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游记散文的困境与出路

游记散文古已有之，《洛阳伽蓝记》和徐霞客游记可为代表。近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许多人从乡村走向都市，从国内来到国外，游记散文更是逐渐多起来，几乎每个作家都写过这一文体。然而，长期以来，游记散文却备受学界冷落，沈从文在《谈“写游记”》中感叹：“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另外，当下的游记散文众多，但普遍缺乏文体的自觉意识，可谓佳作难觅。因之，在游记散文的双重困境中，应找到它的发展和提升之路。

游记散文须先有“游踪”。这似乎是常识，也是“游”之要件。然而，许多游记散文淡化了“游”，有的则有“游”无“踪”，亦无移步换景之妙，更无游之奇变。如不能很好展示“游踪”，就很难写好游记。不少现代游记过于强调社会思想意识，往往淡化了游踪。余秋雨《文化苦旅》虽有游踪，但并无“游”之波澜，过于沉重的文化思考和大发议论往往将游踪冲淡了。苏东坡、徐霞客游记常有游之奇谲，郁达夫、艾芜、沈从文的游记亦不乏“行”之曲折，但到当下游记则游踪不显，常被各种风景遮蔽和覆盖，使游记变得平淡无奇。某种程度上说，游踪不是可有可无，也非草蛇灰线，而是除了导游之功，更是故事、情绪、意趣和审美的牵引，就如小说的故事和悬念一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如苏东坡《石钟山记》以夜游之行踪统摄作品，颇得奇幻和神妙。当然，游踪除了实游，还有虚游，朱德发教授在《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中曾将后者概括为情感游历、精神游历、梦中游、忆中游等，即所谓的“神游”。

游记散文最不能无“我”。时下，游记散文的最大问题是充斥着各种风景、人情、世态甚至乱相，但唯独无“我”，缺乏由作家眼里、心中透射出来的思想和生命之光。郁达夫曾说：现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每个作家的每篇作品都包含个性，都离不开由作家生发的独特的“这一个”，即现代的人格与精神。时至今日，游记散文可谓多矣，但其中往往无“我”或“少我”，无独特的这一个“我”，缺乏由“我”呈现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更少有将现代与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融通后再造的“我”。在这些游记散文中，我们往往看不到瞿秋白《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那种大写的“我”，也不易见到郁达夫《还乡记》中“我”对世道人心的体悟，更难见沈从文《湘西散记》中“我”对包括水手和妓女在内的底层人生的心领神会，更不要说对于天地道心的参悟。于是，许多游记散文没有个性、灵魂和精神。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沈从文写道：“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我仿佛很渺小很谦卑，对一切有生无生似乎都在伸手，且微笑的轻轻的说：‘我来了’。”这是由“我”之心底升华出的仁慈与智慧，也是进入天地大道后的感知，使沈从文游记散文独具魅力。这种由“我”获得的大道，值得当下的游记散文学习借鉴。

游记散文应树立审美高标。与小品文、抒情散文相比，游记散文往往比较枝蔓驳杂，尤其是在注入更多社会思想文化内容后，就易变得沉重呆板。如描写新疆、西藏等边地的游记散文，其思想性和文化思考往往比较突出，但审美韵致与诗性灵光受到抑制。太多的游记散文变成知识实录，沉溺于历史、风俗、文化的考察，近于考古式的探索。一般说来，这也是游记散文所需，但却不能因此堵塞了审美的气孔，更不能伤害审美的灵动。否则，就把游记散文写死了。其实，自古及今的中国游记散文都有审美诗性传统，徐霞客是如此，李大钊、冰心、郁达夫、朱自清、俞平伯、林语堂、沈从文、徐蔚南、钟敬文等也是如此，即使像瞿秋白这样社会性很强的游记散文也不例外。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写道：“小小的院落、疏疏的闲花闲草，清早带些微霜，好像一任晓风趈扶摇移，感叹有些别意，仿佛知道，这窗中人快要离他们远去万里了。”这样的笔触就有着很高的审美品位，包含了古韵丰神，它一下子将社会焦虑、思想省察、文化追求所带来的沉重感点染了，也避免了笔调的粗率与空泛。

常言道：散文易写而难工。作为散文的门类，优秀的游记散文的写作要求往往更高。除以上所言，视“游”如命的精神恐怕是游记散文更深刻的灵魂。徐霞客曾说：“亘古人迹未到之处，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这恐怕是他数十年如一日，以游侠般的情怀，用脚步跋涉于山川江河，写出佳作的更内在原因。今天的游记散文多是走马观花式的游玩、匆匆的草录、心不在焉的随性表达，最缺的就是徐霞客这样的生命品质与精神境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文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