是从事例、数字出发，从人与树木命运交集的细节出发，呈现那些失衡的关系内容。行文中藏着母性的感伤与低语，情感的沉浸使得其笔下的树木生发出柔软而悲伤的色调，无论是红豆杉、甘草，还是崖柏与杜仲，它们急速损伤的命运，无不令人陡生同情之心。第三辑和第四辑中的散文，多短章，或者书写植物的自成一格，如同瓦雷里的贝壳一样，它们即使离开人类的目光，也是自然美的构成部分。或者书写植物带给人们的抚慰，它们是人类目光下的美感和观感，尤其是那些与日常生活贴近的花木，尽管与人之手息息相关，但它们并非为了讨好人类或者为了生存地更好演化出功用的特性，它们依然是独立的，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终归是它们的邻居。这两辑的文章源于形制和主题的制约，行文的语调也更加轻柔，作家个人经验的带入也更多。比较而言，这部散文集的第一和第二小辑收录的文章分量更重一些，毕竟，生态散文对观念的质地和硬度有特殊的要求，作家的生态自觉在这两部分的表现地相当充分。

植物不是为了让人类爱怜的，而是让人类尊重并爱护的。爱默生曾经观察到，“商人和律师从街道上的喧嚣和奸诈中走出来，看到了天空和树林，于是又恢复为人了。”启蒙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由自爱产生的对他人的爱，是人类正义的本源！”两百多年过去了，对于追慕生态文明的人们来说，卢梭笔下的他人应该加以扩容，在他人之外还有这世界上与我们共享一个地球的动物和植物。只有在伦理关怀外扩的情况，人类的正义才会逐级而上，走向高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