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语言,散文的这件旧棉衣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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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散文写作,其难度之一在于一个作家对于词语的把握和运用程度,这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写作态度,也是形成作家风格的关键因素,而且词语的明亮或暗淡、简练与繁冗、各种暗示或者指向性都会影响一篇作品的韵味。应该说,对语言良好的选择和驾驭能力,会为一个作者的散文创作平添一种曼延的笔力,使其能够在文字的巧相堆叠中达到圆润融通的效果,如此看来,散文写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语言表达的难度问题。
文学创作包括散文创作对于一个写作者语言与表达的要求是繁多而苛刻的,于是马尔库塞发现,人的解放必须打碎压抑着人的现存语言与意象。他激烈地宣称要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使之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而散文写作同样要求一个作家要与陈词滥调决裂,要改变对现有词语的运用方式。话虽如此,但操作起来就并非说说这么简单,因为其中往往涉及一个人的品行、修养、先天的资质、个人的禀赋,还有长时间的有倾向性的阅读所带来的影响、自己的审美趋向等等因素,当然更包括作家对于语言的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以及对词语进行延伸的能力。因此,散文创作要求作家的内心要有对于词语的崭新的理解和把握,要在常用的词语中见出变化的用法,要在或者典雅温婉、或者诗意深刻的创作中,表现出对语言的重新认识和把握运用,力求在语言上能有所突破,并由此显示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主体意识和表达价值。而语言的突破与发展,往往取决于作家内心对于语言创新的信心与渴求、突破与发展。一旦失去了这种来自内心的需求,也就无法在运用时将语言推至信念的高度了。
文学语言与公共语言是不同的,公共语言要求尽可能地规范,而艺术语言却力求尽可能地突破日常的规范,进入一种非日常话语的表达之中,惟有这样,才有可能产生艺术的惊异感。比如散文,铺陈应该是其特色之一,其实铺陈并非无力,如果舍弃了,散文也就消失在一片苍茫的文字之中了。虽然刘勰认为“膏腴害骨”(《诠赋》),运用文辞要精当简要;“无务繁采”,不要追求繁富艳丽的辞采,那样会使语言柔靡无力,晦昧而不明朗,影响到风骨,但我想没有繁富文采的堆积,散文的效果是出不来的。清代魏禧在其《论世堂文集序》中说:“世之言气,则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者当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认为,散文的构架要疏散空灵,不能筑造得太密太实。其实好散文恰恰相反,密实的文章才能强劲有力,许多作家的创作都印证了这一点。散文理论家佘树森说:“散文的语言,似乎比小说多几分浓密和雕饰。”因此,散文的语言是沉迷在个人的感性经验中的密实的语言。因为从直观上看,既然每一篇几乎都是用文字一层层叠加起来的一座高塔,那么文字越是密实,质感越是坚硬,文字的含金量就高,散文的质感就会显现出来了。当然,一篇散文要有诗的核、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动人的东西,不能风花雪月地飘,不能离开对人生、人性、社会的关注。
应该说,语言的运用是影响一篇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特别是在散文创作中,粗疏的文字往往容易把本该有的东西给弄丢了。苏轼《答谢民师推官书》就曾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散文对于语言的要求与指向性,开启着我们对一些或是熟悉或是陌生的事和物或深或浅的重新理解,并使它达到一种独有的境界。这就要求散文写作尽力避免那种有闻必录和记流水账式的写法,克服平庸化的写作模式,而要在细致入微的描述中挖掘出具有独特视角的真知灼见来,因此散文创作是应该辞采铺陈、墨花飞舞的,散文创作是要在语言的枝叶中开出美丽的花朵来的。
但是,当文学语言被强行纳入日常社会的言语之中,文学语言就会变得奇怪起来,而这样的语言只会减弱作家那种深入作品和书写作品的力量,阻断作家实现追求语言自身独特性的道路,这样的状况就必然要求散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语言从悬浮于日常的生活领域中返回到文学创作的领域,创造出真正属于作家自己的崭新的语言形态。但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并没有给散文创作带来太大的变化,这其中当然包括散文语言的变化,其中的主要问题依旧在于散文作家自身的因素。众多的散文作家在创作中还是以传统的语言方式为主,这使得更多的散文或虚弱无力,或沉入呓语,或隐没疼痛,或眼光呆滞,更多的是歇斯底里,所以,不论散文家们是往大里写还是狠命往小处写,或者从“我”写向“我们”,与散文创作的自由度越来越高的现状相悖的是,在当今散文的创作过程中,散文家的思想和写作手法看似个性鲜明、主体突出,但内里如出一辙,鲜有新意。如此,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散文创作,或者被淹没在纯粹个人的情绪之中,或者被同构化的集体的声音所遮盖,但不论是哪一种,都会使整个散文创作陷入一种主体性逸散或者迷失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这确实是很让人担心的。
