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五年散文的五个“有”

五年来，中国散文在诸多散文家的集体努力下，散文创作的宽度不断加大，深度不断深入，作家所在的区域范围不断延展拓宽，作家的梯队更加紧凑合理，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创作局面。
这五年来的散文，依旧秉承一以贯之的文学精神，关注人的心灵，关注自己生存的现实，关注历史给人的启迪，关注人的主体性思考，或是充满激情，或是体现智慧，表达出自己对于历史、世界、人生的理解，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创作成果。
五年来，中国散文在诸多散文家的集体努力下，散文创作的宽度不断加大，深度不断深入，作家所在的区域范围不断延展拓宽，作家的梯队更加紧凑合理，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创作局面。时代发展赋予了作家们一种集体前行的力量，使得他们的创作实践成果丰厚，虽然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判断，却有着共同的文学意义，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立体的内涵，是作家个体生命知性、智性的显现和表达。
农村散文创作有传统
血缘、亲属、人伦，构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并由此生成了一整套调节其成员彼此关系的纲常伦理秩序，也是五年来农村散文创作的出发点。正是依靠这一点，众多的散文家才完成了对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成员间所形成的情感关系、农村特殊风土人情和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的描写。这些对乡村主体性的投射和观照，以及对那些与他们休戚相关的人物命运的描写，无疑都是这五年来农村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其中，任林举的《上善若水：粮食与大道》、苍耳的《逝与在》、王宏哲的《被风吹远的事情》、帕蒂古丽的《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李雪峰的《在村庄里闲走》、彭家河的《亮》、李晓君的《乡村爱情故事》等都是这类作品的突出代表。
一般而言，从事农村题材散文创作的作家，从小就生活在乡村，对它的感情很深厚，生活积累与感情积累很丰富，经过一定时期的酝酿，在异地刻骨铭心地思念故乡、朝思暮想地回忆故乡景物，也就更加动情；他们这种对故乡的回忆愈久愈深，在不断地循环式的回忆中，内心的感情就不断强化、加深。于是，作家通过将故乡风物和异地生活的比较，就更能发现与捕捉故乡生活的特点，因此，他们的乡土文学创作，就可以写得更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由此也加强了这类作品的文化深度和艺术品位。
历史散文创作有深度
从这五年的散文创作来看，中国文化和文学创作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蕴涵的积淀、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的内在意蕴、当下时代思潮的濡染，造就了中国这五年来历史散文独有的文化结构、颇具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此同时，这些因素所形成的综合凝聚力，更多地进入我们的历史散文创作之中，于是，这些年来的散文作家们更能去深入地思考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更能去从容地体察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得他们的写作视野更为宽阔，能从更丰富的层面去描摹风云的变幻、抒写作家的主体审美体验，能更冷静、更透彻地去体验历史、反映历史，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散文的推进作出自己特有的时代性的贡献。在这类作品中，祝勇的《利玛窦：历史中的牺牲者》、苍耳的《葵的反抗：只想做个人》、冯六一的《指模》、穆涛的《董仲舒说冰雹》《东汉末年的两次文化大清洗》《礼仪之邦的底线》《给力的细节》《谈何容易》《董仲舒的查史方法》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深入历史，寓意深邃，鞭辟入里。
五年来的历史题材散文创作已经不是只专注于单纯的线性叙述，而是在实践另一种新的历史散文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对散文文体新功能的寻找与写作内容的挖掘，从而完成了对当下历史散文僵硬化写作的一个方面的突围，完成了作为作家对于意境与心力的一种把握，以及对传统历史叙述的开拓。如此，这些年来的散文作品就有了一种很大的开阔度，并以此支撑起了更为宏大的历史散文本应具有的构架。从事此类创作的散文家，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眺望、观察和解剖，试图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写作梦想。
思考中有智慧
五年来，中国散文作家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进行思考，既有对人的前途、命运本质的深入思考，也有更多方面、更多层次的深入探讨，体现了散文创作的集体智慧的飞升，也体现出作家个体对于世界加以解析判断的能力，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反映社会为特色的散文文体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明显地呈现深入性、多元化的特征。其内涵和格局表现在创作中，就是散文创作所涉及的立意和主题，以及写作的思想基础和智慧起点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带给个人的深入细致的思考，使得更多具有智慧的散文不断涌现出来，使散文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加注重将灵气情趣与艺术感悟融会贯通，将取法自然与思考人生交织错落，这也成为了他们个体观察、自省与救赎的心灵反映和主体创造。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有王蒙的《文学中的诗与数》、谢宗玉的《〈死囚漫步〉：死刑之辩》《残酷风俗的价值》《人类为什么歌唱爱情》、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等。
