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与国民性

                                                   散文写作与国民性

                                                       文/   王克楠

     身在中国必然是中国的国民，凡是国民必有国民性，可是，很久以来，国民性的话题被淡化了，说到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仿佛是别个星球的事情；当下的中国散文，至少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新形势下的风花雪月，很少有人顾及到新形势下的人性危机。

    何为国民性？鄙人的理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畸形的发展状态下（包括太平盛世），出现的从上层到底层共同的心理阴暗。鲁迅先生写阿Q精神，不是专门指老百姓的，也是指当官的。精神“穿越了”了物质，是中国几千年积攒下来的。当下，物质又穿越了精神，仿佛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对一个区区的“钱”字，就是无法面对。

和平盛世产生颂歌，时代转型产生犀利的批判。就好像一个桃子，在烂到了不能再烂的时候，大家突然惊醒了，而在腐烂的过程中，大家视而不见。其实大家都看到了，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点，至少用心灵写散文的人，应该看到桃子烂了，要想办法拯救这个桃子，让它不要烂得太快，不要一烂到底。需要散文人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说套话，散文写出来，艺术性的打量各人有各人的趣味，但是，真话总是要说的吧？

    笔者说的真话和假话的区别，还在于有的散文家故意说假话，而有的散文作者是意识不到自己无意中说了假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在于人的意识，有的评论说“来自人的眼睛”，仿佛有一双好眼睛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好的眼睛归一个人的意识来支配，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本民族历史的意识，眼睛再好也是无法写出真正的散文来。我们在当下总是可以读到一些麻酥酥、软乎乎的散文，读来很舒服，读后没有任何印象，这是中国散文的悲哀。

    最近，中央九台在播放鲁迅先生的专题片，看了之后，很有冲击力，鲁迅先生不是以散文见长的作家，但是写出了让当时的读者，甚至让今天的读者眼前一亮的散文、散文诗、杂文。鲁迅是一位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吃人历史很有见地的一个人，他的出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另类，他专心研究的中国国民性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也是解决不了的）。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先生把自己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与黑暗进行斗争，使得自己成了投枪和解剖刀，在民族的躯体上竭力解剖，以惊醒世人。

    世人不是几篇散文、几篇小说就可以惊醒的。民族总是受到文化传统的制约，受到习惯的制约。反传统、反习惯的人，总是能把自己弄得很孤立，很不舒服。不舒服是必然的，既然选择了写散文，写好散文的道路，就是一条压根不可能舒服的道路。因为你不能从众，在大家山呼舒服万岁的时候，你要选择寻找大家哪些地方其实是不舒服的；在大家山呼形式大好、不是小好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城市、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危机，瞧瞧，这样的人谁会高兴你存在啊？

    鲁迅当年物质生活能够不太拮据，在于他是教授，凭着讲课吃饭（据说那个年代的稿费比现在的高），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优秀的散文家，不管是哪个年代的，总是要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的，一旦和别的有势力的人握手言和了，你再有才华，也要被历史所抛弃。中国的散文不仅仅需要改革家，更需要勇士，勇士不是自封的，是一个人的独立的生存状态（包括他的文字和发言）。因为这样的人太少，刊物大都不愿意惹事，所以，打开一些刊物，打开一些散文网站，就会看到躯体上的轻，米兰昆德拉说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那是对他而言，我们大多数人宁愿享受生命之轻，轻轻松松地飘飘然，多幸福啊。

    说到底，鲁迅是有思想的，有独立见解的，对我们的这个民族有大爱的，有了这些因素，才怒其不争。因为有思想，他才能不断发现现象下的东西，不附和任何人的声音，按照自己的发现去作文行事。细心的读者总是可以从鲁迅先生的文里读到变化，读到他不重复自我的勇气和才气。因为有独立的人格系统，他才会保护自己的才气，使得他的一生发出和其他文学家不一样的光华。鲁迅先生走了许多年了，他在1949年之前驾鹤西去的，他去世后，以专门研究他而获得吃饭资格的人大有人在，可是怎样以鲁迅人格解读当下的“现实”，解读新形势下的国民性，怎样为当下的中国散文补钙等，这样的人太少。

    大家习惯于没有真鲁迅活着的存在了，更无从探究从一种文体——散文里如何呈现国民性的崇高和猥琐，中国需要睁开眼看国民性，中国需要更多的散文家从国民性入手，找到中国人的精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