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呼唤学者散文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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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散文只是丰盛的美的辞藻?因为它们缺少了对散文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思想底气、学养底蕴、学识储蓄、隽永见识、深邃思想、本色精神、人格力量———
“学者散文”,是著名学者、翻译家柳鸣九近些年来一直在主张和力挺的一个概念。2013年,他着手主编 《本色文丛》,明确提出以有作家文笔的学者与有学者底蕴的作家为约稿对象,以弘扬“学者散文”为主张。目前该丛书已出版了三辑,预计到今年年底可出齐四辑。
究竟什么是“学者散文”?“学者散文”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本期文艺百家刊发的这篇文章中,柳鸣九先生首次对此作出了较全面的说明与阐释。他表示,呼唤学者散文,目的是扭转当下散文写作流于技艺泛滥的风气,回归散文最初的功能。
———编者的话
某些欠于思想底蕴与学识修养的散文,即便有娴熟的艺术技巧、细腻的体验感受,也难为佳作
说到为文构章,我想起了卞之琳先生一句精彩的评语。那时我刚调进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作为他的助手,我有机会听到卞公指点年轻人对文章进行评议时的高论妙语。有一次他谈到一位年轻作者的时候,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评价说:“他很善于表达,可惜没什么可表达的”。说话风趣幽默,针砭入木三分。不论此评语是否完全准确,但他短短一语毕竟道出了为文成章的两大真谛:一是要有可供表达、值得表达的内容,二是要有善于表达的文笔,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两者具备,定是珠联璧合的佳作。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很朴素,甚至看起来算不上什么道理,但的的确确可谓为文成章的“真理”、当然之道。对散文写作,自亦不例外。
由于我所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散文名家以及外国文学中的散文作家,绝大部分都是创作者与学者两种身份相结合型的,要么是作家兼学者,要么就是有学者底蕴的作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自然形成我对于散文随笔中思想底蕴、学识修养、精神内容这些成分的重视。这样,往往容易对某些欠于思想底蕴与学识修养的作品,有不满足感、有欠缺感。这种作品即使是有娴熟的艺术技巧、细腻的体验感受而使人钦佩,但欠于思想底气、学养底蕴、学识储蓄、更缺隽永见识、深邃思想、本色精神、人格力量,恰巧是缺了对散文随笔而言的最重要的东西。当然,任何一篇散文作品是不可能没有思想、不可能不发表见解的,但思想见解缺少深度、力度、隽永与独特性,也就形同虚设。
以上这种情况已经露出了不妙的苗头,还有更帮倒忙的是艺术手段、表现技艺的喧宾夺主,甚至是技艺的泛滥。表现手段本来是件好事,但如果没有什么可表现的,或者表现的东西本身没有多少价值,没有什么力度与深度,甚至流于凡俗、流于庸俗、流于低俗的话,那么这种表现手段所起的作用就恰好适得其反了,反倒造成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粉饰作态、弄虚作假的结果,导致有些作品成为丰盛的美的辞藻,在我看来,美得有点过头,美得叫人应接不暇,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美得有点使人发腻。对此,我们虽然不能说这就是“善于表现,可惜没有什么好表现”,至少是“善于表现”与“可表现的”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甚至是严重失衡。
近几年来,我多多少少给人以在“力挺学者散文”的印象,是的! 我也的确是有目的地在“力挺学者散文”,这似乎是因为我自己涂鸦出来的散文,也被人归入学者散文之列,我自己当然也不敢妄自菲薄而不予认可,个人情况如此,而来力挺学者散文,岂不容易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不过,讲心里话,我倒真还不是为了这个小算盘,不是为了在文化领域里面讨生活,自己多一套碗筷,而是面对着散文的状态,出于自己的真实的文学认知而自认为不应不采取的一种文化态度。什么认知? 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文学史的认知,一个是文学实际情况的认知。
无论是中外,散文这一古老的文学物种,一开始就不是出于一种唯美的追求,不是为了纯粹抒情性、审美性的需要,而往往是由于实用的目的、认知的目的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外,散文这一古老的文学物种,一开始就不是出于一种唯美的追求,甚至不是出于一种对愉悦感的追求,不是为了纯粹抒情性、审美性的需要,而往往是由于实用的目的、认知的目的。
