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荣：2016年散文综述——杂花生树影婆娑

“2016年的散文创作比往年更多地展现了几分草木气象：纷繁、杂沓、茂盛、鲜活。在散文创作中盘旋许久，早已迟滞成患的一层观念和手法上的雾霾，因此被冲淡了不少。散文创作的年景和年成里，终于也有了些许躁动、亢奋和生猛。”

2016年的散文创作，纵观之下，明显又比往年更多地展现了几分草木气象：纷繁、杂沓、茂盛、鲜活。在散文创作中盘旋许久，早已迟滞成患的一层观念和手法上的雾霾，因此被冲淡了不少。散文创作的年景和年成里，终于也有了些许常见于其他文学体裁创作中的那种“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躁动、亢奋和生猛。一边在搁置和放弃旧的，一边在兴起和试验新的，一边是甘于沉静或流于沉闷，一边是勇于迈进甚至急于跃进；一边是背景色里传统和习惯的陈陈相因、缓缓流淌，一边是新方向上新形态文本和新境界思维的踊跃迸发。这样的态势，如果形容成一个物象，最合适的就是杂花生树、木叶纷披、林间弥望光影婆娑。

当然，就全貌所做的任何概括和形容，都必属模糊修辞。何况所谓新与旧，在文学创作中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一种临时表象。这里之所以对散文创作的新旧之别有所强调，仅为明辨宏观创作现象中的动态细节，并无妄断艺术价值的意思。毕竟对于当下的散文创作，重要的不是新与旧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首先得从无所谓新、也无所谓旧的清一色局面中，产生确有所异的新旧分野，展开多元丰富的实践探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2016年散文创作领域里升腾、流转的这一息蓬勃热力和一抹灵动亮色，格外值得珍视。

跨界书写来袭

或偶然，或巧合，或因缘际会，或势所必至，跨进到2016年的散文创作，扑面迎来了一彪越界而入的生力军。自上世纪90年代初散文热乍起、学者散文随后一度高热，除了诗人、小说家和个别艺术家偶尔以散文笔墨休闲打趣，近十多年，散文创作的人马成色和话语形态，整体上已显露出高度单调和高度同质化的局限。透过连年稳产的大量作品，勤奋的散文写家们越来越习惯以自己的文本，去反复地描摹一张别人的面孔、一副别人的心思、一处别处的风景、一番别样的况味。而所有这些“别人”、“别处”和“别样”，又逐渐叠合、逐渐归并，在积习沉沉的散文写作和散文阅读圈里，朝着程式化的脸谱、标签、符号甚至简笔画的方向，高空坠物一般，自动、轻松、畅快地趋于凝固。

对此，2016年从散文创作中闪身亮相的几位身份最为特殊的跨界书写者，不动声色但又是声色俱厉地表现了他们各不相同的写作姿态。李敬泽在《十月》杂志上漫游当下的“会饮记”和《当代》杂志上穿越古史的“小春秋”，两个专栏各含6篇，可以单看、也可以合观的作品，循两种风格，在视点和笔致上分别走了截然不同的两路。前者摇曳跳宕，通过牵连并置的时空重影和人称转换，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由己及人地呈现当下生活体验中无处不在的全景敞视效应。后者从容疏朗，交错推移描写、叙事和阐释三层话语，把披览史籍的情态、演绎史实的玄想和体察人情物理的思虑，糅进同一文脉。相较之下，“会饮记”的语篇形制更新奇、更险绝，对散文创作和散文阅读的惯例、定势，也更具冲击力。两个散文专栏左右开弓延续一年的轮番推出，其形式本身也就有向散文圈抛出集束手榴弹、轰开缺口和新出路的意味。

