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河南散文综述

                                 2015年度中原散文扫描
                                                          刘军

    逝水无声,流年暗中转换。新的一年,时间的卷轴正依次打开,岁末年初之际,文学领域内各个门类、各种文体的去岁总结轮番上演。这里面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网络文学、童话作品等等,不同作者笔下,视角皆有所区别,形制上亦有观察、扫描、年度综述之差异。就散文来说,受制于从者众多、体式繁杂的基本生态,大到全国,小到地市,若想做到全面地把握,且抵达准确、客观、经脉分明之境地,着实难上加难。难度的形成,大概之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阅读数量和阅读视野方面难以得到保证。全国层面且不言之,就拿省份来说,每年刊发的作品保守估计也在几千篇以上,做到系统跟踪几无可能。而此处所提及的阅读视野,涉及能否兼容随笔、札记、序言后记、纪实篇章、博客文字、书信等等体式,能否从这些体式中发掘到隶属于散文文体的篇章,或者说发掘到散文之新的生长点所在。所有这一切对于作为个体的评论人而言,皆构成巨大的挑战。其二,评论者文体自觉意识的高度问题。此处的文体自觉意识对应着对文体演变、理论发展情况的熟悉度,通俗地讲,就是评论者是否带着发现的眼光,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文学现场。目前来看,小说领域内堪当大任者较多,而诗歌领域次之,至于散文,则和童话以及科幻小说一道,多少有点瑟瑟发抖的味道。尤其是近几年散文态势趋于平稳,思潮的鲜明性尚未得以确立的境况之下,前瞻性也好,理论归类也好,皆存在现实操作的难度。其三,共识的欠缺,即判断散文优劣的标准尚不明晰。什么是好散文?目前来看各说各话,孙绍振先生曾著文倡导回到秦汉古文的传统中,以确立散文的宽博和深度,贾平凹先生则推出“大散文”观念,意欲以文体的驳杂和汇通取得散文在气象品格上的拓展,而陈剑晖先生则主张确立散文的内在诗性机制,恢复散文的诗性正统。如斯等等,皆难以作为主体性标准进入到纷繁多样的写作实践中去。若生硬地去推行一个标准的建立,横扫固然痛快,然却易于造成摞砖砌墙成小院的局面,如此则会把众多的作品推到墙体之外,成为漂游的浮萍。评论者的偏好易于克服,评价标准也可端出,但其审美判断能否为大多数人信服则成了问题。而涉及具体操作层面,作品刊发的刊物等级,获奖情况,写作者的名头等这些标准之外的因素往往容易渗透进来,进而干扰个体性审美标准的确立。

    出于上述客观因素的制约,此次接到为年度河南散文年选写述评的任务,自然惴惴难安。需要说明的是,年选评述和年度综述尚有所不同,就笔者掌握的情况,部分中原散文名家在过去的一年皆有佳作问世,比如冯杰散文新著的出版,以及刊于《散文》《黄河文学》的作品,皆为力度之作。鱼禾刊于《人民文学》《莽原》《黄河文学》的新作,持续了其质高且高产的势头。耿占春《沙上的卜辞》系列以及隐形书写系列相继攻取《人民文学》《四川文学》《十月》《文学报》等主要阵地,即使放眼全国,亦为思想随笔类高峰写作所在。鲁奖获得者郑彦英也处于勤奋高产的情况。平顶山的曲令敏女士则在这一年推出其书写地方水文的力作。寓居外省的艾云和梁鸿亦成绩斐然。在此仅举数例,或许有些疏漏,以上所列,皆为中原散文写作成绩获得之一部分。上述作品再加上本次年选中涉及的诸家之作,基本上构成了2015年河南散文写作的概貌。

    散文作为文类之母,在华夏文化体系内不独源远流长,且奉献了诸多黄钟大吕之声,打开古典的辞章地图,常有高山流水、空山绝响扑面而来。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当仁不让地成为构筑民族文学自信的基石之一。近世以来,小说成为主要文体,逐渐取代了散文的辉煌地位,但散文在保存自我的体温,言说心性,认知并确立自我等方面,依然具备不可取代的特性。此次,省作协、省文学院首次推出散文年选,不仅有着不同文体之间均衡发展的考虑,对于“小说大省”态势下相当较弱的散文写作局面,对于处在零散性状态下的中原散文,无疑是一次极大地激励和提升。考虑到综述自身的风险性,在保持自我阅读的初发芙蓉之感的前提下,为了预防年度综述演化为表扬名单,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我的阅读意见仅仅针对具体文本自身,审美论断也并非指向其人其文,切盼诸君谨记。