中国最古老的散文往往是出于祭祀,记述历史,甚至是发布公告等社会生活的需要,如果不是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就是带有很大的启示性、宣告性。这里,请容许我拉虎皮做大旗,且把中国最早的散文文集 《左传》 也列为学者散文类型,来为拙说张本。《左传》 中散文几乎都是叙事:记载历史、总结经验、表示见解,而最后呈现出心智的结晶。如 《曹刿论战》,从叙述历史背景到描写战争形式以及战役的过程,颇花了一些笔墨,最终就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不敢说曹刿就是个学者,或者是陆逊式的书生,但至少是个儒将。同样,《子产论政宽猛》也是叙述了历史背景,政治形势之后,致力于宣传这一高级形态的政治主张:“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之济宽,政是以和。”此一政治智慧乃出自仲尼之口,想必不会有人怀疑仲尼不是学者,而记述这一段历史事实与政治智慧的 《左传》 作者,不论是传说中的左丘明也好,还是妄猜中的杜预、刘歆也罢,这三人无一不是学者,而且就是儒家学者。
再看外国的文学史,且不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仅从近代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照射这个世界的历史时期说起,以欧美散文的祖师爷、开拓者,并实际上开辟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的几位大师为例:英国的培根,法国的蒙田,以及美国的爱默生,无一不是纯粹而又纯粹的学者。说他们仅是“学者散文”的祖师爷是不够的,他们干脆就是近代整个散文的祖师爷。几乎世界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在步他们的后尘。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才有艺术散文与学者散文的不同支流与风格。
这几位近代散文的开山祖师爷,他们写作散文的目的都很明确,不是为了抒情、不是为了休闲、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都是致力于说明问题,促进认知。培根与蒙田都是生活在欧洲历史的转变期、转型期,社会矛盾重重,现实状态极其复杂。在思想领域里,以宗教世界观为主体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逐渐失去其权威,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与宗教改革的要求,正冲击着旧的意识形态体系,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都是作为破旧立新的思想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都是力图修正与改造旧思想观念,复兴人类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建立全新的认知与知识体系。培根打破偶像、破除教条,颠覆经院哲学思想,提倡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观察与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他的散文几乎无不致力于说明与阐释,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认知角度,认知方法,充实人们的认知内容,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仅从其散文名篇的标题,即可看出其思想性、学术性与文化性,如 《论真理》 《论学习》 《论革新》 《论消费》 《论友谊》 《论死亡》 《论人之本心》 《论美》 《说园林》 《论愤怒》 《论虚荣》,等等。而且他所表述所宣示的无不是出自他自我深刻体会、深刻认知的真知灼见,而且,凝聚结晶为语言精练、意蕴隽永、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这便是培根警句式、格言式的散文形式与风格。
蒙田的整个散文写作,也几乎是完全围绕着“认知”这个问题打转,他致力于打开“认知”这道门、开辟“认知”这一条路,提供方方面面,种种类类“认知”的真知灼见。他把“认知”这个问题强调到这样一种高度,似乎“认知”就是人存在的最大必要性,最主要的存在内容,最首要的存在需求。他提出了一个警句式的名言:“我知道什么呢?”在法文中,这句话只有3个字,如此简短,但含义无穷无尽。他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对自我来说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对自我“知”的有无、对自我“知”的广度、“知”的深度、“知”的力度,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对自我“知”的满足,对自我“知”的权威,对自我“知”的武断、专横、粗暴、强加于人,提出了文质彬彬的、谦逊礼让的,但坚韧无比的、尖锐异常的挑战。如果以为这种质疑和挑战只是针对自我的、个人的蒙昧无知、混沌愚蠢、武断粗暴的话,那就太小看蒙田了,他的终极指向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观,经院哲学以及一切陈旧的意识形态。如此发力,可见法国人的智慧、机灵、巧妙、幽默、软里带硬、灵气十足,这样一个软绵绵的、谦让让的姿态,在当时,实际上是颠覆旧时代意识形态权威的一种宣示、一种口号,在以后几个世纪,则是对人类求知启蒙的启示与推动,直到20世纪,Que sais–je?这3个简单的法文字,仍然带有号召求知的寓意,在法国就被一套很有名的、以传播知识为宗旨的丛书,当作自己的旗号与标示。
