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散文创作群体概略

“70后”散文创作群体概略

                    河南大学文艺学中心 刘军

摘要：当下散文写作实践领域，“70”后散文群体遭遇了整体命名的被忽略。在代际写作的基本格局上，因为前后的夹击而处于尴尬的地位。在并不“受宠”的境况之下，“70”后散文群体开始了自身的突围之路，一方面致力于文体变革的新实验；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的写作实践，推动了新世纪以来散文写作叙事转向的完成。审美个性确立的过程中，因执迷于个性化话语的经营，一些困扰自身的问题也随之浮上水面，如创作体式的单一，知识、逻辑的训练不足，古典优秀文统的汲取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亟需“70”后散文群体在以后的突围之路上一一加以克服。

关键词：“70”后  散文群体 代际命名 叙事转向

                一、代际命名与群体态势

从“80后”作家开始，文学批评领域内的代际命名开始大行其道。究其原因，在于这一作家群体站立于传统文学体制过渡到市场化机制之后的第一级台阶之上。他们的写作环境和写作范式既不同于文联、作协机制下的稳定供给以及相应奖励，又不同于消费主义语境下网络类型写作的生产机制。他们不满于传统体制下的等级划分，又对消费主义盛行下严肃文学的式微局面表示出不安和焦虑。而写作立场也介于严肃文学与消费文学之间，因此，这一群体的分化与摆动差异性显著，进而带来了理论命名的困难。其中，由粉丝经济支撑的部分 “80后”作家，也由单纯的文学场域转入大众文化的领域，左推右挡，闪转腾挪，业已超越文学范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正是这个意义上，“80后”作家群体，“80后”批评家群体相继出炉。与之对应，也相继延伸出“70后”、“60后”、“50后”的概念，其中“70后”作家群体距离最近。就这个作家群体来说，小说家接受这个标识问题不大，毕竟，他们与理论批评界过往甚密，对于批评标识往往采取合作的基本态度。而对于诗人群体来说，抗拒心理严重，这个群体更喜欢来者自身的命名。而对于散文作家群体来说，源于散文文体的弱化，以及新世纪以来散文思潮、运动皆趋于模糊和扁平的现实制约，使得批评界和这一群体对于代际命名双向缺乏兴趣。当部分主要杂志及新媒介主推“90”作家之际，“70”散文群体的落寞可想而知。其实，“70后”散文群体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堪，尽管其遭遇了前后的夹击以及自身的写作困境，但这一群体依然有亮点和特性张贴于当代文学的脸谱之中。

代际区分是一种疏懒的理论归类方法，其学理性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面临真正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发生，很容易坍塌下来。最近一段时间，批评界针对代际命名的问题纷纷展开反思，雷达指出：“代际划分理论的求同为本和排异倾向，对于文学生机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它要把千姿百态的创作现象嵌入一个个方格子里，让活生生的无穷多样的文学变成他们的理论体系的注脚。”[雷达：《“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天津日报，2015年9月22日。]青年评论家项静在《代际命名：策略与牢笼》[项静：《代际命名：策略与反思》，文艺报，2016年3月21日。]一文也陈述了代际命名给与青年评论队伍的束缚与困惑。鉴于新世纪以来散文现象、思潮的隐微，出于描述的方便，姑且使用代际区分的方式来描述某个散文群体。在此之前，“80后”做文学批评的杨庆祥出了一本专著，叫《80后怎么办？》，这本书不仅在业内媒体上屡屡见之，就是在一些主打教辅、考试资料或者主打言情通俗的实体书店的书架上，亦赫然在目。这个事例不独说明这本书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凸显了“80”突出的群体意识，无论是从事文学行业或者非文学行业。一种群体的焦虑或者迷茫可谓呼之欲出！就心理意识而言，“70”显然未到分明的地步。至于“70”后的散文江湖，则尤其松散。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种刊物持续性推出“70”后散文，理论批评界也几乎不见对这一群体的整体描述或者年度盘点。甚至是新兴的微信文友圈中，也不见“70”后散文微信群的单独命名。实际上论年龄，“70”散文作家可谓承前启后，经过自身的分化组合，渐渐成为当下散文写作的中坚力量。

