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虚构者的道德》

周晓枫：《虚构者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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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认为，写散文必须如实汇报，虚构是被禁用的巫术。是否我们混淆了两个词：编造和虚构？我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两个范畴的词语。当一个写作者为了追求眼泪效果，杜撰孤儿或残疾身份，编造血泪斑斑的履历，其实他还处在非常业余的创作状态。这种所谓纪实性质的散文，应该以小型报告文学的标准来评判。它利用的，是游离于文字之外的东西。读者对此类行径的愤怒，多源于感情和智力没有受到尊重，他们被愚弄了。文学意义的虚构不同，它并不关涉道德，而是与想象力密切相关——它从作者的内心深处汲取力量，这力量，足以摧毁或重建一个现实。

　　我不是在倡导唯心主义与虚无论，但我坚信，无论多么貌似真实的写作都隐藏着对现实的修改——也就是说，一旦落笔，必然伴随着虚构。即使对于散文来说，虚构也绝非作家品德败坏的表现，相反，是对写作能力的确认、提升和褒扬。我甚至认为虚构是必需的才华，是成为作家的基础准备。

　　虚构是文学最令人迷恋的品质，因为它展现可能性。否定虚构，只承认写实，有点像因赞美劳动而鄙夷魔术。现实主义的劳动当然值得歌颂，质朴、粗糙，生生不息，但我同样喜欢魔术。它不建设生产，它不创造，但魔术是奇迹。所以，当遭遇到虚构的叙述圈套，我不愤慨，我愿意跟从并体会……不可思议的极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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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读者曾提醒或警告我：他判断出我写的某个事件或某段经历必然出自虚构，并由此感到阅读上的不适。我陷入怀疑，亲朋好友都未必了解我的经历和内心生活，这位读者怎么能自信地替我表态，什么是我的亲历，什么又不是？

　　我过去极其紧张于当众发言，后来强力扭转自己，矫枉过正后我今天在公共场合喋喋不休。我知道，胆怯犹在，我随时会在话筒前被打回原形，变成突然的口吃患者。表面八面玲珑，内心四面楚歌——我依然不自由，依然受到来自往事的威胁。别人看我饶舌，再听我自述如何害怕讲话，不会觉得我是在分享秘密，他们认定此乃矫情之举。哪一个是我，那个口若悬河的话痨，还是把麦克风当做即将引爆的手榴弹的那个心悸者？我说真话的时候，有时看起来更像虚构。

　　也许我把虚构当做自我保护的甲胄。我在文字里历险，邪念丛生，这种胆大妄为使我在生活中更恪守规则。写作舒解了压力，缓和了我对平凡生活的倦意。所以，虚构不会使我感受来自谎言的愧意，因为，更真的“我”匿身其间……写作中，我更靠近自由选择中的“我”，而不再是受制于命运，或某个粗心的神所安排的原初模样。

　　和虚构带来的创作快乐相比，为此遭受些许的道德指责，实在不值一提。

　　我是不是必须向读者提供单调乏味的缺乏戏剧变化的日子才是诚恳？我是不是必须背诵读者的眼睛所看的景象，而不是呈现我内心的隐秘图案？坦率地说，我不愿读者像户籍管理员一样查清我的底细，即使出于关爱的目的也不行；我不认为专家——这些专业读者有权像业余警察一样，拷问我的情史或心理犯罪史；我不认为自己必须像罪犯一样如实交待情况。我写下的文字不是审讯笔录，非要把时间、地点和人物说清楚，必须绝对严丝合缝地贴合事实——我甚至认为这表面的老实违背艺术尊严。

　　当然我理解，有人习惯把作家当疑犯并渴望他们如实招供，他们以为自己有权利坐上审判官的席位。可惜，即使法官也不能因为有人在梦里行凶而把肇事者关进监狱。做梦就是一场短暂的虚构，很美妙，至少在那个领域，我们拥有无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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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怀有天生的戏剧化倾向，起承转合中难免带点哗众取宠。表演欲、自恋、饶舌、做作……像是伴随虚构的副作用。为了修复伤口或实施报复，女性写作者容易把自己刻画为无辜而令人心碎的牺牲品，她们或者夸饰自己的果敢聪颖，拥有亚马逊女战士般让人敬畏的勇气。她们伪造原因及细节，以使大相径庭的“现实”看起来结实。如果评论家们以此来嘲笑“虚构”，并不能激起我出于女性的反感。她们改写历史、以使它更贴近愿望而非事实的方式，是出于性格上的软弱和无视其他当事者的自私。这是人类共性的弱点，这逃避的习惯，这编造的爱好。“我”的书面语形象易于被“我”的现实利益所收买，写作者难以自控。

　　但遗憾的是，我并不具备和这些女作家匹敌的气魄。留下气味的线索，让读者逆风找到我匿居的巢穴——这对我来说，几近恐吓。如果说，我喜欢生活与写作形成的投射关系，那么两者之间势必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形……如同手影，那双温暖我的手却被比拟成吠月的狼形。我畏惧读者从文字中认出过多的面孔，我畏惧，陌生人仅仅通过一个特指就武断地完成对位性还原。我能够承认的仅仅是，我没有达至彻底虚构的能力，文字源自我内心的真实——至于它们在履历表意义上的可信度，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未与我分担过黑暗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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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的某篇文章因高度嫌疑的虚构性而被考据派质询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时，他们并不是在探究文体，常常是在猜测我，实际的角色到底是编剧还是主角。我会诡辩：“如果天足是36号半的，我不会为36号鞋子削足适履，也不会蓄意让脚肿胀起来以适应37号的尺码。我的兴趣在于自由行走，不在于如何被归纳。”

　　迫使作者做出文体决断，似乎在小说与散文的两者之间必居其一，如同你的性别非此既彼，不能介乎男女。当面临此境，我却愿意选择僧侣角色，正因存在于隐约背景上的性别几乎是可以忽略的，他们才得以更接近神迹。

　　出于对小说的敬意，以及对散文因熟悉而产生的依恋，我认为自己始终忠诚。的确，我试图把戏剧结构、诗性语言、小说技巧和随笔智慧融入实践，但内在支撑和整合方式是散文的，或者说，我从未改变自己的散文本质。也许，我习惯在散文里维护中性立场，既非绝对小说，又非绝对散文，像雌雄同体一样令人迷惑。如果说我是个既禽且兽的蝙蝠也无妨，我会震动神经质般颤抖的翅膀，继续黑暗之旅。

　　我很清楚自己的实践方式所受到的鼓励和招致的反感，并泰然处之。虚构，是散文伊甸园里的智慧树，传说中吃了它的果实会死。当事实证明它并不危及生命之后，我们又被告知，应该在绝对的审判官面前感到羞耻……不，还是放我到有罪的欢乐里吧，我愿在受惩中体会着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