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我心目中的“新散文”

邱华栋：我心目中的“新散文”

      目前有很多作家在通过阐释传统经典来写作，就叫“文化散文”，对此，我是有些看法的。
　　实际上，这些写作就是对《四书》《五经》的集注的集注的集注的集注的集注，意思真的不大。六十多年来，汉语散文有三次值得重视的起与落，一是成为“杨朔风格”的散文；二是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归来者”们的散文，叫“重放的鲜花”，出现了很多好散文；第三，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呈现出诸如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等一大批新散文家们的巨大贡献与冲击力，无论是作品还是理论，迥异于以往，开启了中国新散文的大幕。
　　而还有一批比之稍稍后起的一批散文家，用新散文的理念，贯穿了他们二三十年的写作，尽管他们的写作源泉各不相同，但在各自的域界里大气蔚然，形成了一种汉语散文的“中坚”力量。近年，北京写作圈里有一个关于新散文“四人帮”的比喻（有点玩笑），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和蒋蓝，几乎就是当下新散文的高峰时段。他们每人都有上百万字作品摆在那里。在祝勇的推动、阐释之下，这四位特异的散文家加上黑陶等等一二十位散文家，贯穿了近二十年的散文写作，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深入和持续。新散文家对汉语散文文体的开掘意义必将落地开花……另外，《人民文学》近年来力推“非虚构写作”，发表了不少前卫之作；还有“边地散文”，比如作家李娟、刘亮程的西域散文；还有“闺阁体散文”，作者多是80后、90后的女作家，纳兰妙殊、陆蓓容、沈书枝、张怡微等等，她们一般受过大学教育，题材就不局限于以往女性题材那点东西了，她们用非常细腻、独特的写作触觉来感知这个宏阔的世界。她们喜欢呆在家里冥想，写日本、台湾、写植物、写古典诗词背后的温情，文章充满柔媚气息，读者面广，影响也很大。
　　祝勇自从进入故宫博物院担任故宫学学者以来，依托故宫丰富的藏品和材料，对历史尤其是波诡云谲的晚清历史进行了一次富有文学意味的想象，如同他自己所言，要“做一个历史的侦探”，重新结构出一种他心目中的历史叙事。他的《故宫记》《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一系列散文、历史新著，就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
　　散文家张锐锋一直奔涌着他语言的洪流，展示了他生命意识极其磅礴、丰富而又细腻的表达。他的散文里，“乡村”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关键词，他的长篇散文《马车的影子》以及“河流”系列等等，我读得“几乎要崩溃”，散文写到这个与中长篇小说相抗衡的长度与深度，我要说，他写得真好。这是张锐锋的言路。　　  
　　蒋蓝是诗人，散文呈现出浓郁的西南地域性，“地方性知识”与诗人的个人经验相结合，另外还具有学者性的考据功夫，淬就出一种极具个人化的叙述。在非虚构之书《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里，又还体现出一部分小说家的“想象”，体现出一种综合写作的能力，作为一个比较全面的写作者，将散文的概念予以了大大拓展。这正如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将以前的“游记”，扩展为一种包罗万象的伟大的跨文体一样，他所到一处，一口气就写出二三十万字，他把置身的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个人视觉的梳理，这早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文了。记得恩达尔这样说过：“如果伊斯兰国家认真去读奈保尔关于那些地区的游记，他们会意识到作者关于伊斯兰的观点其实是非常委婉的……他（奈保尔）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批评，其特别之处在于他指出，伊斯兰文化与其他由占领者引进并占主流的文化有很多共性。”
　　2015年周晓枫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她通过女性敏感细腻的触觉，表达了个体的生命经验，尤其是那种对错位的时代让人不舒服的个人化抵抗，当然这种抵抗是以审美的方式来表达的。比如她对“贝壳”“铅笔”这类东西的着迷，她从庸常的世界里提炼文学纯金，脱颖而出，从而使她的文本获得了审美的价值。这是非常难得的散文品质，我真没想到散文还能写到这种程度。
　　当然，散文多元化不是场面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就在发生。老一辈散文家笔耕不缀，比如董桥还在写作，似乎具有“一种长效机制”。有一天我看到某散文家出版两本散文家，我说“你就是小董桥”，哪知道对方不高兴了，说“我就是我，与董桥没关系。”但董桥这类现象，还没有在西南地域里出现。中国大师级的现代作家里来自四川的很多，当时有一种四川传统。八九十年代四川文学最大的贡献主要在诗歌，这个谱系保持到了现在。但当代四川优秀的小说家均是个体，阿来、何大草、罗伟章、凸凹等等，像孤独的峨眉山一样独秀，没有形成一种群体实力。散文、随笔领域就更孤独了……
　　                                                     ——原载《四川文学》2015年10期“名家小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