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取诸物,返观自身:鱼禾散文的内省型特质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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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取诸物,返观自身:鱼禾散文的内省型特质
刘军
19世纪的罗曼•罗兰曾说过这么一番话:“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烁而已”。早年与之遭遇,并无太深的撼动,如今重提,对照康德所言的永恒的星空之说,渐有所了悟。光明也好,星空也好,皆基于人类的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普遍的价值认同以及随社会历史发展衍生而出的更高的价值预设)而发声。这一价值体系恰恰构成了人类文明得以前行的基石。若再延伸一下,会引出这么一个问题,谁是这一价值体系的维护者?是科学么?还是威权地位的政治力量抑或作为杰出想象力载体的艺术?基于我个人的理解,它们可能为触动力量,却非决定者,担负这一体系真正守夜人角色的恰是哲学和文学。哲学与文学之间,哲学为腹,文学为胎,遗憾的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零余状态,主要指的是哲学被哲学史研究所替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围城困境,深刻如鲁迅,毕其一生,始终在和内心的鬼魂拼杀。而在当代文学谱系内,哲学化显明的史铁生作品,内化的精神资源唯有佛教哲学和存在主义。
时至今日,现代性问题依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写作的藩篱所在。针对何谓现代性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吉登斯、福柯、利奥塔甚或部分中国学者,阐发各有侧重,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启蒙与理性、历史阶段与社会组织范式、叙事方式与意识形态、制度模式与生活模式等等,成为不同的基点所在。这些基点不过是某种量化及精确化的结果,如果加以综合和抽象,总的指向皆涉及价值观念层面,即表征社会历史进程某一特殊时期的价值体系构建。文学领域内的现代性其实是个弹性甚大的取值空间,其下限为人类业已确立的基本价值准则,诸如真理之追求,理性之确立,个体尊严和价值之尊重,公平正义之诉求,独立与自由,个人本位与主体性意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等等。比较而言,这一些准则与封闭性的前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伦、美善、雅正、忠恕等准则差异明显。向上一格,则为对终极价值的叩问以及终极关怀的建立。诉诸当代文学写作实践,如果说尚有一些作品达成了对现代性下探空间的触摸的话,那么,相关向上一格这一空间,则如山中之竹、水中芦苇,表面鲜活质感,内中却是中空。
若以体裁类比,在现代性的自觉层面,散文可谓最为迟滞。阅读市场上热火的青春类、哲理类、美食养生类散文且不言,严肃的散文随笔之创作,也大多停留于叙事的酣畅、经验观照的准确、历史材料的再解读层面。为了趋于某种极致,一窝蜂地在自留地里实验个性化色彩的鲜明。个性化倒是有了,但是基于自由精神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性依然未形成轮廓分明的形状。换一种说辞,当下的散文作者过于注重确定性的要素,而对于超出经验的不确定性要素,诸如先验、超验、精神洞穴的深处等,却畏手畏脚。功利的或者说及物的写作范式占据统治性地位,内省式的自我解剖,远取诸物返观自身式的自我拷问,依然鲜见。
2012年,作家鱼禾推出了其读书随笔集《非常在》,在此之前,她还相继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子,《摧眉》与《相对》,两部集子汇聚了她在报纸上写就的专栏文章,其中包括读书短扎,行走文字,生活感悟等,形制相对短小,宽度也尚未形成。而到了《非常在》这里,陡然转入才情勃发、个性十足的写作通道。这部集子所展开的恰是对西方现代五位杰出女性作家的精神辨析旅程,借助《非常在》,鱼禾致力于厘清她们掩藏于话语漩涡之后的现代性,并以此为基点,透视写作、女性、性别、人性的秘密。这部读书随笔集子,充溢着内在的紧张和对峙关系,且文字的奔跑始终在高位运行,并以其幽深,以其精神探险的品格,进而确立了自我写作的内向性写作范式。《非常在》之后,鱼禾转入长散文写作的通道,刊发于《人民文学》《十月》《莽原》等刊物上的作品,篇幅大多在万字以上,像《父老》则长达两万字。长散文的写作形态,考量的是作家的叙事能力和结构能力,当然,这些能力对于功力深厚的作家而言,不在话下。
