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才散文评论

                             《水的血脉》：剑胆琴心，气盛言宜
                                             ——胡亚才散文的一种读法
                                                                     刘军
    西哲中有真理等同于事功的说辞，而在儒家文化为基本底色的东方观念体系中，实用主义色彩和实践性品格无疑强化了文人士大夫事功层面的强烈诉求。卧薪尝胆，闻鸡起舞类的故事，作为励志宝典定格在一代一代人的观念传承之中。为了达到事功的目的，古典文化发展出一系列的理论辨别体系，以此规训个体修为的内涵，设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坚固的道统之下，为文之道也被深深地打上修身的烙印。致力于文道合一的古文大家韩退之在《答李翊书》中曾提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言宜之说由此而滥觞，所谓气盛言宜，指的是作家的道德修养与精神人格的高拔之境与为文之道的切合。气盛言宜之说与孟子的养气之说乃上游和中游相似的航标，伫立于文学、文化的航道之上，奠定并充实了“文如其人”之说的逻辑基础。
    “文如其人”当然是个模糊性命题，严格意义上，很难以实证的方式确定下来。两汉的杨雄，当代的钱钟书，对这个命题就曾提出过充分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如其人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人们口耳相传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而已，仅作为个别性的事实而存在。在道统隐微，形式被赋予独立审美内涵的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之中，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亮光则愈发微弱。不过，假如作家主体的精神气质足够独特，气场足够强大，那么相应地，倒映在文本中的作家人格投射力量也异常鲜明。不可否认的是，由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构成的文学不同序列的排列组合之中，始终存在着作家主体性鲜明的一个支脉，善良真诚的巴金是一个，走颂圣路线的郭沫若是一个，孤绝如崖间苍松的张承志则更为典型。
    文学即人学，散文则尤甚，毕竟，在传达自我的成长经验，呈现自我的生活史，以及坦露自我的心迹方面，散文这个文体无限趋近于真我、本我的面目。近日，安然于书桌前阅读胡亚才的散文新著《水的血脉》，掩卷之际，脑海里陡然翻转出气盛言宜四个大字。在这部散文集子中，作家自身的性格张力、情怀气质等主体性要素，与笔力、才识等文本要素，如同两道铁轨，形成一种独有的并峙局面。这种超文本之外的感受性因素，在我多年来的散文阅读经验中极为鲜见。
    中原本土，就文体分布而言，小说强而散文弱的局面，比之近邻诸省份更为显著。不过，就河南本省中青一代散文群体而言，近些年呈奋发之势，郑州的冯杰、鱼禾，安阳的唐兴顺，洛阳的贾志红，三门峡的郑毅、石淑芳，南阳的祖克慰，周口的阿慧，信阳的胡亚才、王新华，焦作的张艳庭，以上诸位，风格体式各异，但在上升路上皆为攀登的姿势。其中胡亚才与阿慧还拥有回族作家的身份，他们也是中原大地上两位优异的少数民族作者。胡亚才来自水乡信阳固始县，名相孙叔敖的属国所在。如果说本省范围内信阳文学界活力十足、氛围雅正的话，那么，固始作为县级区域所在，其文学艺术氛围之浓郁，则堪称表率，这里有县级的散文学会，以及学会刊物，有以往流镇而命名的往流作家群，有阵容强大的书法家群体。当然，这一区域内的文学写作，似乎与散文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从固始本土走出的两位，致力于根亲文化书写的陈峻峰，与擅长乡土叙事的胡亚才，皆以散文写作名噪于本省。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重点扶持项目的成果，《水的血脉》全书计22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2月版。集子的主体构成部分为家族叙事，并辅之以故乡石佛镇系列故事，形成相对完整的小镇故事序列，所包含的人物、人事、物事三个基本要素皆风生水起、情态分明。以小镇或者村落聚居地为叙事基点的散文系列写作，在当下并不鲜见。如江西作家傅菲笔下的上饶系列，江苏作家庞培笔下的江南小镇，云南作家李达伟笔下的潞江坝系列，山东作家盛文强笔下的半岛系列，等等，以风情画卷的形式夯实地方志书写的内容。