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2016年散文综述（发表在《牡丹》2017年第一期）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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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礴在文字里的人生画卷
——《牡丹》2016年散文综合评论
文/王克楠
中国的河南地处中原，古都很多，其中洛阳便是历史闻名的古都。洛阳有许多大工厂，而牡丹更是全国闻名的，洛阳的文学期刊《牡丹》即是抓住了洛阳的特点。《牡丹》很接地气，而且有胆气，仅仅从散文来说，她有河洛文化的底蕴，又提倡贴近现实生活，突出地方特色，是很有活力的杂志。《牡丹》是我所喜欢的文学期刊，从2012年以来，笔者一直关注这个期刊。
笔者阅读了《牡丹》2016年全年刊登的散文，具有很大的兼容性，既有先锋一些的散文，也有传统叙述方式的散文，可以说，各种散文流派在该期刊均有一席之地，而且立足洛阳，面对全国，可谓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以文化散文打开民族的记忆
历史文化散文在当代散文已是大类，不可或缺。《牡丹》在2016年发表的散文，有不少作者涉掠历史文化，而且采取的写作策略大都是通过历史名人来“倡导”人文精神。比如乔仁卯写了《那烂陀：那一朵圣洁的祥云》，散文记叙的正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唐代高僧玄奘。写玄奘这样的历史人物是有风险的——即是不容易写出新意来，但作者很机智地抓住了一个问题“佛的本性是什么？凡人如何成为佛？”这就避开了为写玄奘而写玄奘的窠臼。从文本来看，作者并没有对佛教经典进行论文式的思辨，而是通过玄奘西方取经经历的灾难为背景，再现了一位信仰坚定的僧人超越自我，进入佛境心理历程。邓世太《山.寺.人》从两座不太有名的山，但引出了几位名人：创立中国佛教第一大宗天台宗的禅僧慧思，律宗大师道岸，苏轼，尤其是苏轼曾经在此山（苏山）居住，“似乎能够循出苏轼由入世到出世的思想轨迹。”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没有长篇累牍地记叙名人的为读者耳熟能详的生活事件，而是用苏山作为背景去点染名人的心灵，不失一种聪明的写法。
写历史文化散文的时候，通过地域来解读人物，不失一种通道，只不过有的历史人物是名人，有的是“次名人”，杨亚丽在《诗海觅踪平泉庄》写的人物——李德裕——这个物是历史名人，是唐朝的宰相，与诗人白居易是同代人，但后代人说起白居易，几乎人人皆知，而知道李德裕的就不多了。李德裕是高官，高官亦有高官的烦恼，“他的心像钟摆不停晃动，年如一年，日复一日，诗句有多动人，诗人就有多伤心。”古今高官的烦恼都有一定的共同点，并且皆可洞察，或许是这篇散文的散文眼吧。陈峻峰的《周公旦》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把读者的眼光引导到周朝初兴的年代，写的即是周公姬旦——一位全力以赴辅助周武王和周成王的贵族。作者倾注精力几乎把涉及周公的一切事迹都展开了，在写法上虚实相映，使得读者读到了一个立体化的周公，但此文引用资料过多，“论文式”走势严重，而涉及作者本人对历史资料的发现和解读比较少，至少没有“边引边评”，笔者以为是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散文的缺失。比起彰显文化精神的历史文化散文来说，梁凌的《许慎的名字》则要朴实的多，每篇散文的后面都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即读的作者，笔者能够读出来，《许慎的名字》背后的作者是站立的，作者对现实问题是有质疑的，即是“进入电子时代，文字由书写变成了敲击键盘，提笔忘字，错别字越来越多。”因为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许慎的名字才不是老古董，才是治疗现代人缺失文化的一味药剂。
积极干预现实，呼唤世人重视农耕