在散文写作上,蒙田如果与培根有所不同,就在于他是把散文写作归依为“我知道什么呢?”这样一个哲理命题,不像培根旗帜鲜明地以打破偶像,破除教条为旗帜,以极力提倡一种直观世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认知论。但两人的不同,实际上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两人的“同”则是主要的,第一位的。致力于认知,提倡认知便是他们散文创作态度的根本相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笔下,他们的散文,几乎无一是写身边琐事,花木鱼虫,风花雪月,游山玩水,以及种种生活现象,几乎无一不是“说”、“论”、“谈”,而谈说的对象则是客观现实,社会事态、生活习俗、历史史实以及学问、哲理、文化、艺术、人性、人情、处世、行事、心理、趣味、时尚以及自我审视、自我剖析、自我表述等等,只不过在把所有这些认知转化为散文形式的时候,培根的特点是警句格言化,而蒙田的方式是论说与语态的哲理化。
学者散文最根本的特点与形态,简而言之,就是“言之有物”。这“物”是感受的结晶,认识的精髓,人生的积淀从中外文学史最早的散文经典不难看出,散文写作最初的宗旨,就是认识、认知。这种散文只可能出自学者之手,只可能出自有学养的人之手。如果这是学者散文在写作者的主观条件方面所必有的特点外,那么学者散文作为成品、作为产物,最根本的本质特点,存在形态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就是“言之有物”,而不是言之无物。这个物就是值得表现的内容,而不是不值得表现的内容,或者表现价值不多的内容,更不是“不知愁滋味而强说愁”的那种虚与无式的内容。总之,这物该是实而不虚、真而不假、厚而不浅、力而不弱,是感受的结晶,是认知的精髓,是人生的积淀,是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社会生活的至理。
我们所力挺的散文,是言之有物的散文,朴实自然的散文,真实贴切的散文,素面朝天的散文,真情实感的散文,本色人格的散文,思想隽永的散文,见识卓绝的散文。
我们之所以要力挺这样一种散文,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另立旗号,仅仅是因为在遍地开花的散文中,艳丽的、娇美的东西已经不少了;轻松的,欢快的,飘浮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完美的、理想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凡是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讲这些东西要不得。我完全尊重所有这些的存在权,我只是说“多了一点”。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少一点是无伤大雅的、是无损胜景的、是无碍热闹欢腾的。
然而相对来说,我们更需要明智的认知与坚持的定力,而这种生活态度,这种人格力量,只可能来自真实、自然、朴素、扎实、真挚、诚意、见识、学养、隽永、深刻、力度、广博、卓绝、独特、知性、学识等等这些精神素质,而这些精神素质,正是学者散文所心仪的,所乐于承载的。
“学者散文”,是著名学者、翻译家柳鸣九近些年来一直在主张和力挺的一个概念。2013年,他着手主编 《本色文丛》,明确提出以有作家文笔的学者与有学者底蕴的作家为约稿对象,以弘扬“学者散文”为主张。目前该丛书已出版了三辑,预计到今年年底可出齐四辑。
究竟什么是“学者散文”?“学者散文”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本期文艺百家刊发的这篇文章中,柳鸣九先生首次对此作出了较全面的说明与阐释。他表示,呼唤学者散文,目的是扭转当下散文写作流于技艺泛滥的风气,回归散文最初的功能。
———编者的话
某些欠于思想底蕴与学识修养的散文,即便有娴熟的艺术技巧、细腻的体验感受,也难为佳作
说到为文构章,我想起了卞之琳先生一句精彩的评语。那时我刚调进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作为他的助手,我有机会听到卞公指点年轻人对文章进行评议时的高论妙语。有一次他谈到一位年轻作者的时候,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评价说:“他很善于表达,可惜没什么可表达的”。说话风趣幽默,针砭入木三分。不论此评语是否完全准确,但他短短一语毕竟道出了为文成章的两大真谛:一是要有可供表达、值得表达的内容,二是要有善于表达的文笔,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两者具备,定是珠联璧合的佳作。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很朴素,甚至看起来算不上什么道理,但的的确确可谓为文成章的“真理”、当然之道。对散文写作,自亦不例外。
由于我所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散文名家以及外国文学中的散文作家,绝大部分都是创作者与学者两种身份相结合型的,要么是作家兼学者,要么就是有学者底蕴的作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自然形成我对于散文随笔中思想底蕴、学识修养、精神内容这些成分的重视。这样,往往容易对某些欠于思想底蕴与学识修养的作品,有不满足感、有欠缺感。这种作品即使是有娴熟的艺术技巧、细腻的体验感受而使人钦佩,但欠于思想底气、学养底蕴、学识储蓄、更缺隽永见识、深邃思想、本色精神、人格力量,恰巧是缺了对散文随笔而言的最重要的东西。当然,任何一篇散文作品是不可能没有思想、不可能不发表见解的,但思想见解缺少深度、力度、隽永与独特性,也就形同虚设。
