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沧桑岁月的历史叙事

（一）



    几年前，我曾经拜读过梁晓阳的25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后来得知此书获得首届三毛散文奖，并且为之书写了一篇短评。今年夏初，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本《中国作家》杂志，上面刊登了他的一篇长篇纪实散文《出塞书》。为之，我感动且钦佩不已！

感动着作者在文学创作之路上坚韧不拔的努力与追求。如果说《吉尔尕朗河两岸》一书，是一部“心灵的逃离之书”（三毛散文奖颁奖词），作者以唯美纯朴之笔力，倾力呈现了西北部遥远之地的幻境之美与现代灵魂所憧憬的生存之景；那么，《出塞书》一书，则可以说是作者为中国特定时代里“走西口”的逃难人群所书写的代言书，其沉郁苍凉的笔调，以记录口述的方式，完成了一段真实历史资料个体回忆与现场实证的人生之旅，为中国现代的民族迁移与人口流动史，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钦佩着作者十五年来南北往来如候鸟般的执著精神及探求历史真相为民代言的“大我”人文情怀。作为新疆伊犁的女婿，作者利用有限而有效的地理环境资源和亲朋好友的人文资源，以考察、见证、问询、记录、质疑的方式将个体家庭、家族及某个特定群体的成长史、变迁史、苦难史，在系列个案的陈述与解剖中，在中国当代历史政治运动的大背景下，得到立体而真实的验证与回味。于是，一个作家的良心与立场、责任心与使命感，便在这部长篇散文中得以真诚地呈现，并转化为一种文学的力量影响着读者，昭示着后人。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苦难史，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是，它需要当事者与后人的正视、挖掘、审察、反思、批判、警醒和敬畏之，才可能将史料的血泪与呐喊、屈辱与抗争，转化为时代进步的推进器及国人强筋壮骨的营养剂。

     作者是幸运的。他以婚姻为媒介，以当事人的回忆为线索，以南北方不同地域文化风俗风貌的考察为背景，历时十余年陪同妻子数次长途跋涉往返于广西新疆之间，只是为了给那些在特殊年代逃难盲流到新疆的南方人群体，谱就一支安魂曲，编织一部心灵史，撰写一本备忘录。

     《出塞书》题材独特，构思巧妙。作品开篇的“楔子”，以与妻子阿依的相识、相恋、相知为引子，自然引出了阿依家庭及其家族的复杂人际关系，为后文的西北考察作了铺垫。接着分别以“上部：巩乃斯往事”和“下部：十年转场”为主体内容，通过15个小标题的演绎，在人称指代的不断转换中，完成了非虚构自传体散文的写作。

     往事沧桑悲凉，令人不堪回首。作者以家长里短、循循善诱的方式，在日常生活的亲情融汇中，将当事人封存的记忆之门徐徐打开，从而描绘出一幅幅具体生动令人哀叹唏嘘不已的风尘众生相。

     阿依父母亲及其亲属的盲流，是该文叙述的主线之一。在建国后的那段特殊年代里，“阶级斗争”主宰着中国的政坛，“唯成分论”殃及着普通百姓的生活。为了生存的希望与生命的尊严，向西北地区逃难，就成为一种当时许多人身不由己且别无他法的选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迫迁移途中的艰辛、屈辱、酸苦、凄凉、悲伤，远非当事人的一次讲述所能描述概括的，也非文学家所能想象刻画的——物质的匮乏和乞讨的苟活，与精神的蒙诟、心灵的创伤、思想的迷茫、人格的侮辱和人性的沦丧相比，身心的伤害及其后遗症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在阿依父母亲及其亲属的逃难过程中，也不乏沿途巧遇老乡、朋友和亲人伸出的援助之手，表达的同情怜悯之心，释放的人性之温情。比如，逃难途中车票资金的赞助，好心人的劝慰报信，家庭重建的希望等等。这些事实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苦难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只有在不断地跋涉、寻找、选择、探求、反省、坚韧、执著中，才能磨砺出人格的美丽、绽放出人性的光辉、呈现出人生的意义。

     另外，从生命的价值观来看，苦难本身并不值得肯定和歌颂，它给予人们的打击、磨难及记忆，总是令人不堪回首的。但是，历史不会忘记那些芸芸众生在苦难面前的态度——抗争与逃难，不屈与等待。自我救赎的时间成本是巨大的，它往往依赖于历史巨人的眼光与恩赐，才可能将无谓牺牲的青春、人伦、平等、正义和自由等，供奉于时代的祭坛上，让后人时常掂量其价值的重量与意义。

                              

                                （三）

   

     《出塞书》，是一次行旅的地理方位的记录，更是一种历史记忆在当代社会苏醒复活的心灵洗礼。从文本的叙事策略来看，作者巧妙地将两条线索交织进行：

       一是作者数次陪同夫人阿依从南方赴西北新疆伊犁省亲的路线图。在有目的有爱心的拜访、看望、探视、追寻丈母娘及其亲属的生平家世历史沿革的过程中，作者以时代巨变的对比手法，将自然风物、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的描绘，与人文资源的考察、探究和采风结合起来，以几十个身份、职业、性别和年龄不同的第一人称“我”的口述实录，增强了其史料的真实性、亲历性和亲切感。

      二是题材的客观限定与内容的主观扩充。作者出塞的目的，是以个人家庭的探亲为点展开，但又以阿依父母家族的历史考察为线而扩充，继而又将南方人群体出塞风貌的描述为面而延宕。这样，就使得家书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获得一种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这些因逃难而到达西北地区的南方人，他们已经定居、扎根、生活于第二故乡几十年，有的子孙三代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有的在改革开放年代去南方沿海一带打工淘金之后又返回西北创业。作者从这些人的变迁成长与生存发展的轨迹中，看到了时代变化的印记，生命抗争的力量，从而较好地完成了从“小我”家庭的叙事向“大我”人生的追问的转变，因而其文本的立意高低和价值实现也就一目了然了。

     总之，家书的叙述与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像作者这样历经数年沉下身子体验生活，面向底层不耻下问，思考多年付诸笔端，实属罕见。我们祝愿作者与其生活在西北边疆的南方朋友一起，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而祈祷、实践、奋斗吧！

     （据悉：出版社以小说的形式将这本书正式出版发行了）

                      （约2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