   展卷阅读的过程中,首先给我带来惊喜(因为陌生所以惊喜)的是石淑芳、唐兴顺两位作者。石淑芳《镰刀的虚空》(刊于《延安文学》)两章,乃至真至纯、至情至性之作,庄子曾言:“不精不诚,不足以动人!”,斯言于散文文体,甚佳!其实就语言的穿透力以及苦难叙述的深度来说,这篇散文很难说抵达了某种极致的锋利。这篇散文讲述了在一片灰暗现实下自我的成长经历,因为足够的坚韧才避免了命定的空壳化。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见多了像“兰草”、“婆婆”这样的女性,也没有放弃生命中独特而卓绝的那份骚动,始终忠于自己的本色,忠于自我的内心。不虚美,不隐恶,即为真纯,因此,《镰刀的虚空》一篇实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作。唐兴顺《太行山之水》(《四川文学》第六期》)一篇,乃参悟之作,掩卷之后,有暮色四合,莽莽苍苍之感。作者对山水的领悟并非空泛,而是附着于一条溪流之上,其接续的是老庄、苏子、王阳明等大哲的路子,气象森严又不失灵动飞舞。文本中的几个句子,颇令人惊艳,如“可是流水还始终在你的脚下亮着”句,如“此时的路恰如一把很深的弓”句,不多不少,恰切地安放在平实的叙述语句之中。散文中这样飞翔的语句不宜过多,理想的形态为就着山石曲折,随物而赋形。当然,作者在此文中注入的并非泛泛的哲理之悟,而是将肉体和心灵同时带入现场,体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之曼妙。不过,此文的结尾陡然转入流俗,富贵之人凭借金钱凿空山水,而作者竟然将之引入到山水与金钱合谋的路子上,颇令人奇怪!

    此次年选中选入了三篇本省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篇章。分别为安庆的《小姐妹》(原发于河南日报后刊于16年的《散文》),秦湄毳的《跟亲爱的矿工们一起吃碗面》,阿慧的《棉花朵朵开》。之所以将此三篇文章单独拎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写作存在着某种共性,存在一条谁都没有跨过去的沟坎。三篇作品皆呈现出单线条叙述的特点,在自我体温与认知水准的提供上皆趋于某种单面性。他们的写作,过滤掉了日常现实中中性的部分,混沌的部分,而集中于真善美的流光掠影之上。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无难度的写作范式,但因为自身写作实力的存在,也避免了无效写作的发生。对于我个人而言,丝毫不怀疑他们有热度、赤诚的进入姿态和写作立场,比如安庆对失孤儿童的怜悯与救助,秦湄毳对矿工乐观精神的洞察,阿慧对摘棉工人勤劳耐苦品性的推举。写作的场域,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处理(吴宓语),如何撇开主题的框架,进入文学性打磨的深耕状态,方为文学之康庄大道。

    此次结集的年选共分三辑。第一辑为情感类文章,此类文章中,石淑芳散文之真切前面已有论述。贾志红《一张报纸》(《牡丹》七期)文虽短小,却注入了饱满的情思。作者以幼时经历为切入点,写到了成长过程中三名角色不同的女性,班主任、祖母、与祖母形成紧张对峙关系的谭奶奶。幼年的她并非乖巧地游走于三位女性之间,而是以早慧的眼睛注视那些细微的伤口,注视锋利的时间雕刻出的伤感,并以自我多思多情的笔触抚慰它们的存在。这是一篇温婉动人的美文,与阅读市场上鱼目混珠之美文不可同日而语。回首来时路,几乎所有人的人生皆横亘着或粗粝或皲裂的伤口,对于它们,人们往往自动选择昆德拉所言的故意的遗忘,而非轻轻地抚平,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易说出的词汇,却非人人去主动深入的情感。薛峰的《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莽原》二期),与近几年亲情散文的新动向不谋而合,作者避开了仰视的视角以及去烟火气的情感处理方式,而是将长辈们作为真正的他者展开立体的书写,他们的困,他们的痛,他们性格的粗糙抑或情感心理时空的试错行为,皆秉笔直书,而情感的投射附着于真实的血肉后面,因为有细节,有切实的场景的支撑,所以情感逻辑形态分明。稍微有点遗憾的是,这篇散文的结尾处逆水行舟,步入曲终奏雅的老套之中。《王村记事》(《草原》三期)的作者田启彩,为民刊《向度》的主编,在物质主义冲毁堤岸的今天,恪守理想主义和诚挚的文学情怀,不计利害得失地去推动文学在底层的涌动。苏格拉底曾坦率地承认,利害得失无动于衷的追求即为善。其人如兰,这也决定了其情怀的关切不囿于家庭、家族的取向,而是以王村为特征化对象,书写中原村庄人事凋零的现状。其中一向唯唯诺诺的父亲形象经过简笔勾勒,尤其鲜明。不过,这篇散文在各个小节的内在气韵和节奏上存在自我重复的现象,进而影响到作品艺术性的提升。仝真真的《童年凶猛》引入了小说的笔法,新颖度具备,但模仿的痕迹依然显明。前辈作家刘学林的《思念并为随时间而逝》(《莽原》四期),作为回忆性散文,以母亲的教诲为主线,提炼出乡土文化框架下底层百姓身上凝聚的良善与信义品格。至于其他情感类篇章,笔法上的老套与情思的单薄则较为突出。

