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新生 汪慧仁

汉语的可能性
传播方式、媒介的变革无疑会对文学产生发生影响。竹简向纸的变革、诗词之吟唱、话本、院本，在这些古代的文化故事里，我们同样能看见，文学与新的传播方式及媒介的交互影响。
所以，当代的文学生产者也应当留意到这样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思想者的好“节日”。比方说，就文本质地而言，互联网传播带来的超文本链接性，就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在尺幅有限的纸质书写中，我们很难把所有引起阅读兴味的信息用笔墨“堆积”出来。超文本链接，解决了这样的难题，它在每一个兴味点用变体、颜色或者二维码实施打开提示，阅读空间就因之得到了即时性拓展。
这与文学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曾经梦想的文学语言的质地是什么样子？总归起来，我们就是要找回那种“没有被侵害的语言”——自由的语言、超文本语言、在情感和理性上给我们提供丰富链接的语言。在这层意义上，汉语是有着天然优势的语言，它的形态上的感性，它的传承上的代代积淀，都为它的超文本链接性提供着丰富的可能。
中国有好故事。第一个好故事就是，我们拥有潜能无限的汉语。
文学非食谱
生活要新起来，的确是不容易的。一系列社会性关联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们的聚合也许才可以造就新状貌的生活。写作也是类似的情形。
整体性的变化之难，却不意味着写作者都应怀着迁就心。有时与写作者交流，我总是强调一个前提，那就是“让自己成为出色的作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任生活行进下去就是了，交流又有何意义呢？所以我们要勇敢地发问，向着我们曾经依赖的资源发问。比方说，对中国散文有着基因性影响力的“史传”文脉及“诗性”抒情偏好发问；比方说，对所有在中国文艺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运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发问。
食谱千百年不变，我们可以保守地安享“正宗”与“地道”；写作却不能如此，它必须在追问中寻求新的生长。
借古
写作者经常借用古代。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方便地回答，因为古代已经发生，它是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一系列事实。并且，古代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容器，所有的人与事，迟早都要归入其中。
可是还有另外的情形，它们也与古代相关，但在普通读者看来却是“未来者”与“先锋”。
最近看到一本研究先锋文艺与一战关联的书，提到芭蕾舞剧《春之祭》。该剧的突破对象，当是以《天鹅湖》为巅峰代表的古典主义文艺。在剧场中，人们看到也听到了与古典主义大相径庭的种种趣味：旋律及节奏不再遵守“和谐”美学。作为祭品的少女舞蹈至死的情节设置，也深深刺痛了观者“温婉”的心理逻辑。这无疑是先锋者的姿态。但这又是一次“借古”文艺事件，编剧者依据并想象的，是一场古代俄罗斯人的春祭仪式。
这里，我们或许能找到借用古代的另一条理由。除了漫长的时间阻隔而使它们略显渺茫之外，古代，更古的古代乃至原始生活及艺术形态，它们才是没有被某一专断傲慢的力量与气息玷污的资源，而这一资源是让我们重新回到自身、重新找回生活及艺术多元解释的有力武器。“借古”与守旧无关。
冒犯
近10年来，研讨会上夸奖别人的作品，“这是一部冒犯之作”变成客套话了。
如果我们还能同意此处的“冒犯”是向勇气和智慧致敬的话，我们是不应该把这顶桂冠四处送人的。
这本来是一柄宝剑啊，精光黯黯，文章片片，锻造多年，锋如霜雪，为此，锻造者甚至祭献了自己的性命。这不是岁月静好里的玩物，而“冒犯”也不应该成为客套话。真的“冒犯”是难的。冒犯是情感与思想的一次开疆拓土，在这个意义上，韩愈冒犯了南北朝，王阳明冒犯过朱熹。如果你的对手是你假设的、力量软弱的、可以被一击致命的，那我只能说，你很聪明，但你并没有冒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被冒犯的架势吸引，但忘记了忽视了冒犯的因缘。仅仅把冒犯理解到写作风格之突破这一层，这可能是对“冒犯”精神的极大误解。想想吧，韩愈之冒犯，为的是挽狂澜于既倒。再想想吧，王阳明之冒犯，为的是致良知。
文论家的焦虑
有段时间了，得闲就翻翻中国古典文论。没有更多的理由，总想将所谓的知识秩序化，藉此对抗驳杂的焦虑。
有些焦虑很难平复。这就有些像明代的文论家了，知识在他们那里几乎已经普遍地秩序化，他们已经清楚地总结出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一代一体”，然后，他们开始陷入焦虑：我们大明朝的文学该向后代提供什么？
焦虑远不止这些。这几乎是中国文学演进的规律了，当某种稀缺因素，也就是引起文论家焦虑的理由——情感、立场、方法被捕捉到，它会被逐步放大，直到成为非理性的霸主，然后开始宿命般地等待下一个完全否定它的力量。
近代、现代及当代文学的演进，也并没有跳出这样的规律：在国家现代化的途中，在对“现代性”种种的文学体认中，我们在高频率地实践着“否定之否定”。这是一个过分依赖“稀缺性”而获得历史痕迹的文学过程。
我们今天纪念一位文学家的理由，不应当仅仅是其作品拥有当年的某种稀缺性，比如，第一声控诉、浅层的现实干预、蹩脚的带着模仿姿态的现代叙事，等等，这是值得写作者与读者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