如果说《非常在》凸显了更多思辨和形而上色彩的话,那么,鱼禾近些年来的长散文写作,则转向了经验凝聚的领域,亲族叙事,童年经验,行走体验,身边的洞见,等等,繁多的经验再现楔入不同的篇章之中,它们也构成了差异性互补的关系。如前所述,基于散文文体对真实性的特殊要求,经验性书写几乎覆盖了散文写作的全部天空。进一步来谈,书写方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向内凝聚体验的鲜活度和真实度,并在经验观照中形成自我反思的镜像,以此认识自我,洞见灵魂的悸动和摇摆。完成体验的凝聚,就意味着进入优秀作品的行列,再往前跨入确证主体和自我意识的境地,则具备了杰出作品的品格。人类是由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个体越真实、丰富,担负的矛盾越多,则越能够表征出人的特性和本质。黑格尔提及的独特的“这一个”概念即包含此义。“认识你自己!”,德尔菲神庙上的这句箴言不独是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对于现代散文来说,亦为关捩所在。
纵观鱼禾的长散文系列,体验的浓烈的后面,不同程度地具备了精神内省性的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文本的深层纹理所在。下面按照我个人的喜欢程度,逐一对其具体作品展开细读。系列散文中,最符合个人欣赏口味的是《失踪谱》(《莽原》2015年第1期)。之所以使用欣赏口味这一术语,概出于欣赏和批评的差别所在,欣赏口味的形成借助于阅读实践,而批评标准的形成则取决于理论训练,因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的审美启蒙,使得个人的欣赏口味趋于现实关怀和历史深度。这部曾获得《莽原》年度文学奖的作品,讲述了家族史中六位失踪者的人生片断,人生故事的奇异性,情节的中断与空白,历史与现实经验的融入,这些因素皆是小说的敏感点所在。鱼禾在处理这些要素方面,避开了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避开了因为往事的苍茫所需的虚构的补充,而致力于情境关系的有效性建构上面。身患重症的父亲,在病床上的讲述,体力的不支加上对亲人讲出这些故事的强烈念头,决定了去繁叶而留枝干的叙述形态,而故事的另一个讲述者——“我”,则努力忠实于故事的原生态,忠实于父亲的记忆。故事中的家族失踪者横跨大半个世纪,从爷爷辈到父辈再到“我”这一辈。灾荒、战争、逃难,女人的附属性地位,极左年代异化的激情对个体的抽空,个体的本能性恐惧与自我僵化,情爱的虚空性。这些因素构成了失踪的现实刻度,尤其是前五个亲人的失踪,兼容了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战乱对底层民众的摧毁性、宗法社会下的香火情结、狂热年代中被恐惧感紧紧束缚动弹不得的个体、女性生存难度的极限这些要素。被照亮的记忆图景一直被压缩在父亲的心魂深处,通过讲述,它们的重量转移到作为后辈的“我”的身上。在现实关怀和历史深度层面,这部作品以一个一个鲜明的节点,承载了于历史烟云中个体悲伤、绝望、恐惧、无奈的行进命运。所抵达的境地,如同文本中“二奶奶”在房顶上哭泣的细节,这是一位女人最无奈、最悲伤的哭泣,也是整个北中国哭泣的颜色。这种人本的哭泣在当时可能无法穿过村庄,而时至今日,一定如钢针一般刺入受众的内心。另一方面,家族记忆的延伸,在本质上就是自我来处的延伸。心里住下越来越多的人,自我的颜色方越来越趋于清晰。在讲述失踪者故事的同时,作家也不忘省察自我血脉的颜色,比如蒙古人的长相,家族中的逃离基因,性格上的要强和自我担负性,这些另外的纹理镶嵌入文本,隐约可见。在鲁院学习之际,鱼禾曾就现实观照与个人体验问题言说道:“作为以特殊的文字方式呈现思想与情感的这么一些表达者,有没有为人间真相立此存照的勇气和能力,有没有把目光看到根子上的洞察力,有没有经得起时间和常识检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个,或当理解为现实关照的题中要义。”对照这个发言,我们可以体察她在《失踪谱》中所呈现的力度。也应该看到,作家在这部作品中讲述“我”的恋人失踪小节中彰显出的弱势性,即情境关系的弱化和讲述自身的闪烁其辞。我并不怀疑作家的坦诚,出现这个情况,很可能与作家对情爱关系的理解尚不够自信有关。
