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朗星稀 兰香轻袭 ———新散文观察部分散文评述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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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朗星稀 兰香轻袭———新散文观察部分散文评述
文/王克楠
时光进入2016年以后,笔者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是学习汽车驾驶),到新散文观察论坛发文少了。一月前,笔者从内蒙回到河北,打开论坛,看到很多好作品,这些散文自然流畅,充满灵气,写作自然,没有霸气,既有用独到见解怀旧的作品,也有揭开真相的现实佳作,篇幅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写法多样……读后眼前一亮,感到该为论坛写一篇综评文字了。
2016年上半年的新散文观察的散文,大都以小见大,以生命尊严为基石,建立和读者的平和对话关系,既有对真善美的讴歌,也有对假恶丑的鞭笞,作品与那些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文字相比较,并不在其下……下面分层进行评述。
一、以小见大,处处可见生命的存在
这些年一些散文家都喜欢写大的,动不动就是“上下五千年,浩荡八万里”,岂不知,越是写大的,越容易露丑,而那些真正的写者,大都从小处入手,如老鹰,在今年的三月份写到了一个小的《蒜之大小》,一头小小的蒜,可谓小也,但内涵不小,功夫在文外,许多文友都有所感,如清风拂面说“由蒜说开去,由一个点,连成了面。有积淀有视野,出来的文字,自然骨脉丰盈”。黄亚香说,“粒米见世界,锅汤煮乾坤。”大家都说好,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文字的背后有文化。文化这种东西是无法提着发头上天的,你有多高的水平,就在生活的细节里展现多少,可笑的是一些政治家硬说自己有文化,岂不知文化不是装出来的。
美空写的《洗澡》是年初写的,选的生活物象也不大,是吃喝拉洒睡之外的另一种常见生活——洗澡,因为太司空见惯了,大家有不以为然了,其实,司空见惯的东西最容易写出文化来。洗澡这件事,如果让民国年间的文学者来写,一定会更加洋洋洒洒,入情入味。新散文观察论坛是一个甘于寂静的坛子,平时很安静,一旦有了共同的话题,好文章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关于洗澡,今年年初掀起来了“洗澡热”,被《青年作家》看中,并选了一组发表,就不以为奇了。
美空前不久还写了《虫》,也是以小见大,先是写潮虫,虽然说不上美,也是小生命。好看的虫子有拉步甲虫,“还好看的虫,要算拉步甲。”“金属绿,背上有黑的瘤突,背甲的外缘焊一圈儿金边。拉步甲的掐丝珐琅工艺是天工,人再巧,也夺不得学不会啊”说的多好!人在很多地方是不如一只虫子的。此文不仅写虫子,还写虫子生活的环境,风景或大或小,自有意味也。丛晓伟也写了虫,写了联系跳高的蛐蛐,写了劳动中的蚂蚁,写了草叶上的蜻蜓,写了月光中的甲壳虫,用的散点写法,作者且且时时有审美延伸之议论,这不知是优点还是缺点,但是只要写虫,就一番怜悯的情怀。
二、亲切地与读者对话
笔者几年以来不断地考究现代散文的写法,越来越体会到写散文不要端着架子写,中国人太喜欢端架子了。写作时候要增加语言的水性,去粘住读者,不要太刚,去刻意吓跑读者。
上半年的新散文观察的散文,大部分作者没有端着架子写。王清铭《儿时的端午节》是怀旧体,高明之处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选取了旧事中有文化的部分。他的《七月半,千层粿》是写风情的,“乡人在有限的食材中迸射出无限的智慧,简约,却阴差阳错地抵达了美食的本质。就说千层粿”,叙述的是福建莆田那一带的乡下生活。与其说是乡下生活,不如说是人类生活,人类总是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人生。