就所处位置来说，尴尬一词，准确地对应了“70后”散文群体的江湖地位。这种尴尬直接来自其自身遭受挤压的状态。前有“50后”、“60后”的双峰并峙，后有“80后”散文群落的崛起，基本态势恰如凹陷于群山中的台地，台地上固然也有起伏之山丘，但自身旋起的旋风很难穿越周围的山峰，抵达辽阔的远方。“50后”、“60后”两代作家大多成名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那个文学的黄金时期以及启蒙语境浓郁的氛围里，一旦站稳脚跟，便很容易根深叶茂。因为这一时期不仅为文学写作的黄金时期，也是文学传播的黄金时期，文学话语其时作为政治话语的有力补充，它对社会话语的介入之深，其他话语皆难以比拟。不过，在这个黄金时期内，散文文体的冷寂及自我窄化却贯穿始终，然而并不妨碍在其后的时段内，部分成名的小说家、诗人偶有涉足或侧身散文写作领域所掀起的狂风巨浪。实现文体写作转身的有小说家史铁生、韩少功、毕淑敏、张承志、李国文、张炜等人，有诗人刘亮程、北岛、蒋蓝、雷平阳、于坚、周涛等人，学者则有余秋雨、学者周国平、梁鸿、南帆等人，偶有涉足却大放异彩者则为数甚多，如贾平凹、王安忆、李皖、费振钟、杨永康等等。上述诸位基本归属于“50后”、“60后”两代，他们分别在散文大概念下的某个领域内取得极大的成就，如刘亮程的诗性散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贾平凹的性灵散文、费振钟的文史随笔、杨永康的新散文、史铁生的哲理散文。近二十年来，始终恪守散文场域未有越界者，仅有林贤治、周晓枫、张锐峰、筱敏、鲍而吉·原野、艾云、祝勇、耿立、王开岭等人。人员构成上也基本上是“50后”或“60后”作家。这两代人所拥有的学识、阅历、资源这三大因素，如陡崖般树立在70后一代面前。不单有前面陡崖的耸立，“70后”散文群落还遭遇了后有追兵的局面，这个追兵就是正在崛起的“80后”新锐散文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草白、吴佳骏、阿微木依萝、乔洪涛、王威廉、朱强、胡竹峰等，在各自的写作实践中，皆取得不俗的成绩。其中草白获得了台湾《联合报》新人奖，朱强和胡竹峰两位则是《人民文学》新人奖获得者。“80后”集体崛起的后面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社会语境。他们在个性表达很难说超出了“70”后群体，但在才气的通透，风格的多样性上，总体观之，更胜一筹。如胡竹峰随笔小品的行云流水，阿薇木依萝散文话语言中未被权力话语和知识话语侵蚀掉的直觉与本真，吴佳骏和朱强作品背后的人文训练，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绝大部分“70后”作家皆存在用力太狠的情况，卯足了劲头要在叙事力度和个性上显露峥嵘，结果则适得其反，叙事或者叙述的个性化是有了，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散文文体的均衡与和谐。

当然，70后散文群体一直尝试着以文体探索的形式改变自我前后夹击、散兵游勇的生存状态。新世纪之初，新散文论坛的发起人马明博利用论坛的影响力，提倡散文的无边界性写作，并组织出版了《新散文十五家》、《新散文百人百篇》两本专题文集，进而与祝勇、张锐峰等人提倡的“新散文运动”相呼应。同属于70后的塞壬、傅菲、谢宗玉、范晓波等人，则是其中的积极实践者。陕西的黄海等人，则利用原散文论坛、大散文论坛，提出“原散文”的概念，倡导散文写作的纪录片风格。要言之，新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散文理念的后面，皆可发现70后群体活跃的身影。尽管部分散文新实验在理论建设上未取得充分的扩展，在创作实践层面也存在脱节和错位的情况，不过，70一代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散文的基本格局，进一步推动了去中心化局面的形成，同时也为散文文体的边界拓宽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换一种说法，70后散文群体尚处于成长期，尤其是一些民间写作者，他们以自发性诉求以及内心的虔诚信仰，构建了散文写作的纯粹性因素。而纯粹性恰恰是当下文学语境中极为稀缺的东西。