笔者一直认为散文的书面文本是散文的外形，隐藏在散文背后的是写散文的那个人，这才是散文的内在。我们很多时候读散文，散文后面的那个人是模糊的，是含混不清的，这也就是好散文和一般散文的区别所在。打开《牡丹》2016第一期，汪天钊的《杂粮简谱》立刻出现在眼前，汪天钊的这篇散文，从表面上看是写杂粮的，实际上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辛酸日子，燕麦等不到它长大，就被饥饿的人们“把它做成菜团子来吃”，作者真实地几乎是用白描手法再现那个年达的饥饿史，饥饿是可怕的，造成饥饿的原因正是需要复习的。散文可以再现历史，汪天钊的散文，既有时代的背景，也有人物，人物都和时代紧紧贴在一起。人的生活习惯首先从吃饭开始，读者会从汪天钊的《杂粮简谱》读出很多人生苦涩。王太广的《大集体记忆》和汪天钊的《杂粮简谱》有异曲同工之美，这样的美，是苦涩之美，也是真实之美。王太广写的是大集体时代生产队的生产活动，其中写到了采摘，写的是生产队的瓜地罢园和收完红薯之后，农民采摘之喜以及“溜”红薯的“欢乐”，而这样的快乐是苦涩的快乐，尤其当那个难于保证温饱的年代过去后，如今再去回忆的时候，就多了几分感叹。无论是汪天钊的《杂粮简谱》，还是王太广的《大集体记忆》，都忠诚于生活的真实。汪天钊的《杂粮简谱》理性思考更多一些，王太广的《大集体记忆》的笔触跟着生活场面走，走得有些太快了，读者难免看不太清作者的生活态度。
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干预现实”的字眼，如何干预？即是提出问题，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小说的表达面是宽阔的，可以表现危机意识，散文也是可以有的。《牡丹》刊登的安宁散文，可以使有心人想起玉米、高粱、棉花这些寻常的农作物，“民以食为天”，即使是工业再发达，农业和农耕劳动对于人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安宁笔下的植物正是北方农村常见的玉米、高粱、棉花等，当然棉花不能吃，但是棉花籽可以榨油。作者写的这一组散文，为写植物而写植物，有意无意地删除了时代背景。在农人眼睛里，玉米、高粱、棉花等植物，浑身都是宝，维系了家族和村庄的生存。作者在叙述时，显然注意到了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叙述的是玉米、高粱、棉花等植物的共性，不时穿插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及儿时的生活画面，就使得文本有了纵横交错之气势。安宁还写了一篇《一条狗老死在村庄里》，强调了动物和村庄之间的联系，写了狗在乡下的种种生活，狗和乡村的关系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浅蓝的《亲爱的粮食》写的也是粮食，更近距离地抒发了人对粮食的依赖，“如果家里有一满缸玉米，哪怕不吃呢，只是每天让我摸一摸，也心满意足了。”我们常常会说某某的文字“力透纸背”，真正的力透纸背，是讲透彻了人某一种物种之间的关系，浅蓝的《亲爱的粮食》就说透了人和粮食之间的关系，人依靠食物维持生命，食物来自于粮食，这就是活着的哲理。
继承鲁迅，直面人生
从《牡丹》的2016年刊登的散文看，大都直面人生，摒弃了花花草草的小资情调。文学体裁里，用小说来表现人生必经直接，可以从容地刻画人物，揭示人物命运。散文可以人物，但写人物不是散文的强项，写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总有些作者喜欢用散文写人物，而且力透纸背。《牡丹》第九期刊登郭瑞民《关中婆姨三五个》就是其中一组，其中《香香》是写了一个关中老妇在少女时代嫁给一个地主之后的命运，是粗线条的勾勒，却带出了乡人的卑劣，使得笔者想起鲁迅先生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雪儿》写了乡下迷信的风俗对一个女孩子的伤害，“她们要设置一个祭坛，把雪儿作为供品，祈祷上天对她进行惩罚，以此来消除雪花遍地飘而可能招致来的灾难。”文本里的伤害是详细写了一次事件，并没有全盘刻画雪儿，却强化了散文要素。柴薪的《那些远去的小镇红颜》也是写人物的，作者由于擅长小说，笔下的人物的命运来龙去脉就介绍得更清晰。在表达方法上，作者使用了意识流、潜意识的揭示，由于“我”的在场，使得读者更相信是散文，不是小说。作者描写徐秋香的时候，把特殊年代里产生的荒诞表达到一个极致，“凶残需要魄力，而魄力正是小镇上的人们最缺乏的，必须借助革命的力量来鼓动。”对于群众的盲从，揭示得很深刻。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作者写了一群无辜的女子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了保存个人尊严的死，以及各种各样特殊的死；死亡属于生理现象，但是特殊的文化现象，令人思考死亡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创伤。
小说写作中有白描手法，散文写作中也有白描刻画。凡是使用白描刻画者，常常采取把“我”隐身的写作策略，用特定的风景以及风俗来呈现某时某地的地理文化内涵，如李玉娟《我的湘西》呈现的是湘西地域特殊的文化况味。作者写了湘西的沅江，酉水，清水河，“湘西的山峰，如人，如兽，如怪，如仙，奇特险峻”，对于湘西山脉的奇特，点到为止，并没有做大量的抒情。“湘西的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山高到云里，水就随到云里，山水相亲相爱，永无离分。”这样的白描刻画，显得朴实可亲。杨云的《古城笔记》用的也是白描法，写洪江古商城，“湿漉漉的泛着幽幽青光的石板路，在两面高耸的封火墙间逼仄蜿蜒”，非常具有画面的审美效果，此文本里有抒情，是点到而止，并无大幅度地展开抒情。