因为是对话,许多散文写的像是“谈话体”,如苏文瑞的《兜垛》,有植物,有能治病的草,有梨树和老槐树,还有羊和牛,小水潭里有小蝌蚪,“阿姨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住了,村里只还有十来个老头老婆婆,孙子们只有放暑假嫌城里热才回来住几天。”简枫的《食花三味:蒲公英.槐花米.刺玫花》写了特殊的美味——吃鲜花。其中之一是采蒲公英花蒸包子,“白白胖胖的走一溜细小的脚印,早春的葱翠色泽透过包子皮看得清晰。小丫头惊呼一声:好香哦。”不用说,真的是太香了啊。再就是槐花,可以炒鸡蛋,也可以水煎饺。其三是刺玫花,“得踢落多少晨露,摘下多少刺玫花,才可以做成满满的一罐糖花酱啊”,写的很动情。文章中的花朵是闲散的,赏花人也是闲散的,不像有的作者,自然景物很闲散,而看景物的人却是猴急猴急的。
对话体这样的文体,古今中外都有,中国读者所喜爱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就是这样方面的写作好手,他的《白净草原》就是向读者详尽地介绍了作者自己和一群孩子共度夜晚的故事。论坛里的秋其继续向读者讲大山里的故事,《猫.钥匙》写的很工稳,讲的是一只山中之猫的故事,一只白猫,刚开始是家猫,后来是流浪猫,命运发生了大变……虽然命运变化了,她还是没有缺乏优雅,一如当年那些右派们,虽然被打压,也没有斯文扫地(很多以死抗争)。秋其还写了《山居碎笔》,是在山中生活片片段段的印象,享受“窗户和屋檐在山林枝叶重叠交织的光线”,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重空间,“光是存在的,蓝色是存在的,绿色是存在的。”山中是植物们的世界,有老柳杉,银杏树,杉树,松树,甜蜜的柿子树,柔韧的猕猴桃树,水中的菖蒲花…….更可贵的是,作者体会到了人和植物生存的艰难,“要将生命深层的凝视和声音凭借一种语言符号复生,何其幸福,又何其艰难”,体会得很真切。
二、抒写生命的和谐音
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写进散文的。散文可以写和谐,也可以写不和谐,无论和谐与不和谐,都是生命本身的事情。散文可以有神性,但写字的人千万不可做圣人,散文解放不了全人类,只能解放作者自己。有局限地写,举重若轻地写,才好。
笔者读到了彰义门老先生的《南锣鼓巷的老住户》就读出了生命的和谐之音。中国的古代文化是和谐文化,是儒雅文化,只不过到了近代受到政治观念的影响,变得拔剑弩张起来,人和人见了面,像是乌眼鸡似的。彰义门老先生的《南锣鼓巷的老住户》写的是老年代老北京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写了有八十几岁的老爷子——刘先生,此老爷子“处事谨慎,心细胆小。上头怕掉树叶砸着,底下怕踩死蚂蚁。可为人仗义,裉节上不当缩脖坛子,敢担当。”人的性格是先天的,后来的仗义性格是后天的,对于国人来说,胆小的不乏其人,但是仗义的,就不好说了。老先生的家庭是有钱的,在特殊的年代,有钱就是罪过(可能当下有钱人不是罪过了),老先生姓刘,曾经住房宽裕,在家里留住过右派分子,留住过“满洲国”的大臣。老先生懂得提升生命的质量,“尊重珍惜自己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热爱生活,快乐每一天”,读后,令人肃然起敬也。彰义门老先生的《北京老宣武杂院生活琐忆》也是被北京底层百姓的生活的,大杂院的人厚道仁义,讲“吃亏是福。”杂院“关上门是一家子”,人和人之间互相帮衬,如今这样的事情就像是神话了。马慧娟《和解》当然是和谐,母亲和女儿之间互相终于相互理解而恢复亲情的喜剧。
围庭也写了民国年间的老事,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民国生活和谐的另一面,“然而,它却并非是个丧心病狂的政权。”“不管怎样说,对一个著名的文化人采取宽容政策是人道的体现(对鲁迅),也是一个政权比较温和的举动。”还有教育,“民国时的教育似乎也是成功的。中国自孔子始,从来就是一个倾向于向平民开放教育的国家。自隋代始,寒门子弟通过苦读圣贤书,进而达到做官参与政治的方法延续了一千多年。这种好传统在民国时没有被削弱,而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当时一般普通的工农子弟,都有公平享受教育的机会。”