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学》2016年1-4期散文栏目刊评

                        《山东文学》散文栏目1-4期综述
                                                刘军
      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写作,持续了上个世纪90年代散文热以来多元并举的态势。行走地理、学术絮语、历史随笔、思想地图、叙事抒情、杂谈小札等等,不同体式、不同路数的写作实践汇聚成川流,深度和高度且搁置之,单就宽度而言,已然足矣。总括和俯瞰这十几年的散文写作,当然存在着难度,不过,描述其间的新变,却并非一无可能。依照我个人的观察,其中有两点值得称道。其一为叙事的转向,即由过去的抒情或者思辨模式转向以叙事为主体的艺术处理方式。关于这一点,我在《重建散文的叙事向度》(《艺术广角》2014年1期)一文里有集中的阐述;其二为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大规模覆盖,碎片化的写作推动了一种微语散文的兴盛。这种新体式大致具备以下特征:自发性,精短化、混合性、资讯化。其中的混合性主要指具备文学性的篇章和非文学性的篇章混杂在一起,如此以来,翻检和解析比之过往有着更大的挑战性。
     散文栏目为《山东文学》的重点栏目,与周边的一些省级文学刊物,诸如《莽原》《长城》《安徽文学》《山西文学》《延河》《天津文学》等相比较,有两个特点表现得尤其充分。一是栏目自身的独立性诉求,其一直注重对新锐散文群体的推举,考察刊发作者的年龄分布就会发现,基本上集中于五十岁以下的年龄段。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独立性诉求,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年岁愈高,则资历、资源等文本之外的因素对刊物的用稿干扰就愈大。二是兼容并蓄的包容性精神,其辐射面并非限于本省作者,而是不分地域和族群,唯才而举之。以上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刊物刊发的散文篇章被选刊和年选转载率颇高的因由。
      2016年,《山东文学》散文栏目1-4期刊发的文章为24篇,总字数约13万字。这些文章对应了上述所言的路数、体式多元的局面。首先来谈谈文史随笔这种体式,前4期基本上皆有所覆盖,而比较集中地体现这一散文体式的特征的篇章为湖南王开林的《苏门四学士》(第1期)。文史随笔首推对历史材料考辨、甄别的功夫,其次为切口所在,再其次为价值判断的确立。《苏门四学士》一章围绕着苏轼及其弟子们的交游、雅集而展开,他们彼此个性不同,却相互敬重、相互惜别。如果说欧洲的莎乐美的故事为后人留下了爱与美的光辉的话,那么,苏轼及其弟子之间,则给后人留下了真与艺术的光辉。不同的文化传统,打造了色彩各异的河流,不过在高点上,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此高点在传承有序的文化星河中,给与后来者的启示则如此丰富,其中有人性、温暖、个性的真纯,有才思喷涌和艺术的华章。作者在处理这一重要的文化端点之际,做足了材料的功课,正史的映照,民间笔记野史的补充,每一则典故皆围绕彼此的惺惺相惜而展开,皆朝着日常而敞开。也正是依靠日常生活的场景的建立,那些被大历史遮蔽的微细线条如涓涓细流般滋润着你我的想象与情感。诸如苏轼与黄庭坚间围绕书法笔迹的调笑,诸如苏轼对秦观的戏谑,以及秦观与黄庭坚的生死之别,人物性格中至情至性的毛细血管就此纤毫毕现。古典文人间的交游与雅集实则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域,杰出的诗文与艺术因此得以相互激发,若无意趣之玄远,胸襟之阔大,志与道之交汇,这一话语场域必将垮塌。这篇随笔致力于钩沉的恰恰是这些文化品格,作为传统文人相轻的对立面,彼此映射,令人不觉沉思与往返。不过,这篇文章尚有缺憾之处,人物故事从此者过渡到他者之际,稍微有点生疏,另外在运笔之际,尚缺乏温润的光泽。