写作形式上的多样化
大千世界，道路众多。对于散文写作而言，有的作者喜欢按照事情的来龙去脉去来，有的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生活（很可能是心灵生活）的一个点说起，呈现出漫不经心的闲谈风格，庞白的《别人的城市》大抵属于这样的风格。好散文的诞生都是有前提的，不仅来自素材和生活经历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心灵思维之前提。庞白无疑是一位有心人，他在着力思考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城市就是别人的城市，故乡是我们的故乡吗？对于一个来自乡村的人而言，可能一辈子也分不清楚。”人来自哪里，到哪里是归宿，是永远值得思考的。同样是写生活的一个“点”，李梅的《光和影的比例》叙述风格，就和庞白有很大的差别，作者显然是通过生命图像来解读光和影，题目很紧，叙述却很松，好像并不在意光和影之间的比例。文本的第一节写得很闲散，第二节终于对光有了渴望，这样的“光”也是纯碎自然之光，而非心灵之光，总之，作者是被动地去叙述对光和影的感觉的，不像庞白的《别人的城市》充满了侵略性，使得读者如坐针毡，而《光和影的比例》则过于闲适了。写一篇散文，无论作者出自怎样的心态，总是有意无意地去征服读者的，从这个角度说，文本有一点侵略感，并非坏事。
按照不严格的散文分类，散文里有个类别叫做——抒情散文。2016年《牡丹》所刊登的散文，就有不少这样的散文。如乔仁卯的《黄河源：与名山共舞》就充满了这样的抒情冲动。冲动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写到黄河，就不免豪情万丈，而且作者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就叙述得更加从容不迫。金鹏华的《幸福桥》是抒发生活的幸福感的，幸福的来源来自作者家乡的荡泽河以及人物，人物是一位贫农出身的党支部书记，一位好的带头人辛辛苦苦地给一方百姓带来了幸福。这篇抒情散文里幸福感是不容置疑的，细究起来，文中有些幸福的资源过于抽象，比如用论文式的语言谈到了国家的紧张，相对于国家的进展来说，一篇散文里的生活是“微生活”，看不到这一点，散文就会写得空洞，还有，这篇长达5600字的散文，没有分节，一口气从开头写到了结尾，就缺乏了一点散文的节奏或者结构意识。陆樱的《光阴里》也在抒情，却要扎实得多，抒发的是“我”的感情，而不是代替某一个村庄做集体抒情（我是无法代替一个村庄和一个城市的）。作者能够化“我”，进入花木的世界，聆听花木的呼吸，不是作为花的代言人，而是作为“发现者”去与笔下的花卉相处。作者因为敬畏自然，写作姿态就放得很低，可以听得见花卉们之间的对话，这样的抒情是有根的抒情，每条根系都连接着大地。
风俗类的散文难写，写不好就成了说明文。如今的散文，风景风俗类的散文很多，但是写好的不多，盖因为作者不愿意对自己所描写的风景和风俗投入真感情以及真思索。刘群华的《那乡故有愁》是有真感情的，因为作者写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那里有他做土布生意的曾祖父，有当了阉匠的父亲，有湘西乡村火热的开犁，“开犁师傅，一定是方圆几里作田师傅中犁耙工夫最上乘的人。”笔者注意到许多作者写亲情是结合一定的时代背景去写，就显得血肉丰满，如程海军的《那一片杨树林》，也是写父亲的，写了承包了一块数十亩大的成片杨树林的父亲，农民是相信土地不会辜负汗水的，“他先在四纵行杨木林带西北挖了壕沟，把老杨林中相比长势好的荆棘苗、沙栗条，乃至山头上一簇一簇的灌木丛，统统移栽到树林靠西靠北的外面沙坡。”最后，作者的父亲成功了，成功有偶然的元素，更有必然的原因，那便是一份付出，一份收获。
《牡丹》不是专门的散文期刊，栏目设置有：小说园区、特别关注、行动者的散文、缪斯园、阅读与评说等，散文仅仅是其中一个栏目。《牡丹》用稿有着特殊的审美眼光，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对于全国的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在2016即将过去，我们有理由对《牡丹》的2017年充满期待。
2016年11月于西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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