以上这种情况已经露出了不妙的苗头,还有更帮倒忙的是艺术手段、表现技艺的喧宾夺主,甚至是技艺的泛滥。表现手段本来是件好事,但如果没有什么可表现的,或者表现的东西本身没有多少价值,没有什么力度与深度,甚至流于凡俗、流于庸俗、流于低俗的话,那么这种表现手段所起的作用就恰好适得其反了,反倒造成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粉饰作态、弄虚作假的结果,导致有些作品成为丰盛的美的辞藻,在我看来,美得有点过头,美得叫人应接不暇,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美得有点使人发腻。对此,我们虽然不能说这就是“善于表现,可惜没有什么好表现”,至少是“善于表现”与“可表现的”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甚至是严重失衡。
近几年来,我多多少少给人以在“力挺学者散文”的印象,是的! 我也的确是有目的地在“力挺学者散文”,这似乎是因为我自己涂鸦出来的散文,也被人归入学者散文之列,我自己当然也不敢妄自菲薄而不予认可,个人情况如此,而来力挺学者散文,岂不容易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不过,讲心里话,我倒真还不是为了这个小算盘,不是为了在文化领域里面讨生活,自己多一套碗筷,而是面对着散文的状态,出于自己的真实的文学认知而自认为不应不采取的一种文化态度。什么认知? 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文学史的认知,一个是文学实际情况的认知。
无论是中外,散文这一古老的文学物种,一开始就不是出于一种唯美的追求,不是为了纯粹抒情性、审美性的需要,而往往是由于实用的目的、认知的目的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外,散文这一古老的文学物种,一开始就不是出于一种唯美的追求,甚至不是出于一种对愉悦感的追求,不是为了纯粹抒情性、审美性的需要,而往往是由于实用的目的、认知的目的。
中国最古老的散文往往是出于祭祀,记述历史,甚至是发布公告等社会生活的需要,如果不是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就是带有很大的启示性、宣告性。这里,请容许我拉虎皮做大旗,且把中国最早的散文文集 《左传》 也列为学者散文类型,来为拙说张本。《左传》 中散文几乎都是叙事:记载历史、总结经验、表示见解,而最后呈现出心智的结晶。如 《曹刿论战》,从叙述历史背景到描写战争形式以及战役的过程,颇花了一些笔墨,最终就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不敢说曹刿就是个学者,或者是陆逊式的书生,但至少是个儒将。同样,《子产论政宽猛》也是叙述了历史背景,政治形势之后,致力于宣传这一高级形态的政治主张:“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之济宽,政是以和。”此一政治智慧乃出自仲尼之口,想必不会有人怀疑仲尼不是学者,而记述这一段历史事实与政治智慧的 《左传》 作者,不论是传说中的左丘明也好,还是妄猜中的杜预、刘歆也罢,这三人无一不是学者,而且就是儒家学者。
再看外国的文学史,且不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仅从近代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照射这个世界的历史时期说起,以欧美散文的祖师爷、开拓者,并实际上开辟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的几位大师为例:英国的培根,法国的蒙田,以及美国的爱默生,无一不是纯粹而又纯粹的学者。说他们仅是“学者散文”的祖师爷是不够的,他们干脆就是近代整个散文的祖师爷。几乎世界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在步他们的后尘。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才有艺术散文与学者散文的不同支流与风格。
这几位近代散文的开山祖师爷,他们写作散文的目的都很明确,不是为了抒情、不是为了休闲、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都是致力于说明问题,促进认知。培根与蒙田都是生活在欧洲历史的转变期、转型期,社会矛盾重重,现实状态极其复杂。在思想领域里,以宗教世界观为主体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逐渐失去其权威,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与宗教改革的要求,正冲击着旧的意识形态体系,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都是作为破旧立新的思想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都是力图修正与改造旧思想观念,复兴人类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建立全新的认知与知识体系。培根打破偶像、破除教条,颠覆经院哲学思想,提倡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观察与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他的散文几乎无不致力于说明与阐释,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认知角度,认知方法,充实人们的认知内容,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仅从其散文名篇的标题,即可看出其思想性、学术性与文化性,如 《论真理》 《论学习》 《论革新》 《论消费》 《论友谊》 《论死亡》 《论人之本心》 《论美》 《说园林》 《论愤怒》 《论虚荣》,等等。而且他所表述所宣示的无不是出自他自我深刻体会、深刻认知的真知灼见,而且,凝聚结晶为语言精练、意蕴隽永、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这便是培根警句式、格言式的散文形式与风格。
