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默：走向“土地伦理” 转

《活在尘世中》，简默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39.80元

蝈蝈、蜻蜓、萤火虫、知了、青蛙、黄鼠狼、野兔、刺猬、牛、鹅、羊、猫、鸡、燕子、喜鹊、鱼、蝙蝠，等等，阅读简默的散文集《活在尘世中》，就仿佛在一个动物王国里旅行。虽说是写动物，简默的视点却有其独特之处：他关注的不是这些动物的独特性，而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并非通常文章所赞美的和谐关系，而主要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对抗关系——人如何遗弃、捕捉、虐待乃至屠杀动物。

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认为，土壤、水、动物、植物等都是平等成员，共同组成了“土地共同体”；人必须改变他们征服者的面貌，认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成员和公民；如果说人类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就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维护其他成员的生存，保护荒野。不知道简默有没有读过利奥波德的作品，但我分明看到他以利奥波德般的慈悲眼光俯视着动物世界。

在他眼里，人类美味佳肴的背后是一个阴冷的世界，在那里，人类对动物施展了无尽的心机、手段、暴力和杀戮，可以说是动物的血泪和生命换来了人类口腹之欲的瞬间满足。鱼市里摆的鱼都要走向餐桌，来路遭遇各有不同：有的身上带着巨大的创伤，那是渔人用鱼叉扎中的结果；有的被卖鱼者用硬物敲打而死亡，有的头颅被快刀剁掉（《一尾临刀的鱼》）。羊汤馆前的羊常常被以最为痛苦的方式捆绑着，以最冷酷的手段虐杀，最后走向餐桌（《悬垂的羊》）。简默用一支笔把我们常常视而不见的事实进行了“陌生化”处理，让冷酷的真相暴露了出来。为了留下美丽的萤火，人类就要追逐萤火虫（《草木萤火》）；为了好玩，人类就发明出各种捕捉蜻蜓的方法（《蜻蜓过耳》）；为了倾听美妙的演奏，孩子就要囚禁蝈蝈（《蝈蝈纪事》）；为了好奇，他们就去抓捕嘶鸣的知了（《知了哑然》）；因为破坏与发现的天性，他们就要用竹竿捅坏燕窝，摔死雏燕（《记忆与想象》）；因为厌恶，“我”就熏晕误入房间的蝙蝠，把它扔下高楼（《如何送走一只“蝠爷”》）……从孩子到大人，一点微末的意愿浮起，一丝随机的情绪掠过，就可以剥夺一只动物的自由和生命，人类就是这样肆意妄为地侵犯着动物王国，最终导致了生态失衡。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晶，亿万年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生命出现又消亡，现存的每一种生命都是自然淘汰的幸存者，每一种生命都无比珍贵，我们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鲁迅寒心的是国人对于生命的冷漠，他曾喟叹夜里被吃掉的鸟儿留下了一摊血，早晨清扫干净，就不会再有人留意了。简默自觉地对抗这种冷漠，痛感神经仿佛从动物的躯体直接延伸到他的灵魂。在《水葬的蜻蜓》中，一只蜻蜓被蚂蚁围猎，“我”在它挣扎的躯体中感受到了彻骨之痛：“在这个平静如石的早晨，没有谁能够真正理解一只蜻蜓正在经历的汹涌澎湃，它残损的翅膀在不自觉地抖动，也许是在渴望飞出万箭穿心的痛苦，飞离万劫不复的绝境，这些所掀起的飓风，在世界的一角惊心动魄。”在《河上漂下一群羊》中，他看到一只从黄河上漂浮而来的羊皮筏子，意识到这意味着曾有一群羊被宰杀，被剥皮，这样的酷刑“叫一整条河流称不出自己的重量，感到了挫骨削皮的疼”。体验着动物的体验，人类的良知才能被唤醒。

自我意识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先前的哲学家一般认为自我有不同的层次，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断骚动的“本我”，还有一个能接受社会规则的“社会自我”。生态学家认为，这样的认识还很不够，人类应该在此基础上扩大认同范围，建立一个类似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自我，这个自我就是“生态自我”。简默这种对动物苦难的体验式感知方式，就是把人类放在与动物等量齐观的位置上的开始。以大爱之心俯瞰世界，不断在反思中忏悔，不断提升人性，接受“土地共同体”观念，才能真正建立起“生态自我”。简默不是生态学家，他没有做这样的理论概括，但在他的叙事方式之中，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建立“生态自我”的精神倾向。他的动物散文一般都存在一个叙述者“我”，出现“我”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他的几乎每篇作品都存在一个全知叙述者，这个全知叙述者高高在上，不仅统摄“我”，还统摄那些身为动物的主人公。这个全知叙述者很多时候采用“有限全知”视角，透过动物的内心看世界，《亡命之兔》这篇散文运用了此种方法。通过巧妙运用叙述方式，简默非常含蓄地传达出人与动物平等的观念，认同了“土地伦理”，视动物为这片土地上的平等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