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中的“类散文“ 王彬

当下的中国文坛，散文创作十分繁荣，然而好作品不多，精品尤其稀少。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的缺失，没有理论的烛照与支持，散文创作必然失去方向与支点。翻检历史，中国古代的散文创作是有理论支持的，唐宋八大家，是有理论的；明清小品，是有理论的；“五四”以后，把西洋散文理论引至中国，而与中国固有的理论相融合，也是有理论深度的。
然而，在讨论理论之前，首先要厘清散文究竟属于何种文体？是虚构文体，还是非虚构文体？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分析与研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辨体”。不厘清文体，散文便难以健康发展。
散文是语言艺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叙事”，生活中有多少种类文体，散文也就有多少种类。
相对小说、诗歌、戏剧界定清晰，具有固定的文体模式，散文则界定模糊，没有固定的文体模式。 一篇回忆录既可以是小学生作文《我的难忘的老师》，也可是鲁迅的名篇《藤野先生》 。两文均是第一人称，均是回忆录，就文体样式而言，并无区别，然而前者属于实用语体，也就是应用文，后者则不仅是实用文体，而且升华为文学作品，并且是文学经典。
这说明，散文既可以是实用语体，也可以是文学文体，而正是由于散文的实用性，决定了散文的真实性，散文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媒介，是不能容忍虚假的，这是社会中人与人互信的契约，不属于理论问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实用性的原因，决定了散文的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包括这样几个因素：
1、真实作者；
2、真实事件；
3、真实情感。
如果丧失了这些真实因素，散文作为一种没有固定样式的文体，应该如何界定？就是说，与小说、诗歌、戏剧相比较，散文的本质在于真实，这是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根本区别。
从叙事学的角度，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叙述者讲故事，鲁迅的《孔乙己》，作者通过一个小伙计讲故事，叙述者是作者虚构的产物，作者与叙述者是可以切割的；而散文则否，作者就是叙述者，没有作者与叙述者的区别。鲁迅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便是鲁迅直接进入文本，鲁迅就是叙述者，鲁迅自己讲故事，没有作者与叙述者切割的可能性。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就在于此，散文的界定也在于此。这既是叙事学对散文文体的理论规范，也是散文源于实用文体的伦理要求。
至于散文的虚构，或者说非虚构自我的散文与虚构自我的散文，则要从散文的特征说起。
散文的特征是：
1、个人自述。作者就是叙述者，作者直接进入文本，叙事围绕真实的个人展开，因此叙事是真实的，情感是真诚的；
2、情节淡化，叙事风格轻松、自然；
3、似乎不那么注重叙事技巧。这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散文的文体特征。
但是，当文体产生以后，文体便独立开来而呈现异化现象。这就是说，由于这些特征，有些第一人称、情节淡化的虚构作品有时被归至散文范畴，然而这是散文传播过程中的文体异化，不应该逆向推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有些作者有意识地利用虚构，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这就是说，作者创作了一个叙述者，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了，这里叙述者是虚构的，即：虚构的叙述者。继而，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如此，这些作者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作品划归小说的范畴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归至小说，这些作品由于艺术水准，大多并不被读者认可，而如果归至散文，则会借助读者认为“散文是真实的”的阅读心理 ，而产生虚构文学所难以企及的艺术效果。
这样，在散文创作上便出现了不同立场: 有的作者坚持非虚构，而有的作者则肆意虚构，在文体上，相应地出现了虚构作者散文与非虚构作者散文，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散文。后一种，虽然违背了散文本质，但却具有散文特征，这样的散文不妨称为“类散文”，即：“类似于散文的散文”。
为文之事，微妙精洁，变化多奇，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只有作者自己知道，读者当然难以知晓。虚构的散文作品问世以后，受到读者喜爱，这样的例子确实存在，而且不乏其例，甚至可以获得文学大奖，这也是事实，所谓“存在即合理”。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道理很简单，当着作品确实拥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读者喜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读者知道本应真实的作品是虚构的，或者会产生另一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虚构的散文作品获奖，则说明散文界的混乱，因此需要进行必要的澄清。
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辞立其诚”，诚，与真诚同意，真诚就是从心底感动自己，也感动他人，而真诚的基础是真实，所谓真实就是与事实相符。散文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是作者的心灵播映与时代风云的投影。仍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读其文不仅使我们感到作者的心曲的悸动，而且投射出其时士大夫忧国忧民的精神品格，这样的艺术魅力，是非虚构作品难以企及的。时代呼唤这样的散文，温暖、美好、高尚而又真诚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