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新观察之东珠篇

                         散文新观察之东珠篇
                                                 刘军
    苏姗•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而人们从来不是在纯粹的、肉体的层面去看待疾病，而是把种种文化的、道德的意味施与其中，使得疾病成为一种隐喻。在道佛两家否定身体，儒家规训身体的境况之下，身体连同附着其上的疾病，皆成了洞穴之中的隐秘之物。被压制的病相往往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大画家朱耷笔下的山石草木就是其中的典型，而在后世的解读过程中，那些诉诸于艺术中的病相又往往进入转喻的通道，被赋予家国哀愁、心性人格的意志投射。即使到白话文学时期，擅长表达个人哀伤和沉沦的小说家郁达夫，在其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蹈海之前也要添加“祖国，您强大一些吧！”的呼号。从中可见一种文化心性因袭的强大。

    今天，在媒体信息交叉传播或者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疾病作为身体问题被大幅度的节略，对抗疾病的时间以及花费金钱的数额成了人们唯独所关注的对象，而对于疾病患者所经受的肉身痛苦和精神折磨，则往往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从深层心理上分析，实际上来自自我逃避和自我保护的本能。疾病是死亡的邻居，两者间在文化层面上相互投射，而对死亡的本能性恐惧，决定了人们对待疾病的基本态度。换一种说法，如果疾病不是降临在自我的身体之中，大众绝不会像走亲访友一般寻寻觅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中的疾病书写，既是一种文化行为，也是一种哲学追问，对于那些自觉性处理疾病主题的篇章而言，尤如是！

    就散文写作来说，无论是指向身体抑或指向疾病的书写，在先导性和自觉性两个层面，女性作家堪称表率。鱼禾的《放疗病区》，本期散文新观察迎来的吉林东珠的《干细胞》，皆为疾病书写的佳作。相比较之下，《干细胞》在自觉性、超越性、投射力等等因素上，皆处理得非常出色。在这篇文章中，癌症患者的主体不是他者，而是自我，身体的新变也带来了人际环境的新变。身体的病相将自我拖拽入另一种河流里，在此处，生命力量、意志与他者态度之间短兵相接，喷溅而出的细节，绝不明艳，但绝对明亮。《我与地坛》之所以称其为杰作，不单是内蕴的“母亲”于“我”的深情与关爱，更关键的是，作家借助地坛公园的日日夜夜，通过长跑者、聋哑的姑娘、散步的夫妇身上，洞见了生命差异性的形态，这种差异性，这种形态上的层层微波，恰恰组成了宏大而幽深的乐章。与之相对应的是，《干细胞》同样走向一种如何理解并容纳纷纭他者的路径之上，这里面，无论是做企业的木一、卖包子的年青姑娘，还是部门主任，源于疾病这个隐在的桥梁，作者皆深切地抵达了他们，当然，也抵达了河流的岸边，青草树木，烂泥沉渣，云朵与鸟鸣，皆收之于心。
                  刘军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