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真而立，向本而生（马慧娟散文集序言）

            惟真而立，向本而生
                         楚些
    1958年，胡适先生在台北举办的一次文艺大会上做特别致辞，题目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致辞以相当的篇幅回顾了他早年提出的文学革命论调，并指出：“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是双重的演变，双重的进化，双重的文学，两条路子。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上层文学呢？可以说是贵族文学，文人的文学，私人的文学，贵族的朝廷上的文学。大部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毫无价值的死文学，模仿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这是上层的文学。但是，同时在这一千年当中，无论哪个时代：汉朝、三国、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到现在，有一个所谓下层的文艺。下层文艺是什么呢？是老百姓的文学。是活的文艺，是用白话写的文艺，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文艺。”将民间文学传统纳入到文学史的视野中来，这就是胡适那一辈五四前贤的过人之处。 除了胡适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陈独秀、鲁迅、郑振铎等人在推举民间文学，推进民间文学研究等层面之居功至伟！正是源于他们对文学史的重塑，使得传奇、志怪、词曲、白话演义等文学之“小道”，正式入驻到殿堂里，成为文学、文化的基本水源地所在。
    鼎革之后，民间文学或者民间作者的推举与发掘进入了别一种通道之中，出于阶级性的考虑以及国家主义的诉求，大批民间作者被无限推高，最终的结果却是“力不足，中道而废！”。这种违背文艺基本规律的做法也是文艺界拨乱反正之后反思的重点之一。新时期以来，精英文化兴起，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文学的话语权依然被牢固地掌握在一大批受过训练，拥有知识主义背景的作家手中。民间作者或者民间写作进入幽暗的通道之中，默然而写，默然消失，成为绝大多数民间写作者的共同命运。在此可试举一例，山东作家张炜在挂职龙口市之际，曾就地方文学的繁荣推出诸多举措，如同被注入强心剂一样，龙口地方文学一时彩霞满天，单是诗人（其中很多诗人皆是农民身份）数量就已过千，年出版诗集百部以上。如今回过头来再论此事，就会注意到如下几个结果：其一、地方文学的繁荣不代表整个民间写作的繁荣，这种繁荣归功于拔苗的一种结果，距离写作的自觉性尚远；其二、繁荣和成果呈现一种不对等关系，毋庸置疑的是，那么多民间写作的成果的背后，热情固然可贵，但他们的写作难以真正进入当代文学的场域，更不用说文学的经典化了；其三、发声和交流呈现出封闭性的特征，难以越过地方性框架，尤为关键之处在于，这种潮流和势头缺乏持续性，不言政治经济层面的宏观影响，单是微商兴起或者地下六合彩的兴盛，就足以摧毁地方文学繁荣的基础。
近二十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商业因素的渗透，在文学话语层面，主流意识形态、知识精英、媒介力量三分天下，而民间立场愈发边缘和退化，其话语权力全面遭受压制。而民间写作虽然在其他话语的挤压下，空间愈发逼仄，但因其自身具备的自发性诉求、至上性信念，有效维护了文学存在的纯粹性，而纯粹性因素恰恰构成了文学合法性的根基。所谓民间写作，指向一种写作状态和价值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写作经历。诸多成名成家的作家，皆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偏安小城的路遥是如此，饱受退稿烦扰的贾平凹也是如此。
    就散文领域而言，所潜藏的民间写作者可谓汹涌，毕竟，散文写作容易上手，虽然难以工之，却如王国维所言，易学而。与诗歌、小说、戏剧这些文体相比，散文话语对于语言的突出不设置过高的门槛，家常话就足以营造有温度的、湿润的话语现场。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媒介之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生态。自媒体载体的多元与方便为民间写作提供了难以想象的自由空间，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载体推波助澜，诸多无心之作乍暖还寒间进入文学书写的阵营。边缘-中心，底层-体制，类似这样的传统式写作秩序正大规模地解体，“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松散性文学江湖正规模化生成。江湖无所谓远近，自发性为统一的着色，自由度则构成了各自的标签。2001年，美国学者米勒曾提出了“文学是否面临终结”之问，因为文学江湖的自由性存在，我对文学的未来并不悲观。一位农场主的女儿，艾丽丝•门罗，能够步入文学殿堂的深远之境。那么，补鞋匠、盲人、采矿工人、按摩师、推销员等等，一旦拥有了言说的冲动，洞见了人性的幽微，同样可以在文学的江湖里畅游。如雅斯贝尔斯所言：“人类并不仅仅由我们同代人代表，但同代人能够我们带来震动。”
