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男孩》：新鲜直切的田野气息

                           《工厂男孩》：新鲜直切的田野气息
                                                             楚些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及深化，乡土的空心化问题陡然涌到观察者和思考者的眼前。回家过年的情结进一步催发了相关的文字结晶。因此，最近几年，每逢年关过后，便有作于不同人之手的返乡笔记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迅速在民众中散播，并掀起不同层面的话语讨论。这些返乡笔记的作者有高校教师、在读博士、公司白领等，从文化身份上看，他们皆隶属于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返乡笔记类的调查报告何以蒸腾为高温事件？若再进一步剥离，我们还可发现，其实在返乡笔记成为热点之前，已经有不少的文学作者将笔触深入乡土空心化的主题之中，以至于在散文界盛行一句话，叫“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将这些问题并置于一起，那么，那些特别的因果也许就会浮出水面。在我看来，这些情况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人们已经对审美性地书写形成了疲劳或者排斥反应；其二，人们对真相的寻求已经从个案式的典型走向结构性的普遍；其三，情感性的共鸣潜隐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其爆发具备了大范围的感染性特征。而返乡笔记所具备的纪实性、由田野调查而来的实证性以及社会结构层面的本质揭示，恰恰满足了公众的求知心理和自我认同的心理诉求，并直接击中了时代和个人的痛点，也因此拥有了极大的社会凡响。
    田野调查作为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近些年来被吸纳到文学写作的框架之内，带来了更直观的审美冲击力。梁鸿的《梁庄》系列，郑小琼的《女工记》，丁燕的《工厂女孩》《工厂男孩》，等等，就是其中的典范作品。上述作品虽然皆归类于文学性书写的范畴，但无一例外地都具备某种社会学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散文的书写形式，这些作品皆借助了现实主义小说通常采用的“特征化”手法，以此越过个人经验的局限，进入群体生存现状的深处。
    通过《工厂男孩》的后记可知，作者丁燕为了写作此书，在接近两年的时间内（2014年1月-2015年12月）多次深入东莞樟木头镇的工厂路及电子厂，并进入女工宿舍成为普通宿舍内一个特别的房客，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对话以及实地观察的形式，像一个颇具耐心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刺入工厂路这一庞大而陌生的躯体内部。在繁多与杂乱的图景中，发掘到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纹路。于是有了这部近三十万字的纪实作品。马尔克斯曾说过：“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真相-真实-真理，如此逐级递升的台阶说明了真相与真实的不同。真相往往指向个别与当下，而真实则具备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特征。真相如同一个刑侦案件一般，重重迷雾中，一旦结果翻出牌面，从受众的层面，易于滑入昆德拉式的遗忘症的通道。毋宁说人们在寻找真相，不如说人们在追寻事物的结果。而真实所内蕴的相关人与社会的规律性的东西，在很长历史时间段内皆会被人们所咀嚼。秦历三世而亡是一个真相，而秦的暴政、王霸之术以及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奠定则是历史的真实。后世的诸多著作不停反刍的恰恰就是历史真实的东西。《工厂男孩》不单是为了揭示90后工厂男孩的生存现状这一真相，而是以这一群体为节点，发散到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交集层面，并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完整的空间内开掘工厂路的生存真实，以此勾画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发生碰撞后所飞溅出的碎屑。
    《工厂男孩》共分十二章，从作者的勘察路径上看，有空间地理的建构，其中包括男工宿舍、女工宿舍、工厂车间、马路、流动性摊贩、消费娱乐场所等；有性别及相应群体的勾勒，包括男工与女工，实习生，以及盘根错节的房东、店主、商贩等。有两代人之间隔阂的刻画，有男工、女工背后远方的绳索——乡土现实性的婚姻市场的指称。寄居、流动、迁徙、有序与混乱、生机勃勃与黯然凋零等矛盾对立的因素，构成了工厂地图的关键词。而规训作为内生性因素，贯穿于上述关键词的生长过程之中。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确立了微观权力机制为主导的规训体制，权力不仅指否定性的、禁止和压制的力量，尤其在规训社会中形成的监狱中对犯人的改造、军营里合格士兵的塑造、工厂里技术工人的生产、学校里对学生良好行为的规范等等，也使得权力本身有了生产和创造的功能，这也使得权力的运作是隐性的、可持续的而不是显性的。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离开了熔铸我们的权力关系，离开了评价和分析我们在权力关系中所扮角色的能力，人就无法给自己定位，我们也无法界定我们自己，也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了”。所谓规训化的社会是利用操作身体的政治技术，以生产、训练、培养、造就“驯服的身体”为基本目标形成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中的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家庭等就借鉴了全景敞视的监狱模式，一方面借助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一方面又借助于现代的科学管理――调查、测量、记录、检查等以维持和保障，生产出规训化的现代人。《工厂男孩》中，丁燕对工厂生产、作息流程中的诸多规训场景加以准确的定格，像保持8个小时以上站姿的生产场景及后续影响，还有像宿舍内被铁网包裹的风扇等细节，以及冲突事件发生后，众工人对代表资方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肃然。这些场景细节的后面，皆树立着一个隐约的规训机制。而自由意志与规训机制之间具有天然的对立性，为了摆脱规训机制留下的身体和心灵的创口，这些90后尚未完全成年的孩子，或者选择流动与迁徙，或者选择利用业余时间加以代偿，小饭馆，溜冰场，顺其自然成了代偿的场所，而特异的发型，充满性暗示的口腔语言等等，就成了代偿的直接表现形式。
    工厂路却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樟木头作为典型的珠三角依靠初级加工而繁荣的市镇，一面是工厂内部隶属现代性的规训机制，在工厂外围的区域，又有着传统乡村宗法制的拓展和延伸。电子厂门口来自河南的商贩，一家12口采取了封闭性的、家族性的经营法则就是其例。前现代与现代的混杂情景，给与90后工厂男孩群体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那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自我价值的迷惘。他们似乎能够辨识自己的前路，却又如此混沌，比如“技术”一词对他们的吸引力，比如他们不同于父母辈的劳动观和消费观，但又隐约觉得父母辈的现在就是他们的未来。总而言之，工厂路近似于诡异的奇形怪状，深刻地制约了这一方土地生活的人们，其中混合的图景，让人不觉想起《巴黎圣母院》中上流社会与地下乞丐社会的奇特糅合。
“工厂男孩，半推半就的漂泊与流浪”，这是写在《工厂男孩》封后页上的一句题辞。这句题辞直指社会现实与个体选择间的错位关系。
    除了田野调查必要的冷静和客观之外，丁燕在书写的过程中将自我的情感内在化，怀抱一颗理解之心，进入对象的内部纹理之中，确立不同个体的生活镜像。因为理解，所以有认知上的深透，有对时代夹缝中生活着的形色个体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