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当梨子挂满山崖》：向内转、往下沉的写作姿态 转

优秀的散文作品应当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这是近年来一些有眼光且有成就的散文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识。刘江滨是这个共识群体的重要一员。前些年，他在评论散文家彭程有关创作难度的倡导与实验时，曾有过由点及面的引申性阐发：“我认为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应该成为引起散文界警觉的一个共识，或者散文写作者寻求的一个方向目标……追求‘难度’，是自设门槛，唯如此，才有创新和超越。”这是属于刘江滨的对散文创作难度的理解与认知，也是他自己在创作中的坚守和追求。

高端的散文写作需要自觉的“难度”意识。然而，散文的难度具体表现在哪里？或者说散文家向着难度的攀登应该从何处入手？却仍是一个需要探究和讨论的问题。从近年来散文创作发展变化的态势看，一些散文家似乎将创作的难度更多看成一种手段，一种技巧，一种叙事策略或修辞方式。而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难度”的经营，或许可以增加散文行文的“摇曳”与“繁复”，难免要付出弱化乃至遮蔽作为散文之魂魄的主体表达的代价，甚至有可能造成散文文体特质的模糊与紊乱，直至消解散文之所以是散文的依据和边界。相比之下，刘江滨对散文难度的追求呈现另一番情景——作家没有在文本形式和技巧层面过多用力，而是让创作重心向内转、往下沉，化作对精神自我的发掘、提炼和提升，进而以不断丰盈强大的自我挑战散文的“难度”，推动艺术的前行。这点在他的散文集《当梨子挂满山崖》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翻开这部散文集，作家的散文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冷僻场景和稀奇物象，取而代之的是每见于普通人生命经验的世相撷取、心灵沉吟、人情物理、血脉乡愁等。只是我们一旦同这些寻常内容心目对接，随之而来的却正是所谓“熟悉的陌生化”，即在作家并不新鲜的“能指”中蓦然感受到“所指”的颖异与别样。《那乡音里的乡愁》写出方言口语的生动性与差异性，将之纳入文学艺术和地域文化的范畴。倡导在推广普通话时，应当自觉地保护方言口语，以利于文化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月》《冬天的雪》一组文字，写的都是人们几近熟视无睹的景物。然而，作家偏偏拥有“画到生时是熟时”的笔墨，于是，大自然的生动气象，或呈现新的禀赋、新的意境，或平添新的哲理、新的旨趣，以至让忙碌的现代人禁不住会有“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感叹。

如果说以上作品的“推陈出新”得益于作家对审美对象的深入体察和敏锐发现，那么还有一些作品的平中见奇，靠的是作家对客观事物的动态描写和对外部环境的历史把握。《农家院里的瓮》《家住石家庄》《那一簇温暖的烟火》《坐飞机》《坐火车》等作品乍一看来，只是书写了发生在作家身边的事物更替与环境变迁，更多属于小细节、短镜头，再加品味即可发现，其中分明融入了时代的跫音与社会的投影，是一种个体视线里的历史记叙。而这种由“小切口”走向“大历史”的构思与手法，正是作家强大主体意识与丰足创作实力的自然外化。

刘江滨视野开阔，阅读广泛，文心绵密，这使得其走笔落墨，不但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而且有让人豁然开朗的“审智”特点。《桃之夭夭》以桃花为“文眼”，让神思和笔墨在古典文学长河间穿行，一时间“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习俗、“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故事、“桃红又见一年春”的畅想纷至沓来，其结果不仅生动传播了与桃相关的知识，而且从较深的层面切入传统文化的特殊蕴涵。《时间之笔》围绕河北境内的沙丘平台遗址展开叙事，依次打捞出商纣王“酒池肉林”、赵武灵王“沙丘宫变”和秦始皇驾崩沙丘的历史往事。而作家之所以钩沉历史，并非单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旨在以历史为镜鉴、为昭示。《深夜绽放的花》书香浮动、意脉别裁，作品从“我”的失眠说开去，自然地引出古时骚人墨客的相关诗作，以烘托失眠之苦。接下来，作家笔调为之一转，坦言失眠带给自己神秘的好处——大脑在朦朦胧胧、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做天马行空般的高速运转，于是，奇思妙想、清词丽句在“前意识”的客厅里翩然起舞。这时，前人所谓“梦中得句”的说法有了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