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散文：纸上的亮点与记忆的暖色 李林荣

无论是读者对散文的接受心理，还是作者投注于散文的价值期许，都已明显溢出理想中的纯文学范畴，指向了以介入社会现实为旨归的文学形态蜕变和文学功能重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把“个人的发现”合情合理地推展到社会现实深处。

一

2019年的中国文坛，回荡着“大事多、喜事多”的主旋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新中国70年的建设历程，成为各体文学创作在选材和立意上共同聚焦的热点。在这一大背景下，散文创作的总体表现较之小说，仍如往年一样，平稳沉静有余，昂扬火爆不足。这种从宏观创作态势的横向比较中得来的印象，更多的反映在体裁特性的边际差别和相对动向，而并非创作实绩起落消长的确切表征。

与追求视野宏阔、格调高亢的史诗叙事和社会风俗画气派的小说不同，散文自白话新文学奠基之际，就确立了以“个人的发现”为观照视角和精神立足点的低调品质。待到新时期文学复兴，经巴金《随想录》等重要作家作品和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等创作潮流的持续推动，作为现代散文文体灵魂的“个人的发现”，又获得了来自当代社会情境的激发和滋养，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延展。一个与社会现实关联得更加紧密、在思想上感情的世界里也表现得更具活力的“个人”，从日益多见的散文新作里挺立起来。及至近年，伴随“非虚构”等新文类的蓬勃崛起，无论是读者对散文的接受心理，还是作者投注于散文的价值期许，都已明显溢出理想中的纯文学范畴，指向了以介入社会现实为旨归的文学形态蜕变和文学功能重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把“个人的发现”合情合理地推展到社会现实深处。

对此，新世纪以来，散文写作领域蔚然成风且愈演愈烈的做法，是背离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一味往外走，耽于扩大选材的社会覆盖面，而疏于强化自我认知的深度和精准度。遍观2019年各地文学期刊上新载的散文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似乎是物极必反的“向后撤”和“向内转”的迹象。彭程的《家住百万庄》（《人民文学》2019年第7期）、韩小蕙的《协和大院》（《美文》2019年全年连载）、杨炼的《北京—柏林：时空之间》（《花城》2019年第3期）、沈芸的《南竹竿胡同113号》（《花城》2019年第4期），以及下文将另做论列的一批佳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鲜明地证实，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问世之后，长期曲高和寡、流于高冷的深描亲情纠结和生命痛感的题材又开始重新升温。在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之后，一度被仿写到泛滥成灾地步的描摹“我”昔日栖居处的题材，也再度焕发了神采。

这不只是把作者个人生活经验重新拉回散文创作前台的一步技术性或操作性的反拨，更是散文文体精神的一次回炉再造。在貌似后撤和内转的创作姿态中，一个对自我精神生命的出处和自身所在的大时代的认知和感受能力更强的主体，实际上已经显现了出来。

二

2019年的散文新作中，读来最动人的作品都属讲述作者父亲或母亲生平的类型。万方的《你和我》（《收获》2019年第4期）、陈福民的《与你遥遥相望》（《十月》2019年第4期）、孙郁的《劳我一生》（《随笔》2019年第4期）、陈村的《我的母亲》（《上海文学》2019年第2期）、海男的《论母亲》（《散文》2019年第3期）、无为的《我和父亲未解的心结》（《美文》2019年第11期）、于坚的《父亲记》（《钟山》2019年第3期）、程绍国的《父亲是程颐的后代》（《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这类散文创作里的熟题和老题，向来易写难工，更确切地说，写到只感动自己的程度容易，写到既能感动自己又能感动他人的程度很难。个中要领，不在局部修辞技巧如何妥帖精妙，而在作品整体语态的设定：是纯粹的内心独白或自言自语，还是独白与告白、自语和对话的交互穿插。对散文来说，告白读者或与人对话的语态设定，既有引发和维持读者代入感的作用，也有节制、冲淡作者自我宣泄的作用。这两重作用匹配得当，整个作品才有可能聚集起对己对人都饱含感染力的精神能量。《你和我》中赫赫有名的父亲曹禺与隐身在家族和丈夫的盛名之下的母亲方瑞，《与你遥遥相望》中一生平凡也一生纠结、文青气质时时溢于言表的母亲，《劳我一生》中蒙冤含耻以至在子女成长记忆中几乎退缩为一抹虚影的父亲，随着作者丝丝缕缕娓娓道来的忆述，都能显露出各自生气淋漓的人格光彩和独特个性，对叙述语态的恰切安排和与之相关的创作心态的精细调适，当为首因。