任何文学都紧穿着一件语言的外衣,散文同样也紧穿着一件旧时的语言的花棉衣,春天到了,是应该脱下来洗一洗,将陈旧的去除,将还算新鲜的那一角展露出来。
文学创作包括散文创作对于一个写作者语言与表达的要求是繁多而苛刻的,于是马尔库塞发现,人的解放必须打碎压抑着人的现存语言与意象。他激烈地宣称要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使之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而散文写作同样要求一个作家要与陈词滥调决裂,要改变对现有词语的运用方式。话虽如此,但操作起来就并非说说这么简单,因为其中往往涉及一个人的品行、修养、先天的资质、个人的禀赋,还有长时间的有倾向性的阅读所带来的影响、自己的审美趋向等等因素,当然更包括作家对于语言的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以及对词语进行延伸的能力。因此,散文创作要求作家的内心要有对于词语的崭新的理解和把握,要在常用的词语中见出变化的用法,要在或者典雅温婉、或者诗意深刻的创作中,表现出对语言的重新认识和把握运用,力求在语言上能有所突破,并由此显示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主体意识和表达价值。而语言的突破与发展,往往取决于作家内心对于语言创新的信心与渴求、突破与发展。一旦失去了这种来自内心的需求,也就无法在运用时将语言推至信念的高度了。
文学语言与公共语言是不同的,公共语言要求尽可能地规范,而艺术语言却力求尽可能地突破日常的规范,进入一种非日常话语的表达之中,惟有这样,才有可能产生艺术的惊异感。比如散文,铺陈应该是其特色之一,其实铺陈并非无力,如果舍弃了,散文也就消失在一片苍茫的文字之中了。虽然刘勰认为“膏腴害骨”(《诠赋》),运用文辞要精当简要;“无务繁采”,不要追求繁富艳丽的辞采,那样会使语言柔靡无力,晦昧而不明朗,影响到风骨,但我想没有繁富文采的堆积,散文的效果是出不来的。清代魏禧在其《论世堂文集序》中说:“世之言气,则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者当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认为,散文的构架要疏散空灵,不能筑造得太密太实。其实好散文恰恰相反,密实的文章才能强劲有力,许多作家的创作都印证了这一点。散文理论家佘树森说:“散文的语言,似乎比小说多几分浓密和雕饰。”因此,散文的语言是沉迷在个人的感性经验中的密实的语言。因为从直观上看,既然每一篇几乎都是用文字一层层叠加起来的一座高塔,那么文字越是密实,质感越是坚硬,文字的含金量就高,散文的质感就会显现出来了。当然,一篇散文要有诗的核、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动人的东西,不能风花雪月地飘,不能离开对人生、人性、社会的关注。
应该说,语言的运用是影响一篇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特别是在散文创作中,粗疏的文字往往容易把本该有的东西给弄丢了。苏轼《答谢民师推官书》就曾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散文对于语言的要求与指向性,开启着我们对一些或是熟悉或是陌生的事和物或深或浅的重新理解,并使它达到一种独有的境界。这就要求散文写作尽力避免那种有闻必录和记流水账式的写法,克服平庸化的写作模式,而要在细致入微的描述中挖掘出具有独特视角的真知灼见来,因此散文创作是应该辞采铺陈、墨花飞舞的,散文创作是要在语言的枝叶中开出美丽的花朵来的。
但是,当文学语言被强行纳入日常社会的言语之中,文学语言就会变得奇怪起来,而这样的语言只会减弱作家那种深入作品和书写作品的力量,阻断作家实现追求语言自身独特性的道路,这样的状况就必然要求散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语言从悬浮于日常的生活领域中返回到文学创作的领域,创造出真正属于作家自己的崭新的语言形态。但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并没有给散文创作带来太大的变化,这其中当然包括散文语言的变化,其中的主要问题依旧在于散文作家自身的因素。众多的散文作家在创作中还是以传统的语言方式为主,这使得更多的散文或虚弱无力,或沉入呓语,或隐没疼痛,或眼光呆滞,更多的是歇斯底里,所以,不论散文家们是往大里写还是狠命往小处写,或者从“我”写向“我们”,与散文创作的自由度越来越高的现状相悖的是,在当今散文的创作过程中,散文家的思想和写作手法看似个性鲜明、主体突出,但内里如出一辙,鲜有新意。如此,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散文创作,或者被淹没在纯粹个人的情绪之中,或者被同构化的集体的声音所遮盖,但不论是哪一种,都会使整个散文创作陷入一种主体性逸散或者迷失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这确实是很让人担心的。
任何文学都紧穿着一件语言的外衣,散文同样也紧穿着一件旧时的语言的花棉衣,春天到了,是应该脱下来洗一洗,将陈旧的去除,将还算新鲜的那一角展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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