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近代散文之颓散

文类的兴起与其特质，是要断代讨论的。近代散文，自负在范围和性质上都有与古代不甚相同之处。虽然此举未免心量不广，有点自以为是，但每一时代自也不妨如此自我期许，并发展其风格。

             这种自我期许，肇端发轫于“五四”，想来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五四”诸公，攻击桐城派，诋为桐城谬种；攻击骈文家，谥为选学妖孽。这固然是作战时期的诽谤，不能当真，一如恋爱中的誓言；但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近代跟固有散文传统的决裂。

       决裂以后，近代散文要发展其独特的文类风格，即不得不旁求域外，或远离桐城和选学所代表的传统散文作风，到历史的阴僻处去寻祖宗。结果，学外国散文者，一时之间尚仓促难得其精髓；而寻祖宗的人却在甬道中大有发现，他们找到了晚明小品这一类东西。

        但现代散文与晚明小品攀上亲戚，实在是现代散文的不幸。这点虽然至今大家尚未发觉，但无碍其为事实。晚明小品其实是一种怪僻乖诞而且凉薄生活态度中的产物，名士狷狂，流于渎乱，以致表现出雅得极俗极怪的作风。像倪元璐，《榕村语录续编》卷八就记郭蒯芬批评他：“倪鸿宝成什么人，竟是女郎，至余家，一日而数换鲜衣，可厌极矣。”

         大概当时文化及社会的腐败，已经使人不能忍受了，诸名士在心态上逆抗狂潮，极为苦闷，但又找不到出路，以致弄得心性偏激、性格矜诡；又有些人则在这种空气里，索性随波逐流，自放于颓唐。因此在文学上，竟也表现得近乎可怜可笑可耻。

         如“公安派“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卧，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叫”的诗，固然是浅陋可哂，他们的文章又何尝不是恶劣魔道？自以为雅俊风流，却多扭捏作态。钱钟书曾说晚明文学是短心钉肝、拗嗓刺目之苦趣恶道。奇思棘句，文怪僻而意肤浅，且隐情踬理，如鼠入牛角、车走羊肠”(《谈艺录》)，确实有些见地。我每读晚明小品，辄有说不出的烦厌和难受，披沙拣金，亦可得宝，但那里面更多的却是虚矫浮流的习气。近人拿它当成个宝，若非“时代的陷阱”，可能就是彼此时代果然有些类似之处，否则恐怕很难解释这近百年的怪现象了。

           除了找错祖宗之外，现代文学早期的发展，看来似乎也有点营养不良。因为我们从历史上可以发现，每种新文类的兴发，总是来自一两位划时代的大手笔，如汉赋中的司马相如、古文中的韩柳、律诗中的杜甫。文学流嬗，固然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新与变，并不是在理念上、口号上或态度上新一新就行了，没有一位大作家出现，就硬是变不出什么花样来。即使借着外在形式或语言媒介来强作变态，也是勉强得很，不成个格局。

         我们现代散文，搞了几十年了，到现在，大伙儿还在传统现代、现代传统，文言白话、白话文言地争辩不休，还是在理念上、在外在形式或媒介上自以为新。却忘了在文学的法庭上，只有作品才有发言权。这几十年来，请大家如我一样，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散文究竟有哪几位是真正的大师大手笔大文豪？我们到底有哪几篇真正精彩不磨的杰作，可以毫不虚诳地陈列于文学的殿堂？

           也许大家都仿佛觉得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可是仔细搜寻，似乎又总不容易找到个确定的名字。也许每个散文家都会大言炎炎地说：“就是我，就是我啦！“也许每本散文集的广告词上都曾恫吓读者说什么震铄古今、掷地有声。然而，我恭敬惶怵地捧卷诵阅此类宏文巨铸，却发现也只不过跟我写得差不多而已。这样就想凌轹古今、自开局面，未免太便宜了些吧!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尝倪然以思、废然而叹。因为文学的问题，归根究底，只能说是缺乏伟大的天才，而天才是不会在这个群众的时代现身的。

