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乡土散文写作的转型与生长点

                     新世纪以来乡土散文写作的转型与生长点
                                                            楚些
    白话文学以来的乡村书写，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启蒙的产物，在国别性、时代性、书写主体三个层面，皆表现出迥异于他者的特性。其中，国别性指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因地域广博而产生的差异性存在；所谓时代性则内涵众多，其中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则为突出的单元；所谓书写主体指的是“离去-归来”模式下的知识分子书写范式。具体到散文领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土写作，或者集中到亲情题材的领域，或者是知青一代的回忆式触角以及相应的对乡土的他者化处理。总的来说，乡土散文的内视角一直处于模糊、不明晰的状态之中。新世纪以来，亲情题材依然惯性地延续，但其主体地位已然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此外，美文和诗化路数筑就的田园牧歌，初学者往往奉之为圭臬，但在成熟作者那里，业已产生足够的警惕。深入性的乡土散文书写就此拥有了相应的转向，与乡土人物、乡村器物、乡间植物、乡土生态相关的内向性处理方式脱颖而出。而在上述题材领域内，又集中到两个热点之上。
    一方面是表现乡土沦陷主题的散文，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凋零”的大背景之下，直面自我的困惑和伤痛。江西的江子，安徽的江少宾，甘肃的王选，山东的王月鹏，等等作家，皆有系列篇章直笔乡土的困境。而吸收了社会学田野调查手法的部分非虚构散文，则以零距离的方式逼近乡土空心化的现实，梁鸿的梁庄系列以及微信上大热的返乡笔记，皆可归入其类；另一方面是涌现出来的大量书写乡土器物、植物的散文作品，并以系列写作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就乡土器物而言，附着肉身的抚摸和体温，直接对应了个人经历的起起落落，以文字的方式返回现场，其实质为对往事的重温，以此舒展自我的怀旧情绪。而草木植物的主题开掘，则向着打捞剔透的童年经验而去，这种童年的经验带有更多的心灵化的色彩。河南作家冯杰的北中国系列，山东刘学刚的《草木记》 ，湖北舒飞廉的草木系列，广西朱千华的南方草木，江苏杜怀超以及钱俊梅的农具系列，安徽项丽敏的皖南民间器物系列，以上作品，为乡土器物、植物类型化写作所结出的果实。
    乡土人物考量的是写作主体的经验凝结能力，乡土生态考量的是主体的思维能力和视野拓宽程度。而乡土器物和乡间植物两种，则关乎主体的根植性生存记忆和经验，换句话来说，单靠写作主体的情感投射的浓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对器物和植物的熟悉程度以及知识考古学的进入，方能支撑起这一写作框架的确立。如此一来，乡土写作内视角的确立就不可避免，不管写作者此时此地的身份如何，创作主体皆需要拥有直接的、有一定长度的、嵌入刨根问底精神的农村生活历史。内向性视角当然不同于写景状物或者一事一议的处理方式，与传统散文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取消了“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颜色”式的情感投射方式，乡土人物或者器物植物作为另一个主体在文本中得以树立，作家的心灵不再直接拥抱对象，覆盖对象，而是在与对象的凝望中相互激发，并在此基础上生长出胡塞尔所言的“思性” 。比如在河南作家冯杰笔下，人学视角尽可能地被隐匿，一种比之人学法更为阔大的自然法则被确立。一花一草，一事一物，它们的敞开或者败亡皆遵从了自我的生存伦理和叙事逻辑。内向性视角的确立，为新世纪以来乡土散文写作的独特性所在。其间的优秀散文作品，与贾平凹、李佩甫等小说作家的乡土根性写作，构成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记忆性的再现试图在纸张上留住乡愁，另一方面，以现实的凋零和衰败来寄托内心深处的隐忧和现实关怀。
    毫无疑问，人是乡土世界中的主体。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或者城镇讨生活，随着留守者的老去和不断凋谢，自然村落的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乡土生活的景观在整体上在本质上，有了新的走向。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一味地感伤显然不可取，散文文体如何应对这种变局，如何去钩沉时代转型中的变与不变？确实是个巨大的考验，不过，就现实关怀层面而言，还有两个题材领域可作为新的生长点所在，一是乡土民间信仰的嬗变，另一个是乡土人伦关系的迅速更迭。毕竟，信仰和人伦关系两个因素，将触及乡土世界的深层文化因子，比之现实逻辑的位移，它们的转换，将更具备象征的意义和隐喻的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希冀、欲望的记录。对于东方的中国而言，乡土世界同样承载了世世代代的希冀和欲望。小说可以通过地域性的深沉勾描构建原乡的图景，而对于散文而言，在呈现乡土世界的林林总总方面，则可以趋于立体和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