蒙田的整个散文写作,也几乎是完全围绕着“认知”这个问题打转,他致力于打开“认知”这道门、开辟“认知”这一条路,提供方方面面,种种类类“认知”的真知灼见。他把“认知”这个问题强调到这样一种高度,似乎“认知”就是人存在的最大必要性,最主要的存在内容,最首要的存在需求。他提出了一个警句式的名言:“我知道什么呢?”在法文中,这句话只有3个字,如此简短,但含义无穷无尽。他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对自我来说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对自我“知”的有无、对自我“知”的广度、“知”的深度、“知”的力度,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对自我“知”的满足,对自我“知”的权威,对自我“知”的武断、专横、粗暴、强加于人,提出了文质彬彬的、谦逊礼让的,但坚韧无比的、尖锐异常的挑战。如果以为这种质疑和挑战只是针对自我的、个人的蒙昧无知、混沌愚蠢、武断粗暴的话,那就太小看蒙田了,他的终极指向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观,经院哲学以及一切陈旧的意识形态。如此发力,可见法国人的智慧、机灵、巧妙、幽默、软里带硬、灵气十足,这样一个软绵绵的、谦让让的姿态,在当时,实际上是颠覆旧时代意识形态权威的一种宣示、一种口号,在以后几个世纪,则是对人类求知启蒙的启示与推动,直到20世纪,Que sais–je?这3个简单的法文字,仍然带有号召求知的寓意,在法国就被一套很有名的、以传播知识为宗旨的丛书,当作自己的旗号与标示。
在散文写作上,蒙田如果与培根有所不同,就在于他是把散文写作归依为“我知道什么呢?”这样一个哲理命题,不像培根旗帜鲜明地以打破偶像,破除教条为旗帜,以极力提倡一种直观世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认知论。但两人的不同,实际上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两人的“同”则是主要的,第一位的。致力于认知,提倡认知便是他们散文创作态度的根本相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笔下,他们的散文,几乎无一是写身边琐事,花木鱼虫,风花雪月,游山玩水,以及种种生活现象,几乎无一不是“说”、“论”、“谈”,而谈说的对象则是客观现实,社会事态、生活习俗、历史史实以及学问、哲理、文化、艺术、人性、人情、处世、行事、心理、趣味、时尚以及自我审视、自我剖析、自我表述等等,只不过在把所有这些认知转化为散文形式的时候,培根的特点是警句格言化,而蒙田的方式是论说与语态的哲理化。
学者散文最根本的特点与形态,简而言之,就是“言之有物”。这“物”是感受的结晶,认识的精髓,人生的积淀从中外文学史最早的散文经典不难看出,散文写作最初的宗旨,就是认识、认知。这种散文只可能出自学者之手,只可能出自有学养的人之手。如果这是学者散文在写作者的主观条件方面所必有的特点外,那么学者散文作为成品、作为产物,最根本的本质特点,存在形态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就是“言之有物”,而不是言之无物。这个物就是值得表现的内容,而不是不值得表现的内容,或者表现价值不多的内容,更不是“不知愁滋味而强说愁”的那种虚与无式的内容。总之,这物该是实而不虚、真而不假、厚而不浅、力而不弱,是感受的结晶,是认知的精髓,是人生的积淀,是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社会生活的至理。
我们所力挺的散文,是言之有物的散文,朴实自然的散文,真实贴切的散文,素面朝天的散文,真情实感的散文,本色人格的散文,思想隽永的散文,见识卓绝的散文。
我们之所以要力挺这样一种散文,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另立旗号,仅仅是因为在遍地开花的散文中,艳丽的、娇美的东西已经不少了;轻松的,欢快的,飘浮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完美的、理想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凡是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讲这些东西要不得。我完全尊重所有这些的存在权,我只是说“多了一点”。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少一点是无伤大雅的、是无损胜景的、是无碍热闹欢腾的。
然而相对来说,我们更需要明智的认知与坚持的定力,而这种生活态度,这种人格力量,只可能来自真实、自然、朴素、扎实、真挚、诚意、见识、学养、隽永、深刻、力度、广博、卓绝、独特、知性、学识等等这些精神素质,而这些精神素质,正是学者散文所心仪的,所乐于承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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