          请容我借外而喻——这是避免因直接评论而引入憎恨的最佳方法——散文在英国，曾被定义为散文家的作品，而且被认为这是最恰当稳絮的定义。它的主要成素，并不在题目或题材，而在作者的人格美。其存在与否，全以散文家人格的存在为准。早期如法国的蒙田(Montaigne)自谓其文集：“宗旨完全是私人的，并没有为你(读者)打算，或为求自己出名。我只想给我的亲友们一点慰藉：等我离开他们时，他们或许可以在这部书里发现我的脾气与性格，使他们在记忆中可以更完整而逼真地培植我的印象。”其后的散文大家培根，也被看成“一个丰富头脑的真正试笔”。到了十八世纪，散文家更兀傲了，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 甚至在《蜜蜂报》上写道:

          我写文章一面是要表白我的好脾胃，一面是要夸耀我的小本领。在未满足任何一者之前，我决不放下这管笔来。另一班人讨厌 我所用的名称以及我所引用的格言，这个，他们说有错误，那个，他们又说是早就料到的笨人的把戏。他们所说也许都对，但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态度，颇与散文巨匠兰姆相似。比勒尔(Birell) 曾说文学只是兰姆的副业，正业则是“生活”。他不是渔夫，乃是文艺的水里一名钓翁，凑巧做了作家。这个譬喻，依我看甚有价值，因为它与我国传统“无意为文”的特殊作风，不谋而合。老实说，支撑一篇好散文的，除了天赋的才情，便只剩下作者在生活中涵养磨炼出来的独特人格了。这个独特的生命，贯注流布于篇什之间，会形成一种特异的风格魅力，使得文章晔晔有光。

           散文家必须为自己而写，原因在此。他不能为了令读者满意而弄笔，不能为了出名而写；他的文字，毋宁说必须以触怒触痛观众为职事。《湘绮年谱》光绪廿一年条说得好：“文成俳优，何也？欲人之称好也。…….俳优之所以贱者，欲悦人以求知，奈何文人亦求知耶？“其言大有东坡所说“诗须作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之趣。散文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写的，考莱有篇散文的题目，就叫“一个正人君子在人堆里的危险”，人堆里尚且危险，取媚流俗，岂非更是下流?

            散文家一旦挤进人丛里，变成了明星一类人物，他的创作宗旨就不再属于私人，他的头脑就不再丰实，他的写作也就不再是生活的副业了。这是散文的危机。可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乃是一个群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即是腐朽平庸的心智，而且这种心智自知其腐朽平庸，却理直气壮地肯定平庸腐朽的权利，而且任意强使它布于各个角落”(奥德嘉《论群众》)。

            在这个群众时代里的苍白、贫瘠、错乱等征象，西方文学与哲学中早已讨论甚多；只有我们，仍然无所反省，仍然坚信形势大好，仍然自我赞叹这些腐朽与平庸即是旷世巨作。他们不晓得这个时代不唯不容许天才的存在，抑且连我们要自觉地发展成长独特人格美的机会都很少。他们也不能理解自己散文之恹恹无气力，泰半要归咎于他脑袋的空洞和昏聩。他只希望自己的文集畅销、希望自己成为受读者或编者喜欢的作家，笔锋徘徊蠕动于揣摩读者的脾胃之间，人不知而大愠!

