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脉搏与现实回声——2016年度“80后”散文创作一瞥

提到“80后”作家，人们总是将他们与小说创作联系到一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对小众的“80后诗歌”小圈子。但梳理“80后”登上文坛的历程却可发现，他们的最初亮相是借助散文（随笔）这一文体：世纪之交轰轰烈烈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上，韩寒、郭敬明的《杯中窥人》《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之类，便是宽泛意义上的“散文”。其实，“80后”的散文创作实践一直都在延续，只是其光芒被更为耀眼的“80后”小说创作所遮蔽。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当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已过半，我们惊喜地发现，“80后”散文的成熟期已经悄然来到。
如果将本年度“80后”散文创作视为一支正在向艺术蓝海扬帆起航的舰队，那么，刘汀的《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以其“重器”般的体量和深沉的哲思，堪称这支舰队当之无愧的旗舰。“80后”在前辈心目中形成的刻板印象，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拥趸，是历史感匮乏的空心一代，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与“生死问题”的沉重明显不搭界。在这篇长文的开头，刘汀似乎也对自己能否讨论这个问题持一种不太自信的态度，因此，他不无犹疑地写道“我想在这个年纪写写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但随着回忆的展开和探讨的深入，作者老家那些或让人触目惊心或让人潸然泪下的生死往事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切实的在场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心灵之间的距离，也使作者获得了叙述的自由，得以触摸到生硬结实的生活内核。文章前半部分写“死”，后半部分写“生”，写“死”则冷静里饱含血泪，写“生”则轻松中不乏忧思。经历了奶奶和爷爷的去世，作者领悟到“死亡”的真实含义，即天人永隔的“一次别离”。但现实生活的复杂又使死亡带上了多义性——面对生命凋谢时深入骨髓的感伤可以经由仪式的步骤而分解乃至消弭，死亡在窘迫无望、苦难深重的乡村生活语境中有时甚至可以转化为一种“极端的随遇而安”，更不必说自杀行为所具有的那种反抗和符号意义。而对于“生”的问题，尽管它可能包括生活、生命等多重维度，但作者却从“生育”的角度切入，生与死的对立看似被纯化，思路却因此而豁然开朗，并由此探寻出乡村社会逻辑的原点，即将“死”看作“生”的一部分，通过生育去铸造“不断延伸的重复的链条”，对死亡的恐惧、对死后世界的恐惧由此被超越。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的名言曾经被众多文艺青年奉为圭臬，由是观之，不过是中国乡村代代相传的朴素智慧。刘汀以丰赡的事实和绵密的细节，对中国北方乡村的生死观进行了田野民俗志式的如实记录和呈现，他心甘情愿地充当这片土地的心灵书记官而不凌空虚蹈，极力避免思想和艺术的空转。《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曾经是“70后”诗人沈浩波一首诗的题目，被刘汀巧妙地借用并取得了成功，这意味着“80后”不仅可以“在这个年纪”写生死问题，而且可以比上一代人写得更好。
吴佳骏的《残院之内，黄昏之后》与《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但主旨迥异。他从一座养老院里几位老人的生死问题入手，最终落脚在“爱/恨”的矛盾与转化上。老人们境遇不同，但在到死都不能忘怀爱和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当斯人已逝，置身事外，任何热闹和喧腾都与他们无涉的时候，爱恨的对立也就毫无意义了，正所谓“死去元知万事空”，可惜许多人活一辈子都无法将这个道理参悟透彻。因先后旁观了两场葬礼，“我”的岳母在这个问题上大彻大悟，看似有些突兀，却也正合了禅宗“当头棒喝”之理。相较于略有“套路”之嫌的“人性升华”，此文更出彩的是生活流的细节还原，在语言上也时有神来之笔，例如描写岳母“血珠顺着脸颊往下游走，像一颗颗露珠在寻找春天的讯息”等，展示出作者别具匠心的美学追求。
