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学者谈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

[size=7]作家、学者谈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
中国散文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7-05-31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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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如果爱和死的主题消失，文学又将怎样？

作家、学者谈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

2017年05月30日  中华读书报 夏琪



不论你是否愿意，科技的战马已在人类领地肆无忌惮地驰骋，围棋、足球，乃至诗歌……那么，新媒体的到来对于文学的冲击又是怎样？在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和作家共同探讨了这一话题。
            
    新媒体带着浓厚的狂欢闯入文学阵营

厦门城市学院人文与艺术系教授陈仲义注意到，十年前中国网络上大概出现十个软件，可提供一百多个诗歌创作的模式。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陈仲义认真地计算了一下，高峰时段，每小时可以产生12.37首诗歌。诗歌质量怎么样呢？陈仲义认为，软件的能力已达到很高的程度，某种意义上说机器人写的诗歌可能达到乱真的程度。经过测试，有31%的评委认为机器人写的诗，是真正的诗人写的。目前，机器人与真人写作的竞赛仍在继续。陈仲义最近又接到主办方邀请，希望他再次担任机器人和诗人写作的评委，他谢绝了。去年才出现和机器人下围棋的对弈，没有几个月就变成诗人和机器人的比拼，五年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他想，也许教大学计算机的博士后会拥有计算机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或者他可以组织一个诗歌研发队伍，做一个非常高智能的写诗的机器人，免费提供给全国所有的用户。假设这样的作诗软件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客厅里的除尘器，或者床头的闹钟，随便一个按纽，一首诗就出来了。这样的新媒体带着浓厚的狂欢和游戏性进入我们的世界，是一场灾难，还是一场福音？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透露的信息更加令人震惊。
前几年猎户（网名）发明了一个自动写诗软件，把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按一定的逻辑组合在一块，平均每小时写出417首诗，不到一个月就写了25万首诗，且不说速度如何惊人，产品已经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诗歌。从网络诗歌当中，读者根本感觉不到灵魂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诗歌不但没法整合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含蓄凝练的写法也越来越淡化。罗振亚指出，网络确实藏龙卧虎，也藏污纳诟，鱼龙混杂，经常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些好诗被带出来的同时，一些垃圾诗也鱼目混珠，段子铺天盖地，狂欢游戏的倾向非常明显。
以屏幕文化为特征的网络诗歌差不多撑起了当下诗坛的半壁江山，并且早就超越了小打小闹的零散阶段，网络诗刊、微信平台此起彼伏。这种江湖对庙堂的取代，使原来约定俗成的写作秩序和规范宣告无效，助长诗歌大面积增长，改变了写作者的思维和形态。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人人都可以卸下职业的面具，加入诗歌写作的阵营，隐身恣意狂欢，从两个向度上刺激了诗人的个性，诗歌成了传播迅速的一次性的消费流行艺术。
有人说网络给诗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虚拟的互联网诗歌当中，人人都可以写作，不但心理上消除了诗歌的神秘感，新媒体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也被消除，读者的介入使得诗人和读者可以直接互动交流，甚至左右文本的修改完善方案，真正达成作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一体化，赋予诗歌一种生长的活力。加上文本链接和新技术支持带来的声像、图文并茂，新媒体诗坛人声鼎沸，也同时确立了诗坛主流媒体、民间刊物和网络写作互补的生态格局。然而网络上兴起的诗歌在韵律、语感等方面也令很多专业诗人汗颜。
“一个时代的诗歌是不是繁荣，要看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和天才代表，如果80年代还有海子等诗人胜出，90年代有一些中坚力量，那么网络诗歌中能够家喻户晓的好诗还没有出现。”罗振亚说，打开一些诗歌网络、微信平台，自吹自擂和互相谩骂、无事生非、传播小道消息的比比皆是，事件大于文本的事实本身就是诗坛最大的悲哀，恐怕也是诗歌圈外人诟病当下诗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对网络诗歌要学会甄别，要保持必要的警醒。
              
      新媒体出现将导致文学权威瓦解

在今天海量媒体信息的时代，要对文学、社会、周围的环境作出一个整体性的判断越来越困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说：“做批评、做文学研究的人，要想对一年当中的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原有的文学权威开始瓦解，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等权威机构，开始被所谓的权威的文学网站所替代。现在从文学的覆盖面来看，网站、微信的覆盖面，实际上是远远超过纸质阅读的覆盖面。”
杨扬指出，基于现实的考虑，新媒体取代传统纸媒的趋势是极有可能的。但是在目前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新媒体和纸媒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融性，相互汲取力量，相互依存。非常典型的案例是，新媒体上的文学英雄，放下身段进入纸质媒体，甚至像茅盾文学奖这样比较传统的文学评价机构，对网络文学也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一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影响的作家，实际上是在期刊与传统文学交汇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写作方式和新的评价方式。同样的道理，在21世纪的文学演变、演化过程当中，将会形成一种新的文体，既不是现在所谓网络新媒体上的流行文体，也不同于原有的书面写作。
某种因素上，正是新媒体构成新世纪中国文学转型的一个驱动性力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认为，新媒体出现后迅速发展，不断产生体制性的诉求，进而形成了自己的体制性结构，并且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促使文学的独立体制做出相应调整，在文学评奖、作协会员吸纳、制度安排等方面不断地扩容，与时俱进，使得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体制逐渐转型，而新媒体文化也产生了复杂的甚至是戏剧性的紧张关系，影响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基本特征和演变。