2016年散文创作的跨界书写者中，在腾讯网大家频道撰写系列专栏“北京的隐秘路径”的律师陆波，至今已发表作品21篇，其中19篇都发表在2016年。北京的人文地理和城建掌故，进入广义的史传和狭义的散文写作，明清时期即已蔚然盛行。现代文学发端百年来，这一写作流脉更随城市格局的改造、社会风尚的变迁，以及作者本人阅历、见识的殊异，而与时俱进、不断迁延。这些篇章里的材料考证和现场寻访，始终如一地详实琐细、丝丝入扣。这固然可赞。不过，映衬到同类散文的漫长写作流脉中，难得的并非考证和寻访的结果，而是过程。陆波这组系列篇章的写作，截至目前为止最可贵的文学价值，就正在于它总是能把作者探寻北京隐秘路径的心迹和行踪，做分寸得当、恰到好处的明示，既没有像以往很多类似题材的写作者那样冷冷地神隐，也没有像今天的很多类似题材的作者那样时刻不忘在字里行间露脸现身，猛刷自我存在感。

元叙事冲击波

新散文领军作家张锐锋最近发表一篇短文，力主在文学创作中扩大发掘和阐释相关性的空间，对痴迷于以因果律来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则应保持一定距离——这一观点显然指涉着所有文学体裁的创作。相似的问题意识，相似的精神关切，李敬泽2016年年底的一次受访谈话中也有流露。在表示了是文体背后和文体之上的精神而非文体本身，才是他写作中真正重视的问题之后，李敬泽坦陈自己向往一种朝向民族文化元典、诠释其本真内涵的元写作。同时，他也认为，各种后起的价值训令一直在扭曲、搅乱元典的本义，使之陷于复杂和暧昧。

张锐锋所说的因果律和李敬泽所说的扭曲、搅乱元典的各种价值训令，正处在一隐一现、一内一外的相互关联中。价值训令的生成，离不了因果律引出的论证。价值训令的历史化，也有赖因果律的支撑。反其道而行的元写作，需要的正是抗拒因果律的相关性思维。具体到写作实践层面，因果律最强力的化身就是建构历史演进逻辑的述史文体。而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最有可能远离述史文体的写作样式是诗和散文，与述史文体亲缘最深的则是小说和戏曲。

进一步深入到话语形态的三个基本维度——空间性的描写、时间性的叙事和非时空性的阐释，容易发现：因果律、历史逻辑和述史文体的话语根基在叙事，而相关性、元写作、无法置换和化约成小说和戏剧的那一类诗和散文，都根植于描写和阐释。当描写和阐释针对着叙事本身，其效果也就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所谓元叙事或超叙事等同。

2016年的散文创作，悄然凸显着以描写和阐释来节制、缓冲单纯叙事的走势。从题材上看，就是泛滥、蔓延了近20年的述史散文，开始大面积、大幅度退潮。甚至一些仍然在历史题材中开拓的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元叙事提升的潮流。祝勇年初发表的《“定远”的碎片》，仿佛已在预示这一潮流的到来。在这个篇幅不长的作品里，精粹、洗练的描写一气贯彻到底。结尾两句对定远舰将士们的怀想，顺势获得了直触人心的形象感和画面感：“那是我们民族一个时代里的精英，他们的肉体消失了，但他们的目光、呼吸和神态仍在。他们的仪容定格在北洋舰队的黄金时代里，雄姿英发，威风凛凛。”如此内敛的写法，在祝勇过去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草白的《漫长的告别》、耿立的《匍匐在土》、洪兆惠的《县志里的那行字》、艾贝保·热合曼的《绥远，绥远》追念至亲，徐兆寿的《荒芜之心》、毕淑敏的《金字塔的祖先》、高定存的《等待沉陷的村庄》、王德林的《一棵树的惆怅与希望》聚焦生态，辞章有纤巧、质朴之别，以描写的灵动和阐释的精到，来超越叙事的僵硬、板滞，却是异曲同工。

元叙事不仅意味着克服叙事因素的过密过多、避免过犹不及的表现力内卷和萎缩，还意味着维持话语内部务虚和务实的均衡互补。闫文盛的《灵魂境》，属于他的散文系列长卷“主观书”中的一个较长的单篇。与“主观书”中其他已刊篇章一味偏重意念层次的自我表白不同，《灵魂境》里大段的自我表白中，频频出现相对清晰的叙事片段穿插。整个作品的话语肌理顿时丰厚、生动了许多。杨献平的《同一方向的沦陷》，把远走他乡闯荡颠沛20多年的情思郁结，释放给叙事、描写与阐释交替轮换、相互指涉的多重话语流，取得了行板如歌的咏叹远胜过开怀歌哭的艺术效果。

