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灵魂深度

  散文的灵魂深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散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尤其是“新散文”的出现，使得散文技巧在“跨界”诸方面发生了巨大爆发力，散文的本身，也非常接近了“生活”的本身，由过去的代大众说话，回到抒发个人的心曲，倾诉个人化的感愫。当然，很多作者倾诉个人日复一日的繁复生活，日久令人郁闷，甚至尴尬。
  
    尴尬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散文写作需要灵魂，而眼下的风起云涌的散文写作大潮，大部分写得太随意了。很多散文是写儿时记忆的，一旦写到记忆，总是写童年生活甜蜜那一面；有的作者故作风雅，品茗赏景，谈论的却是股市风暴和发财密诀。有的写亲情，就把亲人写得没有任何缺点；有的搞文化虚无，在散文中写几个历史事件，好像就很深刻了，其实散文深刻不深刻，不在于取材写什么，而在于你是否写出了灵魂的深度。

    何为灵魂的深度?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认为一定要有思索个体人生的困境或个体精神所遇到的难题。”（谢有顺的话）。这确实是有难度的。鲁迅先生在《野草》中抒发了个人的痛苦和彷徨，局外人未必能解其中三味。张爱玲的小说写了人与人的疏离感，很多人却认为她的小说小家子气。甚至以为她死于美国是生活的悲剧。谢有顺讲的确实有难度，但个人化的精神与人类生存相遇，总会冲撞出火花，即使有火花，可能会显得“离奇”，很难为当下的读者所接受，因此就造成了写作的艰难以及尴尬。

   我们大部分人习惯于务实，习惯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乐观主义）。懒得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及存在的价值，没有勇气像鲁迅那样向中国和世界进行决绝式的持续追问（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以及后来的王小波），我们已习惯于在“向生活和解”幌子下，向周遭的一切和解，用于换来暂时安稳的物质生活和人际关系。可是真正有价值的散文，往往是在拷问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人生的真相，不像政治家描写的那么美好，回而“需要沿着作品中那条狭小的精神路径一直走下去，走到心灵的深渊，把一切伪装的饰物揭开”（谢有顺的话），只有揭开了饰物，才能找到灵魂的根以及相应的文字。用这个标准去阅读大量当代散文的作品是尴尬的，因为大多数散文是就事论事，缺少灵魂内核，或者偷梁换柱，把伪灵魂当作灵魂。

   在这里有一个奇特现象，我们阅读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可以发现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个人的气质和文化成长不同。一个写作者的气质和文化积淀不同，一个作者的文学语言已和本人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与当代作家非常不同，当代散文作家大都追求类同，当年出了个余秋雨，大家都一窝蜂去模仿他；后来出了一个刘亮程，大家又去模仿刘亮程……现在这两位难于持续上升，很多作者又不知道该去模仿谁了。其实一个作家最应该模仿的是他自己。尽管每个作家成长的道路不同，有的成长缓慢，甚至走弯路，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脑袋安装在自己的脖子上，否则只能越走越窄，被时间湮灭。

   作家不是神，会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烦恼。生活的强硬可能把作家冲撞得一败涂地，一如作家沈从文在某一段岁月中，放弃了写作而选择了中国古代服装史的研究。上海作家陈村是笔者所尊敬的作家，他不赶风头，默默地写自己的小说。他写的小说《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通过写案件逼仄出人物心底的风景，而风景又激发出了人们的拯救意识。对负责的作家而言，在作品中作家需要对人的尊严和价值做出属于自己的回答。

  凡是有灵魂的散文，必然涉笔到人类当下的生存状况以及人性状态一一这虽然有难度，但相对还容易一些；有难度的是设想人类将来能够做什么？人性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嬗变？在这里，我必须做一个合理的纠正，通俗哲学中有所谓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就成为当下的各种花花绿绿的“存在”穿上了合理外衣，难道当下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吗？一切全是合理了，人类就无法进步了。

   最近笔者看了甘肃台的《灵与肉》，其中右派分子许灵均饱受苦难，但在劳改时期依然享受到来自百姓中的暖。窃以为作家在写作之前，要学会做一个有敬畏之心的人：敬天，敬地，敬畏祖先。存有敬畏之心，才能写出灵魂的亮度，不然的话，至多是一个狂妄之徒罢了。中国在民间讲因果，讲来世……即是对人性恶的约束。我们在中学课本中曾经有过《东郭先生》，此先生是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这本是人性中的美德，却被人当做了迂腐，实在荒诞。

   综上所述，写出有灵魂深度的作品是有难度的，但不能成为止步不前的理由，写出有灵魂深度的作品，才可以体现一个作家的价值，这也是有担当意识的写作者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