湖南熊卫民之《不绝的殷商铜鼓声》(2期),借助有限的出土文物,试图还原三千多年前湘北铜鼓山先民的劳作与战争。文字材料的阙如使得历史事件的处理先天不足,尽管有寡妇叽的地名流传,有陈爹地窖中出土的兵器和尸骨,但两点难以成面。也因此,与王开林不同的是,作者在处理史实之际,代入了自我的诸多想象,以填充具体的历史场景。部落女性嬉戏的场面,首领的雄武,战争的反复等等,皆为如此。关于散文的想象与虚构因素,为近些年来理论争鸣的焦点,散文界渐渐趋同于对想象与虚构因素的包容。在我的理解,场景叙事中的想象性因素的比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理逻辑的结实度。在情理逻辑层面,这篇作品处理得比较充实。不过,在思维认知上,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即青铜文明的辐射力与威力方面尚认识不足。而对失败者的同情心则延续了文学性叙事的一贯传统。雍也的《夫子其实很可爱》(2期)文风亲切,走的是亲和力路线。信息的单一和封闭,给与造神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尽管携带着技术自身必然的负面因素,但就理性启蒙的基础——去魅行动而言,几乎完成了百年启蒙所未能完成的工作。被拉下神坛的孔子,步入日常烟火的孔子形象,当然应该是立体的,性格是丰富的。作者通过孔子与不同弟子间言语与行为的相切,还原了一个烟火味十足的夫子形象。不过,因为所使用的材料的公共性,以及文本处理故事化的倾向,虽然,人物形象的烟火味以及个性的趣味性得以彰显,但个性的纵深却未及挖掘。维吾尔族作者帕蒂古丽是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一位散文作家,她的关于民族、身份、自我认同的系列书写在散文界独树一帜。《乌什，那场历史性的大雪》(3期)是其返疆也是援疆之行的系列之作中的一篇。在内容的厚重程度上虽然比不上其他作品,但在笔法上却有大的突破。香妃、十全皇帝乾隆、沙枣树、酷吏、少数民族的叛乱与弹压、多位女子的殒命、断裂的墓碑、恪守民族志的当地作家。以上这些要素皆处理成简练的线条,压缩入文本之中,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因此,有大量的留白存在于作品中,以供读者的观摩与想象。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历史悲伤的片断,作者保持了情感的克制,也有效地压住了行文的节奏。惟其如此,历史的复杂维度,放能凸显出来。葛取兵《一个村庄的静时光》(4期)看上去在讲述小山村走出的大人物,此为民间传奇尤喜的题材,而实际上却是向先贤前辈致敬的篇章。作者致力于挖掘杨一鹏这一晚明重臣修身与齐家的修为因素,“静”与“清”使得其在晚明污浊的官场卓然而独立,带来了巨大的声名,也成为杀身之祸的伏笔。而其家训的遗留则穿越历史的烟云,依然存储与小村的记忆之中,成为看得见的传统所在。
    行走地理类散文往往容易与旅游散文混淆,两者实则大有不同。旅游散文在处理上通常将笔触集中于对象的绚烂、多姿或者特异之处,而写作主体的身体因对象的挤压形成了一种抽空的状态,这也是为何诸多旅游散文无法卒读的根本原因。而行走笔记笔下的山川地理仅仅是个凭借,真正浇筑的恰恰是内心的块垒,或者可以这样说,离开了体验的凝聚,行走地理就难以成立。从体验的本真和自由度来考察,高鹏程的《白海岛笔记》(2期)可谓酣畅自得,尤其是作者本人的诗句与米沃什的诗句的代入,并无隔离之感,恰恰为本心的确立制定了准确的图标。而敬一兵《风从河西走廊掠过》(4期)在体验的本真度上尚未到位,文本中,更多的是团块状的意绪、感觉分散聚合。
      时空的《黄金米香》(1期),侯贺林的《味道》(1期),项丽敏的《乡村食味记》(3期),这三篇文章可归入近些年流行的美食散文序列。但是,与市场化路线的美食散文相比较,这三篇作品皆保持了文人化写作的独立性。当然,美食散文的流行,无外乎两大因素的推动,一个是旅游热的泛滥,一个是持续恶化的食品安全环境。《黄金米香》在叙事上颇有特色,现实抒怀与历史传说交错折叠,远和近之间伸开了张力。若能够自觉地去软文化,文本的品质则更上一层楼。《味道》写的是山东一省作为符号性的吃食——糊涂和煎饼,因袭流传,进入文化观念和习性的谱系之中。《乡村食味记》在此三篇中,在处理食物与人,与地域性,与自然间的关系层面,最为精深。王国维先生言有境界者自成高格,食物说到底是自然的馈赠。当笔触深入到与自然的交换层面,那么,思之深与诗性萌发方得以建立。而作者文字的灵动也促发了诗性的发生。海德格尔曾指出,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是真理的建立。