    第二卷为行走类文字,计二十五篇,近十万字。作家乔叶的《桂花引》(《文汇报》),以近在咫尺的桂花之香为切入口,轻灵通脱,文思隽永,结尾处对桂花叶片之上尘灰的谅解与坦然,大有深意在里面。这一类文字,除了上述言及的唐兴顺之外,张运涛的《向城市》(《广西文学》三期)丰厚结实,将城乡二元结构下乡下孩子对城市的向望情结刻画得层林尽染,乡镇-县城-省城-京城-国外的行走线路图中,不忘初心,不讳言自我此时此在的真实体温。因为这体温足够逼真,所以会形成画面,并轻易地将读者带入到那些已被定格的时间之中,进而搅动一番涟漪。王新华的《最后的行走》(《黄河文学》1期),以“我”和“冯”的初次打工经历为基点,展开跨度的叙述。打工生活的辗转与艰辛,“我”的飘零与无措,“冯”的败走和迅速衰老,皆兼容进来。城乡游走也好,固守村庄也好,人们的无奈和酸楚却本真如一。这里特别说明一下,王新华作为中原民间散文的优秀作者,其散文作品在我看来,归类于打工文学不大合适,因为其系列作品中,皆潜藏着家园守望的情结。祖克慰的《鹰之死》(《山花》九期),不同于其动物题材的其他篇章,在此之前的系列写作避开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确立了更为宽广的生命意识,作品中充溢着强烈的自我反思色彩。而《鹰之死》则呈现出大生命观与人世冷暖两相交融的色彩。其中重点开掘的为青年时代的爱恋关系,执情强物所引发的命运倒转,促发作者使用文字将自我定格在砧板之上。散文写到自我解剖的层面,就到了动真格的境地。王剑冰先生的《古道秋风》两章(分别刊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字如行云流水,该亮丽处亮丽,该湍急处湍急,再结合自我深入的文史解读功夫,使得其旅行文字区别于一般的旅游散文。旅游散文近些年来之所以步入死胡同,在我的理解,要么死于情真的欠缺,要么死于知识堆砌而造成的认知的欠缺。王俊义的《村庄很远》(《躬耕》四期)以及毅剑的《一字排开》(《地火》三期),是否采取了散文诗的格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词语的繁华最终淹没了语言本身,泛滥的词语洪流之后,最终落下的是虚空。这也提醒其他散文作者,才华的恣肆为双刃剑,处置不当易割伤自我。寇洵的《故里三题》(《鸭绿江》三期),为传统写法下的传统主题处理方式,好在作者将情感和身段压的很低很低,致力于淡雅中有味的开掘。得益于技巧的圆熟和处理的恰切,使得这篇作品具备了中上之资的水准。

    历史文化类散文在年选中所占比重最小,计15篇5万余字。评论家何弘的《小柱头,水浒及职业看书》(《大河报》),看似谈读书,实则大不然。里面夹杂着吐槽、自我解构、阅读经验、童年感怀等多重经验,分享的姿态和反讽的手法使得这篇短小的随笔趣味盎然。作家墨白的《生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山花》七期),将小说人物的精神困境与自我成长历程中的困境叠压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局面。这种互文性的写法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是鲜见的,因此激发了我自身的强烈阅读欲望。文学阅读与科学研究在面对高新尖的对象面前,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可以激发观者原初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当然,只有拥有足够丰富的经历以及足够宽阔的阅读,“我”的故事和他者的故事才会相互激荡,相互交融,这个时候,作为个体的我们才会如作者笔下的西斯托•罗德里格兹一样,坦然地面对苦难与人生的错位,并与它们达成和解。和解是很难做到的,和解不是一种语言表达,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业已内化的情怀。胡亚才的《1929年的那次比武》(《民族文学》十一期)读来跌宕起伏,借助扎实的叙事功夫,不仅将三场比武讲述得风生水起,更重要的作者要从这一民间口述史下华彩篇章中发掘真正的武学之道。陶阿訇与今空大师之间,既是对象,亦为师友,他们之间即使不发一言,但通过武术动作和细节皆读懂了对方的内心,今空大师后来的北去与壮烈即为例证。武学之道当然不在胜负,而在于对生命的大悲悯,对于后学的呵护与触发。也只有这种武学之道才会越过具体的人事,越过不同民族的界限,进入文化传承的主脉络之中。陈峻峰的《幸与不幸:不惟城市的话题》(民刊《向度》七期),借助李长声的写域外的随笔,越过老城及相关文化保护的层面,思考当下纯文学的生存困境。尽管没有给出终极的答案,但这种自问的提法却凸显出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反思的认真。张艳庭作为中原80后散文写作群体中的佼佼者,凭借一向扎实的文史阅读,建立其散文作品长于思辨的特色。《民间故宫的华丽与哀愁》(《山东文学》九期),游记模式下其实潜藏着对一座古老宅院的深层解读。大院对人性的禁锢,大院的沉浮与权力的依附间的依附关系,皆让观者发出历史的浩叹。

    中原为文化的根系、乡土的重镇所在,大转型的时代里,如何通过散文的笔触勾描我们的乡愁, 安置彼此的文化守望,同时迎着现代性的潮流,书写灵魂深处的动荡和思考,这是摆在每个中原散文作者面前的任务。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