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深处的摇滚

岁月深处的摇滚
——读宋烈毅散文集《与火车有关的事》

    很多年前我在柏子桥的一家老棉织厂上班，我的父母在十里铺租一栋毛坯房养鹌鹑。说到鹌鹑我就闻到醇厚的鹌鹑屎味，又湿又暖又厚重，好像它是沉在水里的、一大坨浓得化也化不开的粗砂糖糖浆。当然我说的是颜色，就是那种浓厚沉郁的赭褐。而两三天连着一下雨，它就变成锐利的明黄色，尖叫着，不由分说直刺人的脑门。
    我知道尖利的东西是氨气。虽然我不喜欢我的染料化学但这是常识。我也曾自作聪明地从实验室带回一种叫EDTA的块状粉末做鹌鹑皮蛋，别说还真的成功了，像一颗一颗花纹斑斓的琥珀。
    这么说吧，那时候我穿牛仔、理短发、半年有三个月鼻子不通气。每天打开水、看报纸、聊闲天、就着浓重的染料味吃馒头夹咸菜、丢几滴酚酞到烧杯里丁丁当当晃，看它有时候变红，有时候变蓝。
    很多时候晕晕乎乎骑一辆破车满街晃，不知道自己被哪一阵风吹来，也不知道有哪一阵风能把自己吹走。
    从我们厂后门溜出去是工农街。我想我肯定在老街上遇见过宋烈毅。
    老街地势坑洼阳光温暖。剃头店、裁缝铺、影碟出租屋、米店。半上午，戴口罩的人在昏暗的棉絮店里嗡嗡嘤嘤埋头弹棉花，到处是飞絮。我好像从来没有看清过弹棉花的人的脸。肥硕的女人坐在当街的小凳上，动作麻利地拔鸡毛鸭毛，间或啪地甩一把湿毛到一旁的烂篓子里。有时候，突然从剃头店里唰的泼出一盆水到路上。

    我想我肯定见过宋烈毅，虽然我不认识他。现在让我来想象一下，唔，就是那个蹬破自行车，东看看西望望、表情有一点古怪，眼神时而迷茫时而明亮的家伙。那时候我有个扁脸小眼睛的女伴，她的姐姐在老街上开一间裁缝铺。裁缝铺用一块门板当裁案，到了晚上，裁案上睡一个人，裁案下面还睡一个人。我就经常在中午的时候摸上门去，吃她们的炒土豆。土豆丝切得太粗，煤炉火又太小，只好加盖焖。我那女伴笑嘻嘻地形容她的土豆丝：“粗得像椽子”。她往锅里加了不少新菜籽油，以至于我觉得那炒土豆，哦不，那油焖土豆实在是太好了，好吃得异乎寻常非同凡响。吃过饭我们就在门口闲扯、也有时候不扯。不扯的时候就看人。

    也有时候和一帮臭味相投不相投的家伙去莲湖游泳。去狮子山约会。炼油厂的大火炬呼啦着它巨大的火舌，西天暗云翻卷。所以我说我绝对见过宋烈毅，不只因为他文字里扑面而来的相通的气息。

    每天上午九点，我们挤在生技部简陋的坯房里喝茶吹大牛。其实是我的师傅们，他们经常说着说着就看着我们几个姑娘坏笑。往往这时候门房就送来了当天的报纸。
    是每周三呢还是周五，只要是《天柱山》，我就会抽了就跑。虽然没有人和我抢。我也明白，只是这一点，是我与他们的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什么用的区别。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它存在，并且那样真实。”这是94年我因病被迫中止在日本四国岛的研修回国后，在一篇文中所写的几句。
     是的，在迷茫、焦虑、庸常的生活的表层下面，我们必需要找到一条通向自我的，归置、内省的河流（哪怕是一条不断暗涌，却帮助我们自净的下水道呢）。这个滨江小城的六号码头，正是我们通向它的入口，它通向的，是那条不动声色却瞬息万变的叫做长江的河流。在那个散着雪籽的清冷的夜晚，我拖着两个大行李箱落到虹桥，再从十六铺坐船，那长达三天的逆水之旅，正是年轻的我对于生命的第一次审视。

    多年后的今天，我坐了汽车、火车、飞机、高铁，我在人生里奔走，愈走愈快，渐渐开始习惯身边的别离和死亡，是的，接下来还要习惯自己的死亡。我不知道为什么写作，但我知道必须敬畏它，就象敬畏疾病一样。

    不，这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我更愿意和宋烈毅一起坐进他的老式蒸汽火车，这趟现实与回忆的列车，正步履铿锵地“穿越岁月的幽暗”。让我们在“巨大的安静和克制”里，看内心和窗外闪过的风景与人，和我们已逝的亲人“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在我们中间的灵魂一起，一起聆听那“车轮摩擦铁轨”的，岁月的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