生死、爱恨都是形而上色彩鲜明的大问题。终极追问固然深刻，但“80后”面前最严峻的挑战，显然还是来自现实生活的风刀霜剑。当下的“80后”小说普遍书写这代人在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挫败感，“青年失败者”（或曰“loser”）成为一种典型形象，而在“80后”散文中也能听到这一主题的回声。端木赐的《进京》就以一种调侃中饱含忧郁的腔调，书写了底层“80后”青年的卑微与无望。“我”和一群同事被工作合同囿限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医院里“混口饭吃”，这样的处境不免让人联想到那座经典的“三闾大学”，而这群人也恰如《围城》的主人公们那样空虚无聊。固然有人怀揣改变现状的梦想并付诸实践，却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意志消沉，借酒浇愁。文章题为“进京”，其实是一个莫大的反讽。“我们”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想要进趟城却必须“跋山涉水”；而“我”对未来的追求，也只是希望能把工作换到城区，为此还要屡屡舔舐事业单位招聘落榜带来的创伤；北京地铁将要涨价的消息传来，也不过是在“我”心里掀起一阵涟漪而已，生活照旧。作者不断将视角压低，故意在慢节奏的叙述中透露出一种懒洋洋的情态——这正是那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生活所孕育出来的“几乎无事”的悲哀。如果说《进京》里的“我们”还曾有过凿开铁幕的幻想，那么到了《散章》中，“我们”则向现实彻底缴械投降。作者将这种生活的无聊感渲染到了极致，例如以吃饭为消遣，长时间观察鱼在鱼缸里游动的轨迹，甚至因极度无聊而产生强烈诡异的幻觉。《进京》和《散章》中都提到一个叫“建英”的男同事，他独来独往，醉心于电脑游戏，连谈恋爱的动力都丧失殆尽（“这个女人后来被电脑游戏杀死了”）。这种存在于日本社会多年的“宅男”形象曾经是我们嘲讽的对象，如今也在我们身边悄悄出现了。斑驳陆离的中国影像中，闪现出这些不无滑稽意味的形象，令人啼笑皆非，唏嘘感叹之余，袭来的是一种彻骨的悲凉。这种在社会和个人合力作用下的人生降格，在草白的《深渊》中也有体现。作者用一种怅然若失的笔调，写哥哥由顽劣不堪的少年堕落为无恶不作的浪子、继而在婚后转变为贪得无厌的市侩的过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草白的喟叹中渐渐显影，让人难以释怀。
现实的艰辛使许多“80后”散文作者面带愁容，而他们的父辈当年在这个年龄阶段所描绘的却大多是阳光与春天。这一现象对比蕴含的深意实在是耐人寻味：究竟是这个时代比起当年来变得更糟了，还是老一辈人当年说了言不由衷的假话？答案自有公论。不过，2016年“80后”散文的底色也并非是全然暗淡，文珍的创作就让人眼前一亮。她本年度在《野草》上开设“三四越界”专栏，以小说家身份写散文随笔，纷繁可喜，篇篇皆有可观之处。相较于备受好评的《花》，笔者更愿意谈谈《抽屉》。本专栏的其他几篇，分别写梦、船、花、镜子、楼梯等等，多是被前人反复书写的主题，惟有“抽屉”，印象中似乎没有专门为之撰文的先例，在题材上天然具有吸引人之处。黄裳曾评价苏轼、黄庭坚等名家“随笔挥洒，并不着意为文，而佳处自见。似乎无意得之，但人虽费尽气力而终不能得”。在《抽屉》中，文珍也是率性为文，不仅文字灵动，思维也极尽跳跃腾挪之能事，从海明威到《海上花列传》、到大衣柜、到中药柜、到卡通片《哆啦A梦》、到童年关于抽屉的往事，直至由抽屉的结构联想到小说的作法，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物象，却被有机地结合在“抽屉”这个主题之下。全文8节，每一节单独拿出都能独立成文；汇到一起，无意中又形成一个攒珠花式的结构。叙述摇曳多姿，虽然没有着力抒情，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浓浓亲情却温暖感人。文珍用一种跨界实验实现了自由精神的尽情舒展，也充分展示了散文这种高度自由的文体所独具的魅力。
“真正的散文，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继续依附在陈旧的话语制度上，平庸地谈论一些大而无当的公共话题。”从以上有限的篇幅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2016年的“80后”散文作者们，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避免触碰创作的警报器。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血肉丰满、元气淋漓，既有坚定的现实性指向，也有深刻的超越性思索；最为可贵的是，回荡其间的不是空洞缥缈的高调，而是坚定清晰的青春脉搏和沉郁淳厚的现实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