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中有画意

汪曾祺：文中有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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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　段春娟　　2019年02月25日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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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是多面手，脚踏戏剧和文学两只船，书画兼擅，还有美食家之誉。虽说如今能作文、亦能画的才子型作家不少，但多能分得开，画是画，文是文，两档子事。对于汪先生来说，文与画是融合无间的，文中有画，画中有文。本文尝试从书画这一视角切入，走进汪先生的文学世界，探讨书画修养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

自得其乐

汪先生晚年有两个愿望：一是在中国美术馆开一个小型画展，二是出本书画集，然而这两个愿望在生前都未实现。在去世近三年后，他的子女整理父亲生前画作，用其稿费自行印制了一本装帧考究的《汪曾祺书画集》。这本书画集是非卖品，只印了千余册，送给家乡高邮和生前友好作纪念。

《汪曾祺书画集》收录书画作品120余件，从中可以窥见汪先生书画创作的大致风貌，是典型的文人画，每一幅都值得玩味。书后的“一点说明”指出：“他的书画与他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和品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这无疑是解人之语。

汪先生对书画的态度是“书画自娱”“自得其乐”，同做美食一样，是写作之余的休息、“岔乎岔乎”。他说：“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见《自得其乐》）他还引用晋代陶弘景诗句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当然，这也是老人家的谦虚说法，实则他的书画作品送人的极多。坊间流传着很多有关汪先生赠画的趣闻轶事，到底多少人手头有，至今仍是未知数。文人雅士自不待言，平头百姓因为种种机缘，得到其赠画似乎也并不难。

汪先生曾给冯友兰先生之女、作家宗璞画过三幅画，有幅牡丹图上题赠小诗：“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小诗甚得冯友兰称赏，赞其“诗中有人”“不隔”。宗璞也说，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

汪先生给作家张抗抗也画过牡丹，并题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张抗抗忍不住感叹，汪老的诗“耐人品味”。

两幅画虽都无缘得见，但这两首题画诗流传甚广，足以印证汪先生画作的品格。

前段时间，笔者收到东北师范大学的徐强老师发来的一张图，说是新近看到的汪先生画作。那是1992年5月，他为广州花城出版社的黄伟经画的兰花山石图，上题：“南风薰薰，唯吾德馨。随笔随意，鼓瑟吹笙。”黄伟经时任《随笔》杂志主编，题诗与兰花契合，又巧妙将“随笔”二字嵌入其中，风雅有趣。

1995年，汪先生应邀赴温州瓯海采风，曾给搀扶他走路的当地少女题字：“家居绿竹丛中，人在明月光里”，又给其父亲开的饭馆写招牌“春来酒家”。离去世两个月前，汪先生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爱是一束花》，大受感动，随即写下《花溅泪》一文，还邀好友为此文写评论，又画一幅画送给这位素不相识的作者车军——画的是几束盛开的丁香。

车军不胜感激，专门送去装裱，负责装裱的后生很懂画，赞曰：“画好，字好，意也深！”但凡有一点因缘，汪先生便慷慨赠人字画，“有求必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自己的书画作品，除了谦虚，汪先生也颇有些自信甚或自负：“我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还说：“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见《自得其乐》）这些话不啻是理解其书画作品的最好注脚。

翻其书画集，可以看出，汪先生的书画大抵如此，随意、随性，因有寄兴而颇多意趣，耐人品味。假若没有这些书画作品，没有这些颇见情趣和品格的口口相传的故事，汪先生还是不是大家心目中“可爱的老头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才子文章

汪先生创作了数篇以绘画为题材的小说，《岁寒三友》《鉴赏家》《金冬心》等都是，足以证明他对书画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深入骨子里的透彻理解和喜欢。

“岁寒三友”的说法源于传统绘画主题——松、竹、梅。而汪先生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别为开绳厂的王瘦吾、做鞭炮的陶虎臣、介于画家和画匠之间的画师靳彝甫。三位是好朋友，也是贫寒之交，都靠手艺吃饭。当王瘦吾、陶虎臣两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在死亡线上挣扎时，靳彝甫毅然决然卖掉了他视若性命的三块田黄，来接济两位老友。这样的深情厚谊令人动容，人性的醇厚和温暖跃然纸上。

《岁寒三友》对靳彝甫的刻画很“专业”，说他家三代都是画画的，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什么都画，也画行乐图和喜神图，靳彝甫本人喜欢画青山绿水和工笔人物。小说中另有一个人物季匋民，是位衣食无忧的大画家，正是他买走了那三块田黄。其中有一段描写是季匋民对靳彝甫的对话：“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要变！山水，暂时不要画。你见过多少真山真水？人物，不要跟着改七芗、费晓楼后面跑。倪墨耕尤为甜俗。要越过唐伯虎，直追两宋南唐。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洋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脸上也不要这样干净，给她贴几个花子！——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