                    二、知识背景

与小说作者尤其是顶尖水平的小说作者云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或者汇聚于经济高度发达的一线城市不同的是，散文作者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情况。这一整体态势当然影响到“70”后散文群体的地域分布状况，若以省份加以考察的话，江西、新疆、湖南、山西这四个省份无疑为这一群体中优秀作家的云集之所。江西的江子、傅菲、范晓波、李晓君、陈蔚文，新疆的王族、李娟、丁燕、南子，湖南的谢宗玉、沈念、李颖，山西的玄武、闫文盛，皆为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除了这四个省份之外，如钱红丽、江少宾、陈洪金、宋长征、黄海、塞壬、王月鹏、桑麻、丛晓伟等分布于其他省份的作者，在写作的持续性、活跃度、水准等方面，皆有不俗的表现。上述名单无法全部囊括“70”后散文群体的优秀作者，仅仅作为前突的窗口，便于考察这一群体在写作立场、知识背景、体式倚重、文体意识等方面较为一致的因素。

歌德对待文学写作的态度非常审慎，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追求质量和品质的过程，它不是依靠写作的速度，依靠高产，就能完成的。他特别提到了雨果的多产和粗制滥造，并给以严厉的批评。“他那样大胆，在一年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而且他像是为挣得大批钱而工作。我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的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多做些工作才行。”[（德）爱克曼辑：《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上海作家孙甘露也把文学探索视为“比缓慢更缓慢的工作”。[孙甘露 杨杨：《文学探索：比缓慢更缓慢的工作》，《南方文坛》，2004年第五期。

“70”后散文群体浮出水面的过程恰恰对应某一种“缓慢”。他们人生观的初步形成与知识教育恰好完成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而自身的社会教育逐渐展开的过程正对应了市场经济深化、一元价值观崩塌、人伦道德失范的特定历史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写作的初始阶段，基本上游离于文联、作协的体制之外。新世纪前后兴起的论坛、博客、微博等新媒介为他们声音的发出以及写作上的探索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交流平台，虽然他们中的部分人后来进入了传统体制，但写作伊始的职业身份颇堪玩味。个体户、中小学教员、新闻从业人员、编辑、其他自由职业者，所占的比例极大。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世象的纷繁与波动，使得他们普遍持有“写作就是一种介入”的立场，其现实情怀和批判意识延续了上一代作家的精神特质。不过，“夹缝”中的位置以及来自生计的压力使得他们与“80后”一样，心理意识上充满了焦虑。但两者的焦虑在性质上有根本不同，“80后”的心理焦虑来者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而“70后”的心理焦虑则来自社会身份的认同危机。在“70后”散文群体身上，可发现传统体制惯性的轨道痕迹，一方面，他们比之前辈有了基于主体自觉更强烈的自由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奖项、高级别研修班、论资排辈等，内心又充满渴望。如此以来，自我的独立与自由诉求与他者的认可这两种颜色的水流在胸腔中堆积，构成了矛盾的综合体。基于选择的困难以及方向的差异性，带来了这个群体自身的分化。群体意识淡化，理论描述匮乏，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审美个性的确立对于文学写作而言，乃必由之路，从主体自觉到个性话语再到审美个性，这一基本路线图中，个性话语的传达为中介点。与个人话语相对而言的是一元化的权力话语叙事模式或者强调政治正确性的公共话语模式，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后期的散文写作为何在评价体系中逐渐下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散文写作无法脱离公共话语和国家抒情主义的窠臼。“70”后散文群体经历了各种现代性思潮的洗礼，他们自身文学观念的塑造主要来自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和哲学社会理论，其中少部分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上述知识背景的因素一方面推进了这一群体的主体自觉与反叛精神，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他们对个人化话语传达的选择。或锋利极致，或强调锐度，或疏离于社会性话语回到个人的语境之中，或将诗歌内部的诗性想象因素嫁接到散文话语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比如就脱离社会话语覆盖回到个人生活的原点而言，新疆的李娟，安徽的项丽敏，辽宁的丛晓伟，选择了相似的话语旅途。对于李娟而言，是接近大地和草场的原来颜色，生活即表达；对于项丽敏而言，隐居于太平湖畔，洞察皖南的草木和器物，恢复它们自身的简单与安静；对于丛晓伟而言，则常常漫步于山野，与草木虫鱼对话，传达四季草木与动物们隐微的流变。在力度和锐度因素上，玄武的散文里流溢出三晋武士的风范和节操，塞壬笔下独特的女性体验和灼烧的疼痛感，江少宾作品中的悲悯与哀痛，夏榆笔下强烈的批判精神，江子的自我反思、反抒情的笔法，傅菲的叙事密度和身体性，李存刚在传达病患经验上的冷静与深入，王族作品中叙事的自觉与内部张力的形成，等等，他们的语言传达皆自觉选择了个人化的话语风格。就诗性嫁接来说，许多“70”散文作家受过相对系统的诗学训练，他们中有不少人左手写诗歌，右手写散文，所以对诗性嫁接可谓轻车熟路。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李晓君、杨献平、丁燕、朝潮等。