      以日常现实为题,呈现个人认知和情感维度的篇章有莫景春的《黑白生活》(2期),陈元武的《被风忽略的事物》(2期),丁燕的《银白火车》(3期),于燕青的《一种有缺陷的生活》(4期),彭家河的《工业园》(4期)。君子敏于事,这些作品或者承载现实关怀,或者寄托内心的意绪,或者托出与现实的紧张和对峙关系。其中丁燕的场景叙事的快与准,于燕青笔力之雄厚,皆为特色之所在。这个类别的散文中,尤值得一提的是格致的《在乡村葬礼上哭泣和思想》(3期),这位新散文写作的代表人物,与众多的散文作者相比较,自有一套独特的神经感觉系统。若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言之有理,那么,她的黑胆汁明显比常人要多。这篇作品实际上两个短文的组合件,有两个因素尤其值得说道,一个是格致的语言传达。她的行文结合了两种行路方式,形成了缓步前行的蚂蚁阵列与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的合成体。家常、简单、平易的语言传达占据八九成的样子,而陡然的反转之语,至多一两成,却如天空垂落下的几朵乌云,迅即给人带来雨意。令人不得不感叹,格致是手持语言魔杖之人,硬生生地将诗人的专利给抢夺过来,据为己有。另外一个就是其作品中鲜明的主体性的确立,由葬礼上的女性专属的哭泣而切入东亚文化体系中女性的角色、地位与自我规训;由身边哗哗流淌的水线而生发自我心理深处严重的罪感意识,这一切的一切,皆离不开作品后面的那个业已明确的主体。
      乡土题材的写作依然数量众多,如果算上前面所言的三篇美食文章,总共有九篇之多。数量上居于各种路数、题材的首位,就此可见乡土散文强大的渊源和生命力所在。程耀东的《1985年的秋天》(1期)除了痛感的书写外,讲述了童年、少年经验的嘎然终止,一个显明的节点构成了人生旅程的界碑,进而搭建了个人史的凭吊之处。刘丽丽《风是雨头》(1期)与微紫的《苹果花呐喊》(2期)同属情感投射之作,从中可见血脉意识的传承。祖克慰的《狐》(4期)呈现出大生命观与人世冷暖两相交融的色彩。其重点开掘的为青年时代的爱恋关系,执情强物所引发的命运倒转,以此在砧板上反思自我。这个路数的作品中,处理地最好的当属指尖《变脸术》(3期)与宋长征的《乡村游戏谱》(4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确立了乡土散文的宽度和厚度。在指尖笔下,鸡与狗的变脸,其内在机制是不同的,而多样性个体的变脸,则更为幽微和复杂,或取决于人伦法则与一颗痴心,或来自神灵的赋予,理性与非理性纠结如藤葛,恰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是世界是这样的!而山东本土作者宋长征的笔触则更为宽阔,在书写乡土诸事物如桃符、柳笛、木偶、蟋蟀、风车、老电影的过程中,引入了知识谱系学的框架,自我经验与阅读经验相互验证,进而抵达观照之境。这种烛照机制为乡土散文的康庄大道,仅仅依靠情感、记忆与经验的切片,纸上再现的终究是微型景观,惟远取诸物,方着手成春。
      刘梅花《白露成霜入梦中》(1期)为品画录的随笔体式,这一系列虽进入甚深,惜乎未能从故纸中抽身而出。中国山水画作与道家哲学之玄远,与文人的出世精神,与黑暗现实的浓稠,关系甚深。意象愈清奇,内心的孤独与哀伤就愈深。若离开了美学精神与文人群体的生存语境来谈艺术品,终归隔了一层衣服。杨春的《猎狐》(3期)味道特别,因为简练的小说笔法的涌入,根本上改变了散文叙事的节奏、语感、气韵。不过,故事虽然讲述得酣畅,使得阅读快感迭出,却也带来了一个突出的缺陷,即力度之重破坏了散文问题的均衡与和谐度。
      文学阅读是个见仁见智的活计,上述诸见,仅一家之言,待贤者而切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