这样的描述，没有书画功底断不可能写就。

而《鉴赏家》中的大画家季匋民和卖水果的叶三虽然地位、身份相差悬殊，却是一对难觅的知音，二人在艺术上、精神上是相通的。小说中写道：“季匋民最佩服李复堂。他认为扬州八怪里李复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浑厚，也秀润，而且不装模作样，没有江湖气。”这哪里是在写季匋民，分明在写自己对李复堂的态度。小说中季匋民画了画，叶三都能说出好在何处——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

对话简洁传神，是在说对一幅画的鉴赏。如果没有书画方面的修为，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何以能写出这样的小说？

《金冬心》则写了一场豪宴，大盐商程雪门宴请新到任盐务道铁保珊大人，请扬州八怪之首的大画家金冬心作陪。宴会中行“飞红令”，情急之下，程雪门胡诌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正当大家对这句逻辑不通的杜撰诗句起哄之际，金冬心凭着自己的捷才作诗一首：“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并说这是元人诗句，替程雪门大大挽回了面子。程雪门为表谢意，第二天给金冬心送来一千两银子。小说此前还有铺陈，说靠卖画为生的金冬心，手头正紧，赶画了一批灯笼画，想请金陵的才子袁枚帮着卖掉换些钱用，不料画被如数退回，他心心念念的十盆箭兰也没钱买。得到程雪门的银子后，他立刻把那兰花买回家。

黄裳先生评价《金冬心》：“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气力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描摹和把握，非汪曾祺莫属，说是“才子文章”毫不为过。

小桥流水

除了小说，汪先生写过大量与书画相关的散文随笔。《徐文长的婚事》《徐文长论书画》《齐白石的童心》《张大千与毕加索》《潘天寿的倔脾气》《张郎且莫笑郭郎》等，皆取材于不同年代的画家。只有对他们了然于胸，才会摭取其中旨趣加以点染，写成文章。《看画》《写字》《谈题画》《题画二则》《书画自娱》《自得其乐》《文人与书法》《文章余事》《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等，写的都是他个人对书画的体会、相关经历、创作心得等内容。

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汪先生之于书画，有着深厚的底蕴，不是半路出家，而是从小耳濡目染，形成稳定的特长和兴趣，并相伴终生。笔者在2005年选编了一本《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其中所选多为汪先生谈书画的文章。据说不少读者正是通过此书得以了解汪先生在书画方面的才情。

汪先生的创作谈，很多经验来自于书画。比如谈到语言问题——汪先生非常重视语言，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极致，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他说：“中国人写字，除了笔法，还讲究‘行气’。包世臣说王羲之的字，看起来大大小小，单看一个字，也不见怎么好，放在一起，字的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就如‘老翁携举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安排语言，也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一句，一句；痛痒相关，互相映带，才能姿势横生，气韵生动。”（见《揉面——谈语言》）在他看来，语言和写字一样，都要前后呼应、相互兼顾。

谈到短篇小说创作，汪先生认为这与人的气质有关，有人气质如大江大河，适合长篇巨制，而他自己则是小桥流水式的，只能写短篇，就像“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云满纸”。（见《晚饭花集》自序）

在《小小说是什么》一文中，汪先生说：“小小说是斗方、册页、扇面。斗方、册页、扇面的画法和中堂、长卷的画法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包世臣论书，以为应使‘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因为注意‘留白’，小小说的天地便很宽余了……小幅画尤其要讲究‘笔墨情趣’，小小说需要精选的语言。”你看，这完全是套用的画论。

谈到“创作的随意性”，汪先生举齐白石画荔枝、郑板桥的“胸有成竹”等例，说明作文和写字、画画一样，作品完成以后不会和构思时完全一样，“殆其篇成，半折心始”。

在谈到自己的气质，汪先生说：“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在汪先生看来，书画和文学是相通的，书画之道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他曾自称是也写小说也写戏曲的“两栖类”，加上书画的造诣，说成“三栖类”也不为过。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书画创作的切实经验和体悟，没有书画方面的深厚学养，他的文学世界不会是这个样子。从这个角度言，汪先生是难以模仿的，即便是学，得到的也仅是皮毛而已，那些传统文化的修养源于幼年的滋润浸染，岂是一日两日之功。

融入血液

汪先生对书画可说是“情有独钟”，对于没有专门去从事绘画，他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遗憾。“我小时候没有想过写戏，也没有想过写小说。我喜欢画画。”（见《两栖杂述》）其散文《腊梅花》曾这样结尾：“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而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他也曾写道：“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命运就是这么弄人，汪先生没能如愿成为画家，却成了作家。难得的是，他将看画的习惯、对书画的兴趣保持终生，从小学、中学、大学，及至做了编剧、享誉文坛，都“以画名”。