这点,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在北平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毕业的,这个学校是学杂费和生活费全免的学校。还有诚信文化,如今几乎绝迹,当时“民国时的商家要比我们现在重视信誉两字。那时一家小店铺开上几十年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老板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如今叫得响的为某某服务,有几个真心服务呢?徐淑红写的《先生》和是和谐的,写的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和谐,大写的品格,成为作者对文学有信心的根据。
九歌也写了和谐,是人和土地之间的和谐,他在《谷雨种大田》深谙农事,“以东北的温度,下种至少要比中原推后七八天。东北形容半吊子不成熟,说差半拉节气。”文中还有人和天气之间的和谐,“母亲心里也没谱,手拎擓猪食的葫芦瓢,望天儿,瞅一眼,又瞅一眼。”羽说新语“顺带的将谷雨前后农事与农业发展的喜忧,以及乡情和亲情的变化相融合,不动声色地表现内心的隐忧。”九歌的《筵席》是另一种和谐,一种热闹的和谐。更不要说场景逼真,人物形象生动。李新文的《耙齿》也是写人和自然和谐的,写的是农耕劳动,“此刻,站在阳光糜集的草滩上,下意识地思考着这老去的耙齿与土地之间存在的某些隐秘。”是啊,在工业乃至后工业文明进入人类生活后,如何保持农耕文明的积淀,确实值得思索。桂子的《楼顶上的人》写的很和谐,“楼顶上出现的人,和鸽子,麻雀一样,让我欣喜,让我在呆滞的空间,有了飞翔的欲望和可能。”是因为主人公心存浪漫,生活就有了诗意,文本朴实无华,写得好。
郭萍的《继父》是写人物的,也是写和谐的。对于怀旧散文来说,写父亲的很多,写继父的不多(也不好把握)。无论是父亲也好,继父也好,全是人,只要写出了人性,便是好文章。郭萍写出了一个大写的继父,“他,我的继父,身上具备甘肃农民的身影,勤恳,善良,刻薄,小气。又具备无数父亲的身影,严厉,大度。”继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饥馑的年代,带领全家逃出了饥馑,亲自送作者上学,为了四个娃娃没有再要孩子,因病住院后也不舍得花钱,去世前叮嘱不要把坟墓和娘埋在一起……这样的父亲是人性的英雄。吴成刚的《跌倒,在路上》写的个人生长史,一个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于自己的成长这样严肃,令人感动。李广智《青草的命》关心的是草的命运。
三、书写生活中的不谐音
我们的生活里除了和谐的声音,还有不和谐的声音,这也需要面对的,一如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写和谐难写,要想把不和谐写好也是有难度的,然而在新散文观察论坛,这样的直面人生的佳作不断。
来自河北的刘亚荣,是一位由写古代人物转到现代人物的写者,她选取的人物,一般都不是喜剧人物,而是悲剧人物。对于一个写者来说,写悲剧,还是写喜剧,都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生活本身决定的。老舍写尽了老时代北京的小人物,解放后,热情讴歌了《龙须沟》,结果还是到太平湖自杀了,老舍的有分量的文学作品还是解放前写的,还有巴金…….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刘亚荣的《罂粟之花》写的是1990年鲍墟乡医院发生的事,设备简陋的乡村医院,作者随队下乡打“百白破”三联针,很多孩子打完针后感染屁股都化脓了;还有农民为了提高棉花的产量,在棉花地打剧毒农药,很多农民中毒了,“大多数人能抢救过来,有的人却再也没睁开眼,这时候人命比庄稼还不值钱。”可是,农民为了利润,还是冒死种植棉花以得生存。农民们得病以后,“没有城镇职工的看病报销,老农民们就守着口薄棺材,躺在炕上等死……”还有强迫计划生育,“那些年,计划生育像一颗畸形的树。你越想修正,它像个弹簧,压得越紧,反弹得越高”。感谢作者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北方农村生活的惨痛画卷。石中火的《沈园——爱情的墓园》是写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的,是古代悲剧,如今,这样的悲剧被金钱搞成了闹剧了。桂子的《椿树十年》也是写悲剧的,写一棵树的悲剧,一棵树丛小到大长了十年,反而对人的生活有了危害,就被砍掉了,是树的罪过?还是人的失误?孙本召《1983年夏天的狗》写的是狗的悲剧,人们突然发疯了,开始猛烈地打狗了,犹如1953年的全国打击麻雀运动,作者养的狗和小伙伴养的狗在那些日子被打死了,被屠杀的还有少年们的纯真的心灵。福建王清铭的《那些狗儿》的可贵之处是自我解剖,“有一点我敢确认,我们的暴戾本性就在这不经意间被恶毒地激发了。”
