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文化自信与价值重估 王兆胜

散文的文化自信与价值重估
2018年04月11日08:11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王兆胜
在文学的四大文体中，散文研究最不受重视，它远不能与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相提并论。究其因，主要有三：第一，散文最为零碎和复杂，它是一个“余数”，即无法归入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文学作品，都被放进散文这个篮子。正因其杂、散、乱的特点，文体特征不够鲜明，所以难以归类和研究，其价值也就大打了折扣。第二，古今中外没有成熟的散文理论作为支撑，这给散文研究带来极大难度，更无捷径可循。第三，长期以来，新文学价值评估将“创新”作为绝对标准，散文是一个传统性较强的文体，其价值自然不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其他文体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散文研究则门可罗雀。
其实，这种状况既不正常，也是观念的偏向使然，它反映的是整个学界对于散文及其散文文化的误解、误读与无知。如改变研究的路径依赖，打破理论至上及西方文化优势的偏见，散文价值就会获得新的阐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散文之“散”与“杂”，正显示其丰富性与包容性。从文体的纯粹性来说，散文之“散”与“杂”似乎显得杂乱无章，是个缺点；但从丰富多样、包罗万象、有容乃大进行考量，这又是个优点，几乎没有哪个文体在开放性与包容性上能与散文比肩。这也是为什么，散文可容纳一百多个分类。如将小说、诗歌比成一条河流，散文无疑是一个大海，其中有不断拓展和增殖的研究空间及其可能。
散文更多保留中国传统密码，成为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桥梁。以往，学界总是站在向西方学习角度看待甚至否定散文价值，认为它落伍于时代，在传统中打转，没多少存在价值。事实上，站在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文学传统，尤其是站在中西文化文学融通再造上看，散文比其他文体可能更多保留了传统文化文学基因密码，更好地实践和创新了中西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野草》、林语堂的《个人的梦》、施蛰存的《论老年》、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林非的《浩气长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等作品中，可见其端倪。当更多小说、诗歌、戏剧还停留在简单向西方学习和模仿，忽略传统及其现代转型，散文却不弃传统、悄然进行创新性转换。
散文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话语表现形式。如果说诗歌靠浪漫的想象与诗意见长，小说重视虚构和编织故事，戏剧着眼于制造激烈的冲突，散文则眼睛向下，直面现实，尤其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碎与光影。在以往研究者看来，散文这一特点无疑成为过于现实、琐屑甚至无聊的代名词，无法与小说、诗歌和戏剧的价值等量齐观。但换个角度看，也正因为散文的及物特点，它才被广泛运用，成为社会生活和工作不可分割的话语表达式。以应用文为例，不要说日记、广告、演说词、辞呈、总结，就是文件报告，哪一个能离开广义散文？一些日常生活话语都离不开散文的恩惠。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语出孔子的《论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语出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语出韩愈的《进学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少年强则国强”，语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语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试想，如果没有散文的滋养，我们的生活及其话语不知要逊色多少。
散文更充满人生哲学和智慧，以及高尚的审美趣味。由于散文天高地厚，其中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随处可见，其审美趣味也是一种难得的滋养。一本《古文观止》不知培育了多少世代国人的哲思与高尚的美学趣味，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人生苦短的生命观，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超然物外，韩愈《师说》中的“师不必贤于弟子”，欧阳修《秋声赋》中的不与草木而争荣，还有丰子恺的《渐》和朱自清的《匆匆》，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散文的独特价值，确立散文文化自信，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基础上，克服以往对于西方文化文学尤其是各种理论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呼唤散文研究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