初二时，汪先生曾画过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了成绩展览室，那是他的画第一次上裱。上西南联大后，在“西洋通史”课上，他交了一张作业——马其顿国的地图，教这门课的皮名举先生有这样的评价：“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因字写得好，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很多布告均出自汪先生之手（见马识途著《想念汪曾祺》）。他在沽源画过《马铃薯图谱》和《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也算是书画才情的另一种发挥。在北京京剧团作编剧时，他因字好，有一段时间专门写字幕，在宽不过四寸的玻璃纸卷上用蝇头小楷竖行书写，而且不能出错。

20世纪80年代后，因《受戒》等一批小说的发表，60多岁的汪先生复出文坛并享有盛名，画名亦随即远扬。

画家黄永玉说汪先生懂画——他们是朋友，当年在上海时与黄裳一道被称为“三剑客”：“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了帮我理解齐白石，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一窝蜂》，只给我看的，没有发表过，稿子应该还在。他没有见过齐白石，但用小说样子来写。清晨，老人听到窗户外面咣当响了一声，是有人掀开盖煤炉的盖子。老人起来走到院子里，又拿来不同颜料调，红的，黄的。走到画案前，开始画藤萝，藤萝旁再画蜜蜂，一只蜂，两只蜂，简直是一窝蜂……他死了，这样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见李辉著《高山流水，远近之间》）

天生的奇才，是家庭与社会适逢其时地遇合与促成，无法模仿也不可复制。汪先生身上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背景，他出生在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拔贡”，家道殷实。年幼时临过的字帖不少，大字小字都练过，《圭峰碑》《闲邪公家传》《多宝塔》《张猛龙碑》等，这奠定了他书法的底子。

画画虽没师承，也没专门学过，可汪先生的父亲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父亲作画时他就站在边上看，有时帮着抻抻纸，作画的技巧如勾筋、布局、设色等就这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读画的机会也多，家中藏有不少珂罗版的古画，他翻来覆去地看，很早就培养了识画的才能，对陈白阳、徐青藤、八大的画，“乃大好之”。那些谈艺类的杂书，诸如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等，也都年幼时即有所涉猎。

在《苦瓜是瓜吗》（写于1986年）一文中，汪先生这样写道：“‘苦瓜’之名，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我家里有不少有正书局珂罗版印的画集，其中石涛的画不少。我从小喜欢石涛的画。石涛的别号甚多，除石涛外有释济、清湘道人、大涤子、瞎尊者和苦瓜和尚。”一篇饮食类文章，却从画入手，写得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从中亦可看出他不一般的童子功。

汪先生少年时打下的书画功底，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慢慢发酵。初中时放学回家，一路上东看西看，画画的、裱画的都不错过。到了大学，但凡与字画相关的，他都有兴趣。泡茶馆，爱看茶馆的匾额、饰壁的字画；逛裱画店；看恩师沈从文先生的各种收藏，跟着他到处闲逛看一些字画漆器等；教他汉魏六朝诗选课的杨振声先生还专门邀他到住处一起欣赏姚茫父的册页。

在沈从文先生引荐下，1948年，汪先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历史博物馆职员，这让他有机会看了不少字画。他爱看画展，常带着家人去看绘画展览、故宫的字画等。据女儿汪朝回忆：父亲对故宫书画馆的展品非常熟悉，如数家珍。

书画方面的修养慢慢精进，融入血液，化为精神。如果不深谙此道，根本不会有那么多文画相通的体验，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以书画为题材的小说及散文，更不会多年不动笔，一旦机会来临，立马显出不一般的绘画才能。过硬的童子功，多年的浸染，让中国传统的书画精神和汪先生其人其文融为一体了。

会画画，对汪先生的创作多有影响。这一点他自己也深以为然：“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见《两栖杂述》）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汪先生又谈道：“我的喜欢看画，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画意’，这不是偶然的。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这些话都是夫子自道，也是理解汪先生小说创作的门径之一。

作为一位书画兼擅的知名作家，对于当代画坛，汪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并提出意见：“我建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要开两门基础课，一是文学课，要教学生把文章写通，最好能做几句旧诗；二是书法课，要让学生临帖。”（见《谈题画》）他还说：“一个画家，首先得是个诗人。”（见《题画二则》）

这些话颇富建设性，不知书画界的专家学者是否以为然。

学人小传

汪曾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1939年就读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之路由此起步。194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在文坛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等。1950年起先后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接受了民间文学的诸多滋养。1962年到北京京剧团任编剧，直至离休，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改编者。1963年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出版。新时期创作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一批风格独特的小说，出版有小说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散文集《蒲桥集》《晚翠文谈》《塔上随笔》《独坐小品》《旅食集》《逝水》等。1997年5月16日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作者：段春娟，系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曾编《文与画》《五味》《人间草木》《说戏》等与汪曾祺相关书籍，并于汪曾祺去世十周年之际，策划选编纪念集《你好，汪曾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