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长宜之散文伦理——编余谈梁衡山水风物散文（转）

来源：《长江丛刊》　|　王朝军　　2020年05月19日08:40

梁衡，是写散文的。这是中国读者提到这个名字时的基本判断。在这个判断里，梁衡的散文作品与他本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也就是说，当我们向梁衡表示敬意时，我们的感官已经被他所编纂的散文世界占领。——在我们的想象中，梁衡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书写散文。

这就足够了，能够留在时下中国人记忆中的东西少得可怜，资本、欲望和消费，足以三足鼎立起普通人日常趣味的全部。如果还能挤出少许余兴，梁衡散文必然排在可供选择的清单的前列。我这儿倒有一份证据：在《梁衡游记》即将下厂付印前，我委托的排版公司的经理非常诚恳地跟我说，“王老师，这本书印出来后一定要给我留一本。梁衡我知道，读过他的《晋祠》和《古城平遥记》，写得真是好。我想给我闺女读一读，她正上五年级，这本书对她的阅读和作文会有很大帮助的。”作为业务上的合作伙伴，我当然是欣然应允。但事后想起来，我却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梁衡散文已然成为一种大众性文本，它所负载的功能已溢出文学的边界，进入了社会公共领域。而在空间扩张的同时，时间又会使它伸展出历史的延续性。而且我发现，尤其是他的山水风物散文，几乎不受任何阻碍便征服了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比如作为80后的我就穿越了二十多年的光阴，和作为00后的那位合作伙伴的女儿在《晋祠》或《古城平遥记》中相遇。

我的兴趣点也正在于此。梁衡散文的力量究竟在哪儿？时间的奔流为何没有抹除它的光华？是什么样的写作伦理，让它走进了普罗大众的视野和生活？

要知道，在想象性文学的序列中，散文最是一种“非想象”的门类。所以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继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后，不忘加一句“道济天下之溺”。在中国古老的散文信条中，文对道的服从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写文是干什么，自然是要载道，是要肃清时弊，以正世道人心。既然文必“有道”，想象和虚构岂不是背“道”而驰？于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散文就始终处于一种暧昧的尴尬状态，“想象”不仅是作为一种观念，而且作为一种审美实践，游离于散文边缘。这种状态持续发酵，最终导致我们对散文的认知无法达成有效共识，乃至“非虚构”一经登场，就有很多人质疑它的合法性。在各种场合，一旦谈到散文，也总是避不开散文是否能接纳虚构的问题。但在我眼里，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是：散文的真，究竟来自于表象的真，还是内在的真；散文中那个“我”的意识和行动，究竟有多少我的成色。这是文学散文根本的价值疑难，也是每一个散文书写者必须省思的首要前提。

时至今日，古文家所谓的“道”已不复存焉。我们大可轻松下来，不必纠结于某种封闭一统的道德说教。但我们有可能被另一性的“道”所规训，所俘获。这另一性的“伪道”无论表现如何，它都有一张根本的底牌，那就是拒绝自我，拒绝自我的呼吸和血肉——从泛指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拒绝“自然”。杨朔的散文之所以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走不通，就在于他指涉和呈露了一个虚假的“我”。这个“我”在真正的自然和自我面前，颤颤巍巍，步履蹒跚，终究成为一摊废弃的石膏像，无人问津。

我确信，这一点，梁衡是看到了或清晰地感觉到了。他有关山水风物散文的“形—情—理”三论，是在陈述，也是在争辩，在确立他自己的散文伦理。形，乃自然之形，又不全然是，这就有选择和想象的成分。但在选择和想象之前，客观之物必是有它值得如此对待的理由。梁衡认为是美。因为爱美是人的天性，是最大的情感自然。如果有人否认这个事实，那就是否认人本身，否认他自己的类属。十一国庆节期间，那么多人倾巢出动，跋山涉水，所希求的，所享受的不正是被日常冗务悬置起来的爱美之心、之情吗？尽管很多人抱怨好心情都被一路上的“人头”毁坏了，还是抵挡不了他们处于人潮夹缝中的那股看美景的本能。

那么，现在，梁衡散文开始发声，它知道，它是对着人的天性发声。这个声音通往人类精神底部最原初的自然。

事情还不能就此止步。我们知道，古文家所推重的“道”不存在了，并不代表人类文明将裹足不前。现代社会依然有它的正道，那是关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理性述说和本质性真相。尽管这个世界庞杂纷乱，各种价值碎片拥挤不堪、支离涣散，但人类对价值和意义的某种整全性追求依然健旺。这就像你在茫茫大海中漂流，总希望抓住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实在的，却可以慰藉和疗愈你漂泊的内心。梁衡称其为“理”。这个理，不是外部的理、先知的理、上帝的理，它一定是自然的内在之理，也就是说，它是自然之物和自然之心、之情契合或碰撞油然而生的理。它的主权在我之自然，但也同时属于我们之自然。由我到我们，自我指涉的这种主权让渡，是梁衡散文得以进入大众精神领地的有效路径。

我在编辑《梁衡游记》时，曾注意到他的一篇有关九华山的文章，叫《九华山悟佛》。此文写于二十四年前的1995年。时过境迁，我们再来重温这篇文章，不仅无隔年之感，反而生亲切之意。这是为何？我反复摩挲，摩挲出两个“理”。一个是直指“本心”。作者此前去过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五台、峨眉、普陀，唯独没来过九华山，照常理，他应汲汲于这里的美才是。一开始，他也是预设着美的心态的，松涛竹海、山谷幽鸣，静谧丰沛翕动于字里行间。直到老妇人邀其拜“佛”时，事情才起了变化，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观音被‘挟持’其中”，“我们”也被妇人的热情挟持，往功德箱里丢了几张票子。接下来便是一路上不胜其烦的借佛敛财行为。作者的矛盾和不悦逐渐显露，头一天见到的美景顿时失了颜色，他说：

我突然感到昨天在山顶所陶醉的一湾山树、一湾翠竹，竟是一湾欲海； 在薄暮时分于茂林修竹间所用心体会的淙淙细泉，原来都向着这个大海流了 过来。我们仿佛不是来游山，不是来欣赏山水的美，而是被人招来送钱的， 宛如河面上随波逐流的一片落叶。

这便是本心，自然的本心，它的内生性取替了风景的客观性。审美被审丑悄然覆盖，但它覆盖得有理，也就有了说服力。同时被说服的还有我们这些“他者”。我就曾有一次被“假佛”坑骗的经历。那是2013年在承德双塔山，几个“僧侣”在双塔近旁不遗余力地要为我祈福。我好奇，也是出于对佛的信任，就坐了下来，结果入了人家的彀，白白奉上五百元人民币了事。下山时要坐缆车，我正为刚才的事怅然纠结，竟没注意到一架缆车已到近前。要不是同行的朋友一个劲儿地大声喊我，可能那架缆车就直接撞我滚落山崖了。

正是这段真实的经历让我记住了《九华山悟佛》，它直接呼应了我情感中对“假佛”的厌恨。读到此，我感同身受，虚荣心也膨胀起来：我也能写啊，写我这段屈辱史，说不定会比梁衡先生更有声色。然而甘露寺的出现，像一记闷棍把我从狂妄中敲醒——它昭示了梁衡散文的第二个“理”：内在的对话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