太行风的《来路,去路》有一种悲情氛围,写了生命的成长和困厄,写了对乡村生活的叛逆,写了矿井生活的不安全,也写了回归情结“我却不可救药地思念起藏在大山皱褶里的小村来,鼻孔里常常泛上小时候闻惯了的黄土味、青草味、汗腥味、草木腐殖质味、牛粪驴粪和羊屎味。脑子里也常常顽固地充斥着一个词汇:“回归”!”同样来自河北的杨柳小调也选取了医院素材,是现在进行时的男科医院的内幕。任何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毒瘤。毒瘤不是天生的,是意念和理念相结合并在适宜的环境内生长的。男科医院就产生我们当下的“性开放的热潮“中,男人或者女人得了性病,既担心,又害怕,为了治病,就不惜金钱代价,为此,“男科医院”应运而生。杨柳小调的文字介绍的是某一个男科医院的内幕,为了多挣钱,就要夸大宣传,因此,“些所谓的患者问答与疗效介绍,大多都是人为的炒作。很多疑问,都是自问自答。”还有,许多病人被医生夸大了病情,“听到过大学生为省生活费,自己割包皮的惊人事件”。在金钱至上的法则下,本来几颗麦丽素就能把民工的疾病治好,可“麦丽素的成本与利润也不可能酿造出足够一个医院生存的血液”。还有农民工在外打工期间如何解决性苦闷问题,在文里也有揭示……这些现实生活里的怪现象,真的是生活里的罂粟花,在这个时代开放得非常妖娆。杨柳小调的《盲牛》写的也是人生悲剧——弟弟的悲剧,弟弟出了车祸,弟弟的饭店关门了,弟弟在婚姻上遇到了难题,然后弟弟被骗婚,父母的无奈…….农村男青年的婚姻就是一座刀山!暮云开的《闯入者》也是写医院生活的,是写在医院的所见所闻,然而疾病的不可抗争性已经揭示,医院里的生活是特殊的生活,可以窥探到生命深层的秘密。
如果说刘亚荣和杨柳小调写的是一种生活的怪现象,写的是特定年代的悲剧,而江苏兆南写的则是身体的痛感。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业余写作者的“手的故事”,手的作用对生命是不言而喻的,主人公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写者,“主人无数次从睡梦中把手喊醒,用绳子捆绑着手坐进冰冷的书房里。主人命令手拒绝温暖的被窝,拒绝喧嚣的人群,独自上路,因为只有这样,手写出来的文字才会有人性的力度,社会的准则,生命的高度”,可是作品主人公的手,却遇到了灾难。一双健康的手,曾经赋予了主人公心灵手巧的特质,如今,“心灵手巧“这个词汇将要离作者远去…..围绕着手的写作线索,作者写了亲情的温馨,写了对健康的渴望,写了人在痛楚中的遐想,写了生命和手的关系以及生命的辛劳,写了疾病对人的折磨,也讴歌了另类和特立独行,“从不属于体制内的主流社会,更不代表谁,它只是长期的个体经验,以另类的经验之手整饬个体世界甚至整个世界”,总起来说,作者是把幸福作为参照系,去写一双病手的窘迫和未来的。
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去点评更多的朋友的散文,只好待下期了。笔者通过浏览近几个月的新散文观察论坛,发现跟帖的数量少了,人气比去年有所下降,有的朋友有所失落……笔者认为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文学是孤独的事业,一个坛子长期坚持纯文学和精品化,必然使得一些赶热闹的人感到失望,而文学和散文的希望恰恰在这样的安静的写作氛围之中产生的。笔者相信,坛子由于存在强大的内质,一定会吸引中国当下很多好的写者来坛子进行交流和砥砺,坛子的未来是光明的!
2016年8月于西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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