客观而言，大量的民间写作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刊物也好，协会也好，评奖机制也好，他们皆没有耐心等待民间作者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偶然迸发的自由精神也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在跟踪性的散文评论极度缺席的境况之下，大批的民间写作者被固化在“他者”的世界里。他们是构成金字塔基座的部分，因为向上一路的路途基本被阻断，使得同样从事散文写作的他们与成名散文作家之间分属于两个世界。如同流水落花，缘生缘灭。
    民间散文写作地图上，来自宁夏的马慧娟（笔名溪风）因其可贵的虔诚态度和勤奋度，近期引起了媒体和散文同仁的关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仅仅依靠一部老式手机，通过字母按键的形式，她写出了超过五十万字的散文作品。《黄河文学》《朔风》两家刊物在最近三年陆续推出其散文新作。这部名为《溪风絮语》的集子收录了她的近二十万字的作品。作为自我辨识度极高的文体，散文在切入经验、记录日常生活的直接性上，在传达个性和展示自我体温方面，特征分明。马慧娟来自一个叫红寺堡的地方，一处苦寒的西北之所，对于地方的风俗、山川风物、水文历史，《溪风絮语》一书中并未做更多的逗留，而是将大量的笔触投向生活流层面的勾勒之上。“我”的打零工生活，姐妹们的劳动形态，儿子与闺女，牲畜们，村邻的日常，构成了这部书的叙述主体。
    作为真实记录日常生活点滴的散文集子，马慧娟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从自发到自如的转折之中。这部集子收录的早期的作品，如《随笔》《随笔几则》等篇章，偏重于记录性和真实性要素，而到了《野地》《被风吹过的夏天》这些最新写就的作品中，场景叙事的进入，叙事节奏的起伏度，人与物的融合，叙事跨度的建立，等等，这些标志着叙述自如或者说自觉性叙述的要素皆树立起来，如远山之起伏。很显然，叙事自如的背后其实内隐着某种完整性要素，意味着在认知自我和确立自我的层面，不单是从自我生存经验或者心理经验出发，而是通过重新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去观照自我，理解生活。恰如歌德所言及的那样，艺术要通过一个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界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
马尔库塞曾将劳动视为救赎西方文明病态的必由之路。这种哲学的论调显然不适合农业并不发达的东方偏远之地。作为一个普通农民，马慧娟所从事的农业劳动，强度之高，体力透支程度，超负荷的运转方式，在其笔下皆得到准确的呈现。中国虽然为农业大国，农业古国，但是文学中的稼穑传统却始终处于暗哑的状态之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生存压力之下的劳动强度以及礼不下庶人的文化结构。除了喂养家庭的牲畜，从事小家庭的生产劳动之外，为了改善生活的水平，作为书写者的马慧娟依然保持了朴素、勤劳、耐力极强的农民本色，她也将诸多业余时间投入到打零工的生活中去。可贵地是，书写过程中，她能够超越利害算计、家长里短的层面，将情感置于平和之境中，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将笔触延伸到对劳动过程中明亮细节的开掘之上。姐妹们辛苦中的乐观精神与情绪调节方式，皆得到全方位的透视。
    作为一种非文人化的书写范式，《溪风絮语》呈现出一种朴素的光泽，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其实就是一个村庄的喜怒哀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对于读者而言，其实就是落定在大地上的诗和远方。毕竟，自由者渴望相遇、相知，在相遇和相知中被打动，在被打动时体验生命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