而诉诸于中原腹地，系列写作也曾有之，而以小镇为基点，以点带面地写出主体对地方历史、人文、地理、伦理等要素的深入体察与系列思考，《水的血脉》无疑是一个典范的文本。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与散文中的小镇叙事在开掘向度上往往大有不同，尤其是在处理跨年代的叙事层面，时移事迁、质文代变的境况下，小说侧重于考察制度性因素对人心、人性的囚禁与控制，而散文则侧重挖掘文化观念对人情、人伦的浸染与化约。胡亚才笔下的石佛系列，当然也触及到了变的因素，诸如水文、环境、社会关系的代变，但更重要的托举则是不变的因子，这不变，就是从太祖父身上遗传下来的，至“我本人”，至下一代，以“举人锦”为表征的对文化知识的诉求与敬畏，以祖母、陶氏阿訇为表征的人与人之间的宽厚与博爱。知识的美德与人伦的美德相互交织，构筑了基本的地方文化传承序列，作家本人则是这个序列的洞见者和讲述者。
    集子的第一篇名为《老家》，述及作家与故土的亲缘关系，注重从人文地理层面对老家石佛镇展开扫描，包括镇子名称的由来，街道布局，族群分布，人情关系等等，皆有相关陈述。看上去，更像是全书的引子。从第二篇《出逃南京》开始，作家集中笔墨切入到家族叙事主题之中，时间跨度上从19世纪中期延续至今，勾勒的人物群像有太祖父、曾祖父、大爷、祖父、祖母、母亲、表奶、陶阿訇等人，他们与“我”或者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或者虽无血缘，却有至深的亲缘，彼此的血脉已经紧紧相连。作为流居石佛镇的一个特殊回族家庭，除了教义的虔诚之外，几代人的精神传承如水的血脉，不可隔断。太祖父作为一个精神符号，怀揣举人锦从南京出逃，躲避战祸，历经艰险，最终扎根于石佛这一中原小镇，在世事动荡之中，恪守一颗底层知识分子的本心，归宗的教义，知识的敬畏，互助友爱的儒家人伦，律己的规范，粘合在一起，落定成不变的祖训，并演化为君子之道，迁延于家族香火的延续之中。曾祖父的弃商从教，与道同者创办古兰书屋，成就地方教育的新事业，乃花开一朵。大爷在青春韶华的年龄矢志不渝地立下朝圣的决心，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也是花开一朵，祖母的慈祥与悲悯，更是绚烂之极。系列故事的背后，读者可以洞见独善与兼济的儒家思想在家族史中强大的生命投射能力。正所谓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作家开掘出这些陈年旧事，不单单是致敬于祖上，其隐在的指向在于试图剥落文明传承的密码，找见一方水土之下人文精神的走向。作为家族叙事的延伸，《1929年的那次比武》《老李对两个半历史人物的看法》等篇章，则为地方人物志的书写范式。尤其是叙述比武的篇章，不愧为作家近几年完成的精品之一，故事流利生动，结构错落有致，人物精神特性的钩沉准确有力。这篇散文借助扎实的叙事功夫,不仅将三场比武讲述得风生水起,更重要的作者要从这一民间口述史下华彩篇章中发掘真正的武学之道。陶阿訇与今空大师之间,既是对象,亦为师友,他们之间即使不发一言,但通过武术动作和细节皆读懂了对方的内心,今空大师后来的北去与壮烈即为例证。武学之道当然不在胜负,而在于对生命的大悲悯,对于后学的呵护与触发。也只有这种武学之道才会越过具体的人事,越过不同民族的界限,进入文化传承的主脉络之中。
    《水的血脉》中共收录了21篇散文，多数篇章在万字上下的规模。长散文考量的是作家掌控叙事进度的速率以及结构的能力，也许是刚性为文之因，使得集子中诸多作品在内在气韵和节奏上出现了质胜于文的情况。质胜文则野，过于刚性地陈述，会促使文章的气韵在一个水平线上运行，缺乏必要的变化，所谓水平为镜，水波荡漾涟漪泛起则为曲线之美。气韵的同一性又影响到了结构上的起伏错落，如何做到刚柔并济，并合理地剪裁叙事段落，这是作家今后需要直面的问题。苏轼提出的行云流水以及随物赋形的审美判断标准，应用到当下的散文创作，依然行之有效。另外一个方面，源于作品主体性色彩鲜明之故，作家自身常常冲锋在前，在情思传达上前倾的姿态过于明显，也影响到了散文自身的内蕴性审美品质，毕竟，言志、抒情并不等于直接议论。正所谓“山欲之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
    回到气盛言宜这个话题上来。《水的血脉》从行文、情感传达、主题呈现这些层面来看，皆符合姚鼐提出的阳刚之美的范畴。文以气为主，作品中充溢的阳刚之美，则由作家本人的气质特性所支撑。胡亚才本人自幼年开始习武，这在作家圈里非常少见，其人生经历也照应了有志者的生活旅程，更重要的是，多年的内修及律己，历练了其如颜真卿般方正、刚正的独特心性与气质，这一精神特性投射到作品中，自然形成英朗勃发的气质，也确立了为文群峰林立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