我们知道，散文不是哲学，并非要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做逻辑的思考，但散文既然是体现人的智慧和思想的文体，那么思想的高下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高下。另外，如何艺术地展示自己的思想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一篇好的散文，必须体现出作者的某种智慧。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的优势和特长之一就是能够直接抒发感情和展示智慧，所以，散文的创作对于智慧的要求是必须的。由此，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五年来散文创作的特色之一，就是这种智慧的展现，众多具有智慧的散文无疑是这五年散文创作最为重要的成绩之一。
人影中有肉身
对人的关注和表现一直是散文写作中的主题之一，这五年来的散文写作中，对于人物的描写依旧能够体现散文家对于生命本身的思考和悟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从五年来散文中所回溯和抒写的人物来看，既有对历史深处人物的重新解读，也有对现代背景下人物的判断和展示，所体现出来的是散文创作中应该具有的宽度。在这些散文中，都包含一种或善或恶、或崇高或卑微的意识，它就像人的脊背，承载着谦恭、忠诚、高洁、无畏、宁静和平和等诸多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五年诸多散文作品所写到的人性毁灭的过程，就是人的脊背坍塌的过程；其中所写到的人的伟岸，其实就是人走向神性的开始，这点在人物散文的写作中体现得是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作为人，除去人的精神之外，人自身的肌肉、骨骼、血液以及各种痛感，都是作为活生生的、有着血肉的人的直接构成要素。五年来的很多散文家，静观和俯察作为人的各个方面，真实感受自己能够感受的一切，并认真地加以抒写，从而再现了从人的肉体痛楚带给人精神体验的过程。而且，散文在写人方面本来就占有天然的优势，因此，近五年来的散文创作在这一方面是有着相当收获的，如李敬泽的《小春秋》、江飞的《沉重的肉身》、阎晶明的《鲁迅：古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鲁迅：起然烟卷觉新凉》、敬文东的《失败的偶像——有这样一个战士》、舒非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蒋子龙的《百年佳话》、丹菲的《末路阑尾》、马召平的《医院十日》、李美皆的《当乳房从身体上消失的时候》、安然的《哲学课》等。
身体装满我们的血肉、思想和灵魂，但身体却往往被忘记在那流淌的时间深处。时间逝去，身体渐渐干瘪瘦弱，我们的身体还能承载下我们的各种想法和欲望吗？这五年来，不少散文家开始关注我们存在的最为关键也是作为基础的身体了，以此为起点，开启了对生命和时间、身体与魂魄的思索，并将这种体察和觉悟在散文中展示出来。身体太重要了，但它有时候又是太切近了，切近到了它会用时间将我们身体和精神渐渐压弯，使我们偶尔会麻木到无力去做丝毫认真的思考，于是，一些散文家能够将眼光适当的回收，退至我们身体本身，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这样的散文创作，对于虚弱的我们而言，无论如何都会具有更为切实的意义。
生活中有真实
散文要不断地向生活靠近，这是文体本身的要求。对于一个人的内心而言，生活是活生生的，本就不能掺杂任何的虚假，如果有虚假，那也只是一种给别人展示的表象而已。所以对于生活的深入和文学性的展示，就成为了这五年来散文重要的特点之一。面对本是琐碎的生活，有散文作家习惯于将生活的这一部分抽取出来，放在一个更为显眼的位置来写，从而使人们更加认识到，生活其实就是由某些细密的生活和掩在细密下的某种真相组成的。五年来的散文作家自觉地将自己浸染在细密的生活中，创作出了涂满细碎泥浆的作品，然后将其中的忧伤、喜悦、庸常放大，最后倔强地站立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这五年来散文作家所追求的写作道路之一。如闫文盛的《职业所累》、塞壬的《匿名者》、纳兰妙殊的《租客》、赵荔红的《寂静》、丁燕的《得见东江的出租屋》、姜博瀚的《我和父亲的过去与现在》、周齐林的《南方工业生活手记》、羌人六的《总想多长几只手》等，都是源于作家在生活中的观察和体悟。
在这五年来的散文写作中，很多散文家在尽力表现着真实的现实，从这一点出发，众多作家写出来的散文，真挚、热爱、忧郁，有诉说、辩解、剖析时的战栗和激动，有心灵的煎熬与疼痛，更有现实生命的激情，体现着自己独特的写作价值。这些作家往往从内心主体体验出发，拨开纷乱的生活表象，通过观察人生、描摹世态，对人的存在、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探寻和追问，从而写出灵魂的悸动，精神的痛楚。
这五年来的散文作者举着现实的旗帜，把社会现实的状态或直接或隐语式地加以表露，于是那些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生存的快乐与痛苦，便在其间凸现出来。
从上面五个方面的创作面貌看，这五年来的散文，依旧秉承一以贯之的文学精神，关注人的心灵，关注自己生存的现实，关注历史给人的启迪，关注人的主体性思考，或是充满激情，或是体现智慧，表达出自己对于历史、世界、人生的理解，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创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