类似的情形，也见于追述作者生命记忆中极短促也极宝贵的母子亲缘的《母亲与我的十二年》、在深情缅怀和中展开苦涩的公私道德辩诘的《我和父亲未解的心结》、为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的养父立传寻根的《父亲是程颐的后代》。以上这些作品中的父母亲们，本身的际遇和性格都各有与众不同之处。依世情常理，子女对于他们的铭记、思念和回忆中，相应地也该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一部分特殊内容。这样的内容，是否适宜转化为文学创作题材？如果适宜，在进行这种转化时，它们究竟是一笔原封不动就可以保值甚至升值的财富，还是非得经过提炼打磨才能发光散热的原料和资源？

也许是偶然碰巧，也许是水到渠成，2019年的散文中悄悄亮相的这批在写父母、述亲情的旧题和熟题上绽放高光的厚重之作，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回答。详察文本不难发现，洋溢在这些作品中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情思冲击力，都不是从直接交代素材和叙述实况的语句片段里升腾起来的，而是从叙述者“我”对父亲或母亲的日常言行、人生遭遇和精神状态，试图做出最可靠、最精准、最权威的阐释、分析和评价的那种倔强语流里迸发出来的。在一过程中，读者不但没有被排斥在场外，反而始终被当作倾听作者诉说的第一对象。

换句话讲，这类散文在文体生成的起点上，就是面向读者和关联读者的。完成整个作品的过程，就是作者向读者证实自己对父亲和母亲的一生不仅牢牢记得而且深深懂得的过程。因此，以往无数类似主题的散文写作中通常要反复堆砌的感恩称颂之辞，在这儿一概都被排除。从这个意义上，也正可以说，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子女对于父母或任何打算写进作品的亲人或朋友的最大诚意、敬意，并不是语象层面的浮泛赞美，而是题旨意蕴层面的深入理解和细切阐释。

三

散文在现当代文学创作格局中享有自成一体的独立地位，这一点从理论上已很少有人反对。但与此同时，在写作实践中，散文又确实常年不变地承担着文学话语“副声道”的功能。小说家、诗人在小说、诗歌创作之余的创作谈，文学评论家及文学理论研究者对文坛风云和专业话题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各种赋比兴式的感受、兴观群怨式的记录和联想……一经形诸文本，不管理论界有多大争议，事实上大多归集进了散文的门户。

从尊重客观事实的角度看，这不是散文界的混乱，而是散文写作的正常生态。更何况，在所谓跨界而来的各路作者所写的各类散文中，论艺术技巧和命题立意，都时有精湛深切绝不亚于“为散文而散文”的一流表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散文写作方式对凝聚文学行业力量有益，对于在社会文化场域内，见证和塑造文学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及现实形态也一直在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这类直击现场或追踪既往的散文写作，也会显露出一种文学史档案和文学史资料的可贵价值。

阎纲的《屠岸温润亦刚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版2019年第12期）、郁葱的《此去经年——北马路19号的繁花与落叶》（《长城》2019年第2期）、潞潞的《重读一禾来信》（《收获》2019年第5期）、刘醒龙的《没有形容词的三里湾》（《人民文学》2019年第10期）、蒋子龙的《碎片集》（《长城》2019年第5期）、孟繁华的《他是鸿雁，他是苍鹰》（《散文》海外版2019年第7期）、陆正伟的《巴金和冰心的友情》（《上海文学》2019年第10期），以及汤吉夫口述、商昌宝整理的《忆作家朋友》（《长城》2019年第1期），都属过去一年里记述文坛人物和文坛往事的散文力作。它们记述的人、事、文本，或值得纪念和重温，或足可为当下文坛立一镜鉴。

此外，在2019年期刊所载的散文新作中，李修文的《小站秘史》（《十月》2019年第2期）、东君的《向阳路的游荡者》（《十月》2019年第4期）、羌人六的《绿皮火车》（《人民文学》2019年第10期）、刘汀的《东北偏北》（《天涯》2019年第1期）、陈元武的《昆虫笔记》（《天涯》2019年第6期）、王族的《食为天》（《花城》2019年第2期、《中国作家》文学版2019年第9期）、毛云尔的《放刀子的人》（《散文》2019年第1期）、蔡惟忠的《作别炮声》（《散文》2019年第2期），也闪烁出精致的架构和瓷实的内容相得益彰的异彩，证明它们的作者过去一年里花费在散文创作中的心血，绝对没有虚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