                   三、叙事转向
如果说古典时代散文作家们在处理经验之际采取了观照的方式的话，那么“70后”散文群体在处理自我经验之际，大多选择了解剖式、掘进式的方式。作为转型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们身上积压的经验性要素与社会性经验往往互通有无，他们对经验的本真之面，对经验的疼痛点以及引爆点尤其倚重。这种经验处理方式使得这一群体在体式选择上比之其他代际的作家群体更为集中，即集中到叙事散文的体式之上，无论基于新散文、原散文、在场主义的不同写作理念，作品的叙事基质皆非常浓郁。新世纪散文在潮流上有个主要的标识，即叙事的转向，这一转向的首倡者为“60后”的祝勇、张锐锋等人，而真正落定为主体的则是“70”后散文群体。他们痛切感受到单一抒情的模式对散文文体的深刻限制，在文体探索的总体格局之下，调整了散文的描写方式，把叙述推到了散文写作的前台。在保持散文主体性、情感性的基础上，大胆撷取小说、电影、戏剧的表现手法，并在叙述成为基调的情况下，融进“复调”、“反讽”等具体手法，按照现代人的无定形的情绪和微妙的意识流动，创造出新的营构方式。他们在亲情写作、乡土题材、自然观察、都市行走这些方面开疆拓土，因叙事因素的大范围注入，使得上述题材的处理取得了显明的文体突破。尤其是在乡土散文的写作方面，“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凋零！”这一主题在这一群体的作家笔下得到了集中而深入的呈现。谢宗玉的乡土系列，江子的田园将芜系列，梁鸿的梁庄系列，杨献平的南太行系列，陶丽群、江少宾的故土书写，无一例外地朝向人伦、香火、器物、人事、礼法、民俗等全面沦落的乡村现实。空心化的故土所带来的彻骨之痛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表达。具体处理上，场景叙事和细节铺陈构成了他们散文叙事的主体性内容。如王族笔下动物行为的自发自觉，江少宾笔下人物心理的刻画，玄武笔下父亲的暴烈，李颖笔下父亲的韧度，众多趋于极致的个人经验汇聚在文本之中，构成了叙事的光泽和力度所在。

对叙事的过度倚重，也带来了两个负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体式的单薄，新世纪散文是散文体式大繁荣的时期，学术、文史随笔也好，小品文也好，杂感录也好，智性思辨也好，文化大散文也好，这些体式的作家群体中，较少见到“70”后的身影，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另一方面，他们也因叙述的过于“深入”而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因专注于现代叙事理念的融入而造成的散文“小说化”问题，叙事张力影响所及的散文文体的均衡度遭受破坏的问题，与物象堆砌、细节繁密相关的过度叙述问题，总体而言，这种技术至上、形式至上的写作范式遮蔽了主体应有的沉思与情感体验。

“生活世界”的概念经过胡塞尔的阐发和哈贝马斯的集中阐述，其基本指向为文化、社会、个性的同一性方面。诗思一致，惟有经过沉思，文化、社会、个性的内在化与同一性才成为可能。“70后”散文群体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经过多年的文体探索，若能够于写作实践中再各自注入沉思的品格，他们的写作无疑会更上一层楼。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之上，他们现在位居中途，力不足必中道而废，若是能够在史识及主体沉思上有根本性的突破，那么，前景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