深耕在新垦地

处理现实世界的真人真事在散文创作中是家常便饭，也是头等大事。为了改善其艺术风味、充实其精神价值，扩大相关性的描写和阐释空间、强化元叙事功能是一条通路；拓展散文把握现实素材的深广度是另一条通路。走前一路的可谓炫技派，走后一路的可谓深耕派。炫技与深耕集于一身，两路并进向前冲，看起来最好，但如果操之过急、步伐跨得太大，也可能导致创作个案难以广获认同的挫败。在炫技和深耕两端中，坚守一方，执著于单边突击，尽管看起来保守，只要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倒也不难赢得成功的创作实绩。

多年罕见的炫技派在2016年散文创作中的高调复归，已在上节略述。长年驻守散文家园的深耕一派作家的特色收成，在此稍作盘点。

大规模系列或长篇作品方面，鲍尔吉·原野的劳作最为低调也最为勤奋。守望原野、静观自然，在喧嚣市井中看取恒定的世情人心，在极微细和极悠远的生存场景里捕获瞬息万变的心灵律动，这样的散文创作姿态已为鲍尔吉·原野专属。张承志的《轻轻地触碰》系列开篇，标举“要点双语”的读经、解史、证信“土法”，把凝视经典、史实和人性之际“在一点之上恍然贯通”的宝贵感触，传递在简洁凝练的字句间。梁衡的“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创作跨年推进，将《树殇、树香与树缘》的温情讲述延伸到天涯海角。

韩小蕙的“我的协和大院”系列，在“我”的昔日之梦和“大院”的今日《绝唱》之间，接续新篇。刘可风的《父亲的〈创业史〉》以忆旧怀亲的小叙事，映照出历史大叙事中皆湮没不彰的新时期前夜的详切一页。李昕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先生》《屠岸真君子》，以亲历亲闻见证师友处事风范，尽显观人于微、敏锐善感的细腻情致。宁肯的“城与年”系列，交迭个人经验的小时光和城市岁月的大画面，为巨变中的人与时代留下微妙注脚。

中短篇散文创作的亮点，首推叶兆言的《等闲变却故人心》。浩劫年代蒙冤含屈、正遭迫害中的父亲突然鬼使神差一般、积极主动地检举揭发了母亲的“现行反革命言论”，坦露这样的内容本已不易，从中引申出的感慨就更见风骨：“左右两派都带有自己目的，都会有明显的个人诉求，但是不管怎么说底线终究是底线，都必须要防止‘文革’再次发生。”林希的《悲夫，方纪！》、程步涛的《六十岁的时候》、铁扬的《大纪家胡同123号》，都取了与《等闲变却故人心》相同的题材背景和平实笔法，回望时代风云，省思历史教训，审视自我心灵。

徐可的《日暮乡关何处是》，以白描写景、絮语写心的“老派”散文笔法，将万顷良田和社区楼群的新农村胜景与乡风民俗美好一面的永远消逝，一实一虚，如水墨渲染，熨帖深切地提炼成喜忧参半的“新乡愁”情结。法临婧的《二十年的邂逅》忆述年少时旅居日本就读当地小学的遭遇，揭示出当代跨国、跨文化生活情境中民族、阶层和性别多重纠葛的幽暗面，明快的行文与绵密的意绪相反相成。周齐林的《漂泊记》打开分幅画卷，一一展示泥工舅舅、码字工自己和木工父亲艰辛备尝而又隐忍无奈的底层生存状态，近乎零度的叙事和拒绝煽情、滥情词句的爽净语体，却体现着文字世界里的高贵气质。周晓枫的《从布偶到猫科》以其特有的巴洛克式修辞和哥特式情调，铺叙因受虐而残缺、因残缺而至美的阴性哲学，洞幽烛微之余，更见步步惊心之险。

此外，安黎的《旧时的年》、苏忠的《故乡十章》等在拘于寻常散文体例的大批作品中，也散发出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的光彩，显出耐读的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