          如此一来，创作上的浮薄儇器，固然不用说了；就连争论，也仿佛老是一群嘴里含着面疙瘩的人在糊里糊涂地嘟哝不休。姿势很多，意义却很少。当然，这在策略上还是成功的，因为要赢得观众的喜爱，第一要素即是平浅无聊，并加上若干花哨的噱头；无论散文还是电影，大概都是如此。

           而且，假如昏庸和浅薄，真如我所说，是时代的罪恶，那么散文家自也不妨继续放心地去写那些肤浅可口的散文。

          所谓肤浅可口，意思就是说读者与作者都能获得平庸的愉快。它们大抵包装精美，文字华丽精巧，有个小故事小事件而且是很容易动人的事件，然后再穿插一些好美啊好爱啊好感动啊好气啊好......热情如火、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并热烈拥抱乡土同胞上帝社会人生读者等等。他们的文笔令我艳羡不已，对于他们花费那么多的气力和眼泪，来经营一场无甚意义的梦呓，也表示同情。

           以写小动物来说吧，现代散文中“我与宠物” 一类书已很不少,但其写法，天哪，一律是怜悯疼爱一番、缕述我如何邂逅如何宠它一番、再发抒一点淡如轻烟的感慨。自雅舍主人以下，殆皆如此，罕有例外。然而，康拉德．劳伦兹的写法是这样的吗？在《所罗门王的指环》里，他说:

           我很少笑话动物，有时笑过，后来总是发现笑的其实是自已，或者也是因为动物的某些滑稽相很像人才笑的。我们总是站在关猴子的笼子前面笑，但当我们看见一只毛虫或蜗牛时，就不觉得那么可笑了。如果我们觉得公鹅追求雌鹅时的举动滑稽得不得了，那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恋爱的时候，也同样做过许多荒唐事啊!

           这段话之隽永精到，乃是因为它背后有一整套理论支持，并蓄势待发，待人引申。劳伦兹是奥地利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全力研究动物之本性及行为模式，他把研究所得，荟萃成一极富连贯性且影响深远的动物行动理论，并笔之于文，写下这本充满文学趣味的书，他虽自谦“我是个科学家，并不是个诗人”，然其文笔之隽永、议论之精辟，简直是逸趣横生。

          同样，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研究所的舒佛尔博士的《海鲸的年代》，也是一本生物研究报告与杰出的文学作品。例如他叙述一条在厄瓜多尔海外为深海电缆绞住无法脱身的抹香鲸之死，寥寥数百字，而含义与力量，竟然宛若一部精简的小说:

              由于电缆未断，它的死未被察觉。但在它的墓旁，萦回着细语，生命和死亡的讯息，寄情的言辞、咒语、笨拙的表情....乍现.... .....乍没……

          那些晶莹的歌，那些黑浊的兽和这两者之间的兽群，都群集劫掠它的墓地，撕裂它白洁躯体上松弛了的小片，小片……而它的骨骸，也给时间所解体，沉落到海床，爬进地质学之书，为翻过的史页盖住。

           诸如此类，我并无意要求每位散文家都成为动物学家或拥有动物学的丰富知识。但一位作家，一位创作者，既不能在生命形态上成为创造者，不堕溺于流俗；又不能在知识上对于他所描述的对象及内容，有深刻的了解，他的创作还有什么可为？

         散文家们，整天嚷吵着要关怀社会、拥抱人生、探究生命。然而，不客气点说，目前我们的散文家们，对社会人生或生命，大体上是懵懂的。敷陈在纸上的多半只是原始而幼稚的直觉与冲动，缺乏深刻的思考纵深。他们忘记了西方的散文家，往往即是大思想家，如早期的蒙田、培根、尼采、叔本华，以迄获得诺贝尔奖的罗素等人，其文采皆根植于深刻精严的思想体系，故能在批评与观察人生社会时，显出他的力量。

           我认识一些散文家，他们显然不太了解这种力量，所以在创作心态上也有点“反智”的倾向，认为读书做学问会伤害他的创作想象。这些人，我实在非常佩服他们愚蠢的勇气。但我也因此而深感庆幸，古人读史，对于楚汉相争这段史实，辄有“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叹；现在，我们也可以换个辞儿，高歌：“时无英雄，遂使我辈成名。”这真是漪欤盛哉，不亦快哉的事，让我们一同歌颂这伟大的散文时代吧！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