                 新媒体文学本质的影响令人担忧

有一次，作家韩少功手边有一本唐诗宋词的选本，他稍微翻了一下，发现该选本中70%左右的主题都是怀远，怀念远方的情人、亲戚、家人、战场……都是远方，而现在的远方因为新技术工具的出现，变成另外的情况，怀远的主题70%左右要迅速减弱，长相思、长相恋会被改变。过去知识产生更多是从实践中间获得的，正如一句老话：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吗？那你就亲自尝一口。现在屏幕面前长大的一代，大量的宅男宅女面对着电脑或手机，一个移动终端，好像知道天下所有事情，乃至哪一个明星昨天离婚、今天打架，都可以瞬间知道。很多人和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弱，我们和工人、农民的现场越来越远，却好像是无所不知的，其实这个“无所不知”有很大的疑问，也有很大的危机。
新媒体对整个社会文化，对读者大众精神的关联，以及对文学的影响究竟如何？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贺仲明举了个例子。
他说，手机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让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多改变；情感距离的缩短，导致我们对情感的体验发生很大变化；就像登山索道的出现，使我们失去了爬山的体验。手机、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出现，使我们生命中很多感受都丧失了。诗词里描述的相思、分别的艰难减少了，如果失去这些内涵，文学很多本质的东西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到底是去迎合、适应时代的潮流，还是坚持自己的担当，逆时代潮流而行，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贺仲明认为，网络时代高速信息化，使我们社会大众的思想情感逐渐走向肤浅化，实际上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和精神的追求不会缺少，正因为如此，文学反而凸显其价值。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坚持，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很多作家逐渐迎合这个潮流，时间长了，文学的消亡、被网络和影视艺术所取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因为新媒体的出现，文学也需要有一些突破或者调整。人越来越个体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生活范围越来越狭窄。这种情况下，文学应该提供一种更加丰富、多样的写作。很多作家创作一直在呼唤个人化。写自我是必要的，但如果都是写孤独，写自我，写狭隘的世界，文学价值和意义能否充分体现出来，贺仲明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网络时代消除了距离和陌生感，但是从创作来说，更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寻找到内在的关联。

                 迎合还是坚持以及暗中希望的时代

韩少功认为，新媒体的发展及技术革命速度之快，令人应接不暇，对文学的传播方式、文学的表现形式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首先关注的是新的技术革命对人本身的影响，因为人是文学的主体，如果人和人的生活本身开始发生变化，文学随之而来的变化可想而知。比方说，以前人和人的空间距离是比较清晰的，远或近都有常规性的理解和处理。但是现在因为新的通信工具，很远的人可以变成我们的近邻；而身边的邻居或者同事，甚至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知识的生产机制和积累机制已经在发生变化，如何消化新媒体、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重大冲击，需要引起大家思考。更令韩少功感到忧心忡忡的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报道，婴儿工厂、基因公司出现了，将来可以婴儿定制，可以实现最好的基因配置。到了那个时候，连父母都不需要了，孩子可以批量产生，文学崩溃的那一天要到来了。
“原来文学永恒的主题是爱和死，既然婴儿不需要父母了，还需要爱情吗？还需要生殖器官吗？这些都会退化掉，那么爱从何谈起？如果基因技术可以让我们人类永远不死，所有的传统文学表达，对生命的赞美，对死亡的怜悯或恐惧等，便无所依从。在文学中大家谈论最多的爱和死的主题都将慢慢消失的话，我无法想象将来的文学会是什么样，文学要承担什么，要表达什么，要建立怎样的心灵和心灵间的对接或互相滋养？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韩少功因此认为，新媒体、新技术对人本身的影响、对生活的影响，可能是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中国了解乔伊斯的人不到一百个，并不影响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在全球畅销。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说，传统文学在早期并没有作者的概念，杜甫、李白、司马迁……他们在世的时候是无缘被印刷的，中国所有的小说家在清代中期之前，没有一个能够活着看到自己作品出版。他们的写作不是为了市场，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即使写作变成一个公共领域的事情，变得无利可图，也依然存在巨大的诱惑。
“如果我们重新理顺观念，回顾文学，《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是谁并不重要，但是依然有无数人加入其中，这样不是挺好吗？一个故事在流传。一个写作者即便没有任何的商业利润也可以创作的时代，其实也是我们暗中希望的时代。”格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