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八散文家印象记

                             甘肃散文八骏印象记
                                                 楚些
    19世纪的史达尔夫人及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师培，一中一西的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南北文学不同论。并分别就南欧和北欧，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因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在风格学上凸显的地域性要素，给出了相应的辨识和区分。实际上，“南”与“北”乃简约的地理概念，这一概念还可以逐级递减，形成更小的包围圈，比如甘南、陕北等地理标识。“地域性”要素对文学表现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必须放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展开讨论，就今天的境况而言，我的看法是这样，经济的一体化、信息的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地方-世界的认知框架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文学的地域性要素必然呈现出衰减的趋势。愈是地方的就愈是全国的，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类似命题的合法性根基已经趋入松散和动摇。
    当然，地域性和地理环境不可同日而语。地域性要素包括特定地理环境及由此衍生而出的饮食、语言、民风、民俗、礼法规制、信仰等，也包括人文成就、历史因袭、分封辖制、姓氏分布等。文学中的技术与思想，这两个特别关键的因素与地域性关联不大，但作品中的物质根基，却是由地域性提供的。作家的童年生活地域及方言体系，是其写作的出发点和基石所在，无疑构成了最初的母语式的深井。提及文学地域性话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台词在里面，即所谓的文学地域性，实际上是指小说的地域性，对于散文和诗歌这两个文体来讲，地域性要素无疑是弱化的，尤其是诗歌，几乎是一种反地域性的存在。
    甘肃文学有八骏之说，此次《金城》杂志推出甘肃八位散文作家的专题，可算做对“八骏”称呼的某种回应。作为西部省份，甘肃地处西北，距离政治、经济中心甚为遥远，但地理性要素与文学影响不可同日而语，甘肃文学在全国版图中，很显然处于较强的位置。就地域性而言，河西走廊，祁连雪山，大漠云烟，甘南的丰美，构成了差异性的一种繁多之美，至于人文胜景，敦煌一地即可名世。不过，恰如上文所言，地域性样貌与地方散文之间，并无应然的因果逻辑。比如小辑中的人邻散文与杨永康的《惊喜记》，就呈现出明显的去地域性的审美特征。《艺事》二题中第一题为人邻对日本中古时期诗与画的解读，其切入路径独树一帜，与同类作品差异甚大。目之所及，湖南的凌鹰对西方现代绘画的解读趋近热烈与奔放，而安徽胡竹峰对古典绘画的解读则是多重的，其中有性情的刻画，也有交游的情状。人邻的品画记则直接从审美形态进入，贯彻了“把艺术的东西交给艺术”的写作思路，因对象的冷寂，使得行文与意境皆趋于高冷。这对于不具备专业艺术修养的读者来说，一路读下来，几乎是一种折磨。不过，《艺事》的第二则，马上有了反转，借助川端康成的小说片断，茶道与器皿，物与人的关系得以透视。常道也好，非常道也好，所寄托的物欲的东西不免覆灭，就像文中母亲的死亡与女儿的出走，但在哲学层面，精神性的因素借助另一种生命气息得以存留。杨永康的《惊喜记》持续了其一贯的文体探索，一种破坏式的，解构式的文体探索。反经验性的叙述模式，杂糅了意识流、后现代的诸种技法，《惊喜记》呈现出博而汇通的审美特征。在这个文本中，作者重置了诸事物间的关系,并以多维的视角重新照亮熟悉而又陌生的生活片断。在这里,被剥皮的树,小毛驴,唱歌的小男孩,肥胖的人类身体,铁钉穿透的蝴蝶,木桶,溪水中的石头和白云,所有的所有,皆以碎片的形式生成。而碎片自身又生长出锋利,这些锋利的因子恰恰组合成了文学作品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与瑶族、瑶山的神秘关系不大,与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的生活却颇有关联。
    专题中还有另一极的存在，即地域性彰显的一面。马步升的《敦煌夜行记》，赵殷的《固城山野》，铁穆尔的《五色的马群》，以上三篇文章可归属其中。而在着色方面，又有着浅深的情况。《敦煌夜行记》以人文圣地为对象，夜晚的敦煌不是白日的敦煌的隐遁或者延伸，脱离了喧闹之后，敦煌回归到神秘的本体之中，所以，它会让人惊骇，而不仅仅是赞叹和敬畏。《固城山野》则向着民间信仰和香火进发。古老的祈雨仪式，野狐传说，地下银两的崇拜和守望等等，一种混杂的原始的气息将读者拖拽到怪力乱神、阴阳风水横行的村庄现实之中。不过，城镇化的浪潮最终摧毁了它的生存根基，土地的主体在人，离开了人的规模性存在，土地只不过是一方原野所在。铁穆尔的《五色的马群》在地域性标识上无疑着色最深，理由在于这个散文作品的独特性一直折射到思维深处，确立了一种不同于中原汉化的思维模式。文本讲述了维吾尔的一支辗转迁徙，落脚于祁连深山的故事。尽管作者使用了汉文展开书写，但文本中涌动的类史诗性的思维让人真正触及到西北之北，那些未被规训的，属于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人伦法则。从表层来看，是大量歌谣的进入，从深层来看，是超验性和经验性共同组成了某种历史真实。李城的三篇散文中，写仓央嘉措的一篇偏弱，《那个朝圣者》偏于写实，而《合掌纳木错》则是一篇颇具厚度的行走笔记，厚度的获取得益于大卫•妮尔和于式玉两位女性的藏区故事与“我”的脚印折叠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关西藏传奇的故事序列。敏洮舟是位比较年青的回族作家，但其多年跑长途大货车的经历为其写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在人与自然交换的关系层面，他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因此，三篇散文中，《冰火雀儿山》与《长途》两篇就显得尤其扎实。绝境或者困境中形成的故事反转，构成了天然的戏剧性因素，而相关人生，相关生命的张力，就内蕴于这种戏剧性情境之中。
    马步升的《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习习的《血牡丹另一种镌刻》，是两篇随笔作品。鸠摩罗什，法显，玄奘，三位高僧乃佛教东传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其舌头历火焰而不灭的传奇，无法用唯物主义哲学加以解释。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相关六组慧能肉身不朽的一个篇章，同样富于传奇性。类似如此的佛性的自明，也许维特根斯坦看的更为精准，他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这样的！”。这篇随笔真正用力的地方在于，借助鸠摩罗什的历经波劫，思考破戒、执迷与功德自满的相反相成的关系。比较之下，习习的随笔更加凸显的则是以女性的视角看世界。毕竟，女性的贞烈仅仅是历史的副本，正本在于。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行政机制的彻底朽坏。今天还在锦绣年华，明天就业已全家身灭，历史的漩涡里，掩藏了多么庞大而隐蔽的腐败与朽灭！
    从可读性和散文的品格来看，习习的《流徙》无疑是这一小辑中最为突出的一篇。也只有这一篇呈现出由内而外的勃发情势。其中有两个值得称道的地方，一个是对生活暗涌的捕捉能力和再现能力，一个是在文本节奏和情思勃发的掌控力层面，堪称一流水准。另外，在叙事推进和结构能力上，也做到了恰到好处。
    当然，这个小辑无法展现甘肃散文的全貌，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而言，第广龙，刘梅花，李新立，孟澄海，王选等作者，近几年皆有佳作问世。散文的后面是人，个体性越分明，对人的理解越深入，相应地，散文写作抵达的台阶就愈发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