《父老》(《人民文学》2013年第2期)是作家的另一篇重磅文本。作品同样有着双层结构,第一个层面凝聚了情感的深广、自我的担负以及对父亲一生的回望。作为女儿,父丧之痛如同根子上的血液被斩断一支。恰如结尾处作家的陈述:“他留下的缺口深不见底。我还在这里,我在一豆烛火前给自己把脉。……这是血的刻度:沉浮迟数,温凉寒暖,一切俱在其中。”为了支撑起情感的经脉,作家在处理上采用了入乎其内且出乎其外的笔法,父亲病重的前后因果(这一层叙述又兼容了投射性的现实关怀,包括家乡化工厂对河流、庄稼、村庄的侵蚀,医院作为机构视病人如机器),最后光阴里“我”和父亲倏然进入相互特别需要的境地,父亲性格的立体性(包括父亲的痴,父亲的闲散,以及作为承担、延续乡土道义公正符号的父亲),以上这些为入的因素,出的因素则包括,“我”对医院其他病人的体察,对舅舅因同样病症故去的叙述,还有就是与父亲的病而被关联到的“我”的生活和学习。王国维先生曾言及,入乎其内,故有深情,出乎其外,故有高格。写父亲的优秀篇章中,我曾读过两位男性作者的散文,北岛的《父亲》以及玄武的《父子多年》,或许是缘于性别的区分,他们的书写更多的重心放在理解层面,而鱼禾的《父老》核心基点在于深情。文本的第二个层面隐秘地藏于另外的角落里,也藏于作家的另一篇散文《放疗病区》的末尾。临终的诀别,死亡的羽翼乍然落下,虚空如巨石般压覆过来,诵出的佛号,写于灵棚处的挽联,皆是某种心理的安慰。在这里,死亡作为哲学问题涌现至目前,至笔下。打小开始习染的无神论难以逼视死亡的虚空,终极关怀的丧失导致了肉体被孤零零地摔落。作家在这里也坦露了自我的茫然与无助,并将其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推至读者的面前。未经历生死诀别的人不值得与之谈人生,死亡既是一种重击,也是一次针对何谓关怀的自我教育和他者教育。
《乡愁,或另一种乌托邦》(《散文选刊》2015年第2期)与最近几年风行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主题有所重叠,但也有不同之处。在江西作家江子笔下,在安徽作家江少宾的散文里,或者触及人事的凋零,或者触及田园将芜,祖屋坍塌的状况。而鱼禾笔下的乡愁,则指向离开之地,故乡——淇河岸边的村庄,大学校园,包括正寄寓其中的伊城,皆是书写的对象。同时,这一乡愁也是多维度的,包括对故去父亲的思念,对母亲单身一人居住于故乡的牵挂,对弟弟的忧虑,对复旦校园的回想。这一篇章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对故乡人心荒芜的准确勾勒上。富足之后的玉表姐,晚上数钱时候的空落,让读者体察到时代进步指数背后的暗面。《吸引》(《十月》2015年第2期)写的是一次盐湖之行。让我们体验到旅行文字的魅力所在,旅行文字和旅游散文乃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旅游文字多为观看和介绍,而旅行文字则指向内在的自我。亚洲腹地的云朵、天空、大地,它们的色彩、形状,盐湖的滞重,德令哈夜色的悲凉之意,呈团块状进入作为旅行者的“我”的内心,涤荡了尘世中的俗念。重要的不是抵达哪里,见过什么,而是完成一次身心清空的过程。这种纵浪大化中,自我洗濯的体验,在《独坐敬亭山》那里,在柳宗元的独钓中,在张岱湖心亭赏雪的过程中,皆为我们所熟悉。当然,它也有着陌生的一面,即通过繁复的散文笔法,这种洗濯体验棱角更丰富,枝叶更繁茂。
《驾驶隐喻》这篇长散文曾获十月文学奖,并被《散文•海外版》转载。人与钢铁汽车的渐趋一体,人车与道路间的关系,汽车自身的曲线存在,构成了这篇散文的主体内容。《十月》之所以看重此篇文章,我的判断在于其提供了某种异质性的存在。汽车作为工业社会的代表性符号,作者以人学视角写其动与静,并赋予部分的主体性。无论是题材还是处理方式,在当代散文实践中,皆是罕见的。不过,就欣赏过程而言,这一篇我读下来并不顺畅,过多的隐喻修辞,使得文本漂浮起来,个别章节有点过于玄虚,因此,缺少与生活经验间的贴合度。使得我想起了国内刚刚兴起的公路类型片,过于注重人、载体、道路以及相关故事的必然性,而忽略了与出行相关的偶然性因素。而偶然性的聚合,则与他种洞开的深刻性密切相关。
除上述作品之外,鱼禾还写出了《逃离》《悬空:我的梦中居所》《孤立》《地图》《高原反应》等长篇散文。或者触及住所之变,或者叙述了血液中逃离的冲动,或者对生活在他处一往深情,或者袒露自我叛逆、喜独在的性格内因。概而述之,生活在都市深处的鱼禾,对日常生活保持一份敏感、疏离、远视的心怀,并常常带着一颗省视之心上路,在自省中,剥离多余的附着,以省察女性、婚姻、亲情、自我来路、独在、身心清空的秘密与意义所在。这使我想起艾略特的经